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举措

随着中国进一步迅速发展，中国未来的国内国际定位也开始逐步清晰。中国的国内定位是，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201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最大的市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长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的，中国的世界定位是：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东亚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确立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2020年，进一步成长为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准世界大国；2050年，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通过全面参与、全面创新为世界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使中国倡导的各国平等相处、各种多样性自由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出积极效应。这样的定位决定了，中国进入了全面融入世界、全面参与国际制度、全面参与东亚一体化的时代。

中国软实力必然在实现以上战略定位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作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软实力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提升，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积极发展，随着中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中国软实力也迈出国门，对国内外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正在成长为软实力的多元中心。对照中国的战略定位及其软实力资源的现状，中国软实力依旧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国发展开始产生进程性效应的同时，结构性效应的解决需要软实力支撑，更需要软实力的冲击。概言之，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需要重点关注软实力。当前，如何形成中国真正的软实力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着力思考的重大议题。笔者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软实力，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强调硬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着力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学会运用硬实力，加大硬实力的投入，加强硬实力的投射能力。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中国软实力尤其是其文化、思想、发展模式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强调软实力建设是对综合国力、国家实力概念的创新而不是否定，就像我们呼吁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并非意味着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布局一样。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增强硬实力的首要价值。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健康推动力量。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十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除非我们改变运用硬实力的传统思维，加大对重要国际活动及国内文化建设的物质支持力度，通过实物投入提升软实力的辐射能力，为中国软实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成为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的直接推动力，以文化优势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中国文化正在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因素。我们必须首先将弘扬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乃至基本国策的高度，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同时通过文化开放、大力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其次，要勇于并善于占领道德高地。中国客观上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强大压力，需要以自身的文明价值观化解西方的战略图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始终面临着软硬围堵的威胁，需要营造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文明圈；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道德高地对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无须强调。中国提出的和谐理念初步体现了占领道德高地的战略意图。在民主政治等问题上，我们应该像应对人权问题一样勇于展开国际对话，进一步加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内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再次，要意识到文化产业化的重要性，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其率先完成现代化、实现与现代科技和市场结合、全力在世界推广密切相关。产业化程度不够、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的核心因素。最后，要在观念变革上进一步挖掘传统要素，将观念变革建立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

第三，优化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其启示意义正在引发全球性辩论，并毋庸置疑地转化为中国的重要软实力。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中国软实力能否持续提升并最终获得普世意义。但如前所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中国决策者也正在制定和实施应对其负面效应的经济社会战略。当然，中国模式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创新的历程之中，迄今我们对它的认识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可以说，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所存在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并对此加以重点研究，优化和完善中国模式，事关中国软实力的未来。

第四，强化国际制度的参与能力，争取发挥主导性角色。总体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提高，而后者尤为迫切。必须加强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议程设置能力，以更活跃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的重大活动，不仅着眼于本国战略利益的维护，更强调本国利益和全球性利益的结合，以体现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其二，中国要真正地发挥全球与地区性大国的作用，就必须在国际制度中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尤其是要提高在主要经济性国际制度和政治性国际制度的资金份额，以此作为缓解他国疑虑、提高中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其三，加强东亚国际制度创新的力度。中国的地理位置、地区性大国的定位及其未来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东亚国际制度建设的积极促动者乃至主导推进者。尽管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但中国缺乏观念创新与制度建设的结合能力，未能将中国的影响力转化为制度化建设，推进地区国际制度建设的手段显然不够。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地区性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更大的勇气和前瞻眼光推进制度化合作，将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繁荣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构筑起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

第五，以国内形象建设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进一步改善。国际形象建构取决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而软实力建设更强调国内因素的促动作用。中国要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提升，确保政治稳定、文化繁荣、落实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从而构成中国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近年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如干部任用制度、任期制度、问责制度、听证制度等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国家制度建设议程越多，制度创新步伐越快，越体现出国家制度建设的不足，未来的国家制度建设成效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外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实际上，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任，在国内树立亲民、民主、廉洁、高效的正面形象，积极保护中国的公民权益及在海外的利益。

[1] 本文系作者所主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项目“中国软实力研究”调研成果之一，曾在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进行过广泛的调研，完稿于2007年1月1日。本文曾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2007年第13期，供中央领导参考。本文部分内容曾以《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报告》为题刊载于《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5～26页、第3期第37～46页。以此为基础，笔者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全面分析中国软实力的著作《中国：软实力方略》（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进行的中国软实力建设研究获得了中央党校首届（2010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的资助。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3]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

[4] Joshua Krulantzick，“China’s Charm：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Policy Brief，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o.47，June 2006，pp.1-7.

[5]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 2，Summer 2006，pp.17-36.

[6] Joseph S. 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53-171；Joseph S. 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pp.29-35，p.188，p.297；Joseph S. 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12；Joseph S. 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1-33.

[7]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一章。

[8]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