9 存异求真和化异趋同

9.1 相同和相异

相同和相异是对事物关系状态的界定。相同是指事物之间同质同体、同源同向、相互依存、相互融入的状态。相异是指事物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状态。相同和相异的界分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需要。需要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的状态及成因时，我们会将城市和乡村看成是具有不同体制特征、不同结构特点、不同资源条件、不同政策系统、不同运作机制的两个相异的事物，从相互之间的差别、矛盾和冲突中分析原因、找出根源。需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对策时，我们会将城市和乡村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将二者看成是具有同一属性的事物，从二者依存和融入的条件系统中寻求实现一体化的对策和路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异是同，依思维路向而定。思维指向分析时，同中求异，异中析因；思维指向综合时，异中求同，同中合成。

根据事物相异的不同状态，我们可以将相异分成不同的类型。（1）同一系统内的异己性相异，譬如人体内的病菌毒素，政府机关的贪污腐败，这种相异是与主体性质不相容的排斥关系。（2）同一系统内的差别性相异，譬如同一树林中各棵树木的差别，同一国家中各个阶层的差别，这种相异是同类之间的差别关系。（3）不同系统之间的敌对性相异，譬如二战时期的苏联与德国，中国与日本的交战双方，这种相异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4）不同系统之间的并存性相异，譬如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相异，中国社会制度与美国社会制度的相异，这种相异是相对独立的并存关系。

不同类型的相异有不同的相异机制。排斥关系的相异是相异各方互不认同，主导权上的你争我夺是主要态势，相异机制是争夺机制。敌对关系的相异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置对方于死地的斗争是主要态势，相异机制是消灭机制。同类差别关系的相异是大小多少、长短高低的差异，相互竞争是主要态势，相异机制是竞争机制。并存关系的相异是不同系统之间并列关系的相异，是同一层面上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的并存关系，和平共处是主要态势，相异机制是并存机制。

相异关系与相同关系、相异机制与相同机制交织在一起，使事物之间的关系呈复杂多变的态势，给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带来了迷茫和困惑。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理办法会引导事物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用分异的单向思维看问题，会将相异绝对化。用消灭机制处理敌对关系，必然是赶尽杀绝；用争夺机制处理排斥关系，必然是恶斗不止；用竞争机制处理差别关系，会走向两极分化；用并存机制处理并列关系，会互不来往。如果用融通的双向思维看问题，异中求同，就可能在敌对关系中化敌为友，在排斥关系中化异趋同，在竞争关系中相互合作，在并列关系中互通有无。

其实，相异和相同都具有合理性，异和同对应着不同的合理区间。异体现着事物的个性，是事物具体的存在形式；同体现着事物的共性，是事物抽象的存在形式。事物千差万别，以各自特有的本性和方式存在，这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人们通过抽象思维，将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归为同类，以类别定义事物，层层抽象，层层定义，将千差万别的复杂的客观世界抽象成人们的思维可以把握的简单的主观世界。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体现个性差别的“异”具有真实的理性，体现共性的“同”具有逻辑的理性。当我们说人的时候，思维、劳动、创造的属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形成了人的定义。当我们说男人和女人、上海人和北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时候，又以不同的属性特征形成不同的定义。当我们说某个具体的人时，我们会以他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学历、身高、体重等具体的属性特征来定义他。在有关“人”的同一个概念序列中，概念的层次越高，越具有共性；层次越低，越具有个性。每一层次的抽象，都舍弃了个性的差别。从真实的意义上讲，越是低层次的个性，越具有真实的理性，真实的理性寓于个性之中。从逻辑的意义上讲，越是高层次的共性，越具有逻辑的理性，逻辑的理性寓于共性之中。

异和同对应着不同的合理区间。异对应的是真实的理性区间，这个区间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个性特质的定义范围。同对应的是逻辑的理性区间，这个区间是一事物归属于类事物的定义范围。当我们认识一个具体事物时，我们的思维路线是从上下两个方向推进的，从上的方向是把这个事物放在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去分析比较，用高一级的概念去认识这个事物的类本质；从下的方向是把这个事物放在比较微观的层面去观察解剖，用低一级的概念去认识这个事物的个性特质。

真实的理性和逻辑的理性是互补的。真实的理性强调“异”，没有“异”，就没有个性，没有特色，就失去了理的真实性。逻辑的理性强调“同”，没有“同”，就没有对共性、对本质的认识，就失去了理的逻辑性。“异”把人们的思维引向微观，“同”把人们的思维引向宏观。真实性和逻辑性、微观和宏观、具体和抽象、个性和共性、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与互补，是思维把握理性的关键。

国家内部各阶层、各群体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交织叠加在一起，这种生态关系中相同和相异的界定同样是错综复杂的。治国要治得井然有序，理政要理得政通人和，必须找到相同和相异的生态结点，在此结点上或存异、或化异，或联合中求同、或融合中求同。否则，人为地、强制地划分敌我，必然引致国民关系的错乱和国家的动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逻辑中，敌我矛盾被人为地固化在阶级成分上。我们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阶级成分，形成了以资本家、地主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被视为敌我矛盾。其实，这只是社会复杂结构的一种分类方法。如果按照是否爱国为标准进行分类，资产阶级中有不少是爱国的，无产阶级中也有不爱国甚至叛国的。如果按照道德标准进行分类，资产阶级中不少是诚信善良的名流绅士，无产阶级中也有地痞流氓。分类的标准不同，同一种人的类属也就不同，谁是同类，谁是异类，依类属关系而定。我们只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成分判定敌我，并将其子女亲属株连在内，使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态人为地分成两大阶级，并将它们之间的斗争模式化、绝对化、长期化，势必人为地制造敌人，将同质元素异质化，造成国民关系的错乱，道理讲不通，敌我分不清，最终导致国民之间亲非亲、友非友、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相互敌视的意识不断滋生蔓延，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整体紊乱。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个人的亲友关系中有从政的、经商的、做工的、务农的、教书的、海外留学的，各种关系属性都会对他产生影响。社会上“仇官”、“仇富”时，他会联想到自己做官做老板的亲友，从这些亲友的行为品行中判断这些官和富应不应“仇”。报纸上看到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看病难的报道时，他会联想到做农民工的亲友的境况。这些联想，都会对他的立场和观点产生影响。不管这个人是市长还是市民，他都处在各种关系的结点上，各种关系对他来说是相同还是相异，取决于这个结点上实时性、实事性的界分，在某个时点、某个事情上可能相同，在另一时点、另一事情上可能相异。现实社会中，无论用哪一种标准（党派、身份、贫富、学历等）划分人和人之间的异同，都是片面的，都不能以此为纲，也不会纲举目张。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同一个军队按说是最有同质性的集体，下级对上级的认同度是最高的，然而，当军队变质时，或上级军官的行为使下级军官忍无可忍时，军队也会发生兵变。这说明，同异的界分不取决于外部强制的力量，而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生态关系，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无条件地、强制地要求别人认同，也不可能持久地强迫别人分异。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指强制状态下相同和相异的规律性变化，这种变化说明强制力量不可能改变国家共同体分合的一般规律。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对真理、道德、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是在社会自然生态系统中经过长期的比较、竞争、融合形成的共识。优化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减少人类为文明进程付出的血腥成本，使社会文明进步人性化、自然化，是当代人的责任。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下的个性化，一方面是经济、政治、文化潮流相互融合的一体化。个性化是存异求真，一体化是化异趋同。如何在存异求真的基础上化异趋同，引导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向人类的共同理想推进，是社会制度竞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