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侵华战争与战俘劳工问题
第一节 日军在华侵略作战与战俘问题
战俘是战争的产物，要了解战俘，先要了解战争。要研究中日战争的俘虏问题，必须研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代史上多次侵华战争中最疯狂最残暴的一次，也是其以失败告终的一次。这场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中国人民顽强抗击，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战争的最终胜利，并不等于战争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胜利，更不可能是每个战役和每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上、装备上、综合国力上都处于弱势的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曾多次失利。中国军民遭到许多重大损失，有不少抗日军民被俘、被捕、被抓，关押进日本设在中国各地的战俘劳工集中营。因为华北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抗击日军的主战场，也是日军残害中国军民的重灾区，与华中、华南地区比较，日军在华北抓捕的中国军民较多，设立的战俘集中营也较多，所以，本章以华北地区为重点，对中国抗战各个阶段中的重大战役与战俘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 局部抗战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虽然东北军民进行了自发的抵抗，但中日之间没有进行像样的决战，日军只俘虏了少数中国军人。1933年日军侵犯热河、察哈尔和长城各口，中国军人进行了榆关作战、长城作战、冀东作战、抗日同盟军的察东战役等数次作战，战役虽然打得很激烈，但双方的战俘很少。在华中的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进行了淞沪抗战，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日军开始进攻闸北、吴淞、江湾等遭惨败。后组建上海派遣军，增兵达10万，而当时的十九路军（含第五军）只有4万余人。日军对淞沪地区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浏河失陷、无兵增援的情况下，退守第二防线。日本看到短期无法在上海得手，担心过早地在国际上被孤立，于是也撤回预定防线，在国联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此役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日军战死769人，负伤2322人；中国军队牺牲4270人，负伤9830人。[1]但由于中国军队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转移到第二防线，所以被俘者很少。
此后东北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东北义勇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进行以游击战为主的局部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在东北战场战死、病死、战伤、冻伤者达17万人以上。[2]但东北地区始终没有进行大的战役，日军也不可能大批俘虏中国军人。可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虽有日军使役中国战俘的记录，但在现有资料中还没有日军在中国建立战俘集中营的记录。
二 战略防御阶段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日本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入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动用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平津失陷、淞沪告急，也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又独立自主地进行着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平津，然后分三路，沿平绥线、平汉线、津浦线大举进攻华北。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的主战场。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了平津作战、南口争夺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豫东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以血肉之躯阻挡、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特别是台儿庄战役，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3]但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导致半壁河山迅速沦丧。到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时，已把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一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余公里，并占领了一批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4]由于国民党军是节节抵抗、节节退却，所以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主力并没有遭到围歼和击溃。
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对日作战1600余次，歼敌54000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苏南、皖中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极大地钳制了日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5]由于八路军采取的是山地游击战、破袭战，所以既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长生口等地作战的胜利，也使得主力损失并不大。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伤亡较大，据有关统计，16个月，中国军队伤亡110万，[6]如果被俘人员按伤亡人数的1/4计算，约有27万，实际情况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多。
