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决中等收入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政策、实践与案例研究

为了找出相关的政策来解决不断恶化的不平等问题，有必要简要谈谈已经在改善不平等现象方面取得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找出它们成功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所上升。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21世纪的前10年，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同时，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却在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所下降，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但这种大规模的下降依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不平等程度的改变由人均收入来进行测量，在基尼系数中有详细规定。具体情况如图1。

图1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前10年，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

说明：以上平均值均为加权平均数，平均值a包括所有国家，平均值b只包括21世纪前10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国家。
资料来源：Lustig，N.，et al.（2011），“The Decline in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How Much，Since，When and Why”，Working Paper，No.118.Tulane University，Canada，Figure 2。

图2 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程度的降低：2000～2009年（每年变化的百分比用基尼系数表示）

说明：该表摘自Nora Lustig（2011），“Markets，the State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atin America：Argentina，Brazil，Mexico and Peru”，UNDP。

不平等程度下降最为明显的是阿根廷和巴西，智利也很明显，如表4。

表4 所选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呢？

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而言，外部的贸易环境无疑变得更有利。从21世纪开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对于进出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地区出口占GDP的比例在1995～2007年间，从13%涨到了26%，主要受益于物价的大幅上涨。另外，外部融资变得更加容易，2004～2007，拉丁美洲的资本流入大幅增加，最明显的是投资组合大量流入私有板块，地区股票市场的股份和证券投资有了长足发展^[25]。以上两个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强劲恢复，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21世纪前10年的增长速度都有所提升（巴西目前GDP的增长速度为7.2%，阿根廷为9.2%）^[26]。这为减贫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段时期内，这些成功的国家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简要审视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而加以理解。

就阿根廷而言，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挣钱）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不平等程度的减少中，有70%可以归结于这个原因。这似乎因为更多的失业人士随着阿根廷的加速发展而有机会入学接受教育；同时通过更注重工人的技术培训，使得技术工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提高（由此减少了90年代盛行的“技术溢价”，当时只有少数有技术的工人有这个优势）；还因为国内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投入的减贫计划——特别是实施了大型的现金定向转移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2002年后推出的Jefes y Jefas de Hogar Desocupados（帮助失业的当家做主的女性和男性）计划^[27]。这个计划主要向女性当家做主的家庭转移现金，作为回报，该女性需在小企业工作，或是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也可以为社区项目工作。这个计划覆盖了200万人口，占到全国预算的5%。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测，该计划大力促进了国内减贫工作的快速发展，贫困率从2002年的9.9%下降到了2005年的4.5%。

巴西和阿根廷有一些相同的促进因素，例如，工资不平等的降低，但与阿根廷不同的是，工资不平等的降低更多与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减少相关，特别是初级和中级教育。例如，整体的教育不平等程度从2002年中期的0.45下降到了2007年中期的0.441。区域性不平等似乎也因为大城市和小城市工资差距的缩小而下降^[28]。公共转移也非常重要，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定向有条件现金转移和现金转移计划覆盖面而显现出来，主要的现金转移计划有广为人知的Bolsa Familia and Beneficio de Prestacao Continuada（巴西养老金计划）。

巴西和阿根廷都有一些共同的促进因素。

在21世纪最初几年，有技术的工人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开始上升，高于90年代的水平，因此技术溢价开始跌落，收入不平等也开始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由于缺乏技术工人的教育有所升级而得以加强。我们清楚地看到，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可以减少教育不平等程度，并由此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现金转移在解决不平等程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在2000～2007年间，阿根廷的财政政策更注重再分配问题，因此将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4.8个百分点。如果将非现金转移（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推算值）包括在计算中，阿根廷财政政策实际上将净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12.8%^[29]。另外，现金转移也将赤贫率减少了63%^[30]。同样的结论也可以从巴西的现金转移计划中得出：例如，2006年的一项调查分析了2000～2006年间巴西不平等程度的减少，结论是不平等程度减少的1/3都可以归因于政府的现金转移（养老计划和Bolsa Familia计划）。

以穷人为目标的大规模现金转移得到了大量使用，这也依赖于社会开支结构的增加和变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社会支出水平都在上升，巴西和阿根廷的社会支出占GDP比例已经达到了15%～20%，这个数据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水平接近。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支出的结构变化很重要，支出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教育等领域^[31]。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税收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特别是从2002年以后，税收政策带来的收入促进了现金转移计划的发展。这些政策变化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特点，中央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在1990～2000年间，从15%上升到了17%，2007年达到了20.2%。巴西和阿根廷尤为明显，2002～2007年间上涨了9%。虽然这种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所谓的“意外之财”，也就是说税收增长是因为全球物价上涨；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税基的扩大、直接税（如个人税和公司税）和间接税（一般指增值税）的增加，以及为减少逃税现象而做出的努力。截至2006年，巴西和阿根廷的税收水平已经接近日本和美国等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收入的增长与削减外债共存，阿根廷和巴西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了大笔债务。

在审视了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于21世纪前10年的案例后，我们有证据得出以下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合理的GDP增长，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以及减贫是可以同时取得的目标。同时取得这三个目标，能满足包容性相对较强的增长模式（麦金利对此下过定义）的要求^[32]。如果在其中再加入减少教育不平等性这一目标，就可以开始向着包容性更强的增长模式（坎波尔等人对此下过定义^[33]）迈进。

基于对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国家的评估，再引入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增长—不平等—贫困三者相互联系的结论，究竟在哪些政策领域可以进行某些改变，来解决目前中等收入国家中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且达到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增长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