在华北，设立最早的集中营是北平的战俘收容所。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10万官兵在平津各地抗击日军，7月27日，日军扩大战争对二十九军发起进攻，仅一天作战二十九军就被重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众多官兵以身殉职，留守的两个保安旅，一个旅突围中被打散，一个旅被骗改编，8300余人被俘虏或被解除武装。7月29日，参加通州起义的冀东保安队两万多人，只有4000多人撤到保定，近万人被抓被俘被解除武装，初步估计，平津作战中国约2万军人被抓被俘。于是日军先把南苑、北苑、西苑、丰台、通州等地的兵营作为临时俘虏收容所，后又将战俘集中到西苑集中营。[7]
在华中，淞沪会战是中日战争中第一次规模最大、具有决战性质的战役，历时3个月，日方投入30万兵力，中方投入70万兵力，日方伤亡4万余人，中方伤亡25万人。[8]在之后的南京保卫战中，日方投入约10万人，中方投入约15万人。在作战损失方面，日方伤亡为1万人左右。而对于中方的伤亡，据日本上海派遣军统计，中国军队战死84000人，被俘10500人。而据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孙宅巍几十年的考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损失10余万人，其中约9万人是放下武器被屠杀的中国官兵。[9]
徐州会战（包括豫东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10余万人，日军伤亡约3.2万人。[10]武汉会战，日军公布自身损失3.55万人，国民党统计日军伤亡为25.6万人，数字相差很大，根据日军被俘人员交代，平均损失为30%～40%，日军伤亡在10万人左右。而中方的伤亡，日本统计为197439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11]以上这四次大战役，除南京保卫战10万将士被害另计，其他三次大战损失达60万人，如果被俘者仍按25%计算，华中战场被俘约15万人，被杀有10万余人，合计约25万人。淞沪会战中在四行仓库掩护主力的“八百壮士”未能撤出上海，而被迫转往租界，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孤军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全都成了日军的俘虏，被分散押往各地集中营。
此后，因为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加之，战争深入，战线拉长，日军的后勤保障需要大批劳动力，日军改变策略，把战俘作为苦力为其服役。日军对俘虏除作战部队就近就地利用外，还逐级上送。华北方面军及直属的日军第一军、第二军及各师团、旅团，于1938年前后，在北平、石家庄、济南、太原、徐州、开封等地建立了战俘集中营，对战俘集中管理和使役，还把战俘送往伪蒙疆和伪满洲国充当劳工。华中、华南日军也在占领的大中城市及长江沿岸建立了使役战俘的集中营。
三 战略相持阶段前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无力发动大的攻势，使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在这一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南昌会战、海南岛及汕头作战、随枣会战、南宁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和两次长沙会战。仅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统计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中国军队遗尸5.4万具，被俘4300人。[12]由此可以看出正面战场的损失仍然很大。但日军进攻的重点却是敌后战场。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
华北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人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人的大部分“扫荡”均遭失败，日军恢复对“面”上占领的目的也未达到，占领区的“治安”进一步恶化。[13]特别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百团大战是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941年1月24日结束，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第一阶段重点对正太铁路进行全面破袭，并攻克了娘子关、井陉煤矿及沿途一些重要车站。第二阶段扩大战果，在破坏敌人交通的同时，重点摧毁敌人深入根据地的据点，先后发动了涞（源）灵（丘）战役、榆（社）辽（县）战役，重点破击了同蒲路。两次打击使华北日军损失惨重、震动很大，日军遂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以打击八路军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于是百团大战又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扫荡”阶段。据八路军总部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数字，仅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三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伪军兵力损失加上晋察冀军区阜王战役毙伤的日军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人，共计5万余人。[14]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15]但由于规模和时间超过了八路军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在日军的报复性“扫荡”中，根据地损失较大，仅前三个半月，八路军伤亡达1.7万人，被毒气伤害2万余人。[16]上万群众被敌人杀害，一大批抗日军民被日军抓捕、俘虏，送进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地的集中营，日军还加强了对这些集中营俘虏的监押和管理。
四 战略相持阶段后期
从1941年初至1943年上半年，是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局，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解除后顾之忧，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
百团大战后，日军认为中共军队是“华北治安战的最大癌症”，“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因中条山地区有近20万“重庆军”存在，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因而决定先发动中条山会战。
1941年4月初，以驻山西第一军的4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为骨干，加上从华中抽调的2个师团，日军集结兵力约10万人。5月6日，日军航空兵首先对西安、郑州周边城市和陇海铁路发起轰炸，5月7日傍晚，从西、北、东三面对国民党军发起全面进攻。仅一天时间，日军就由北插入，全面突入国民党军纵深地带，从绛县攻占垣曲，把国民党军东西分割，层层包围。国民党军陷于苦战，分散突围。日军则层层拦截，施放毒气。至12日，日军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一面封锁渡口，一面“围剿”中国军队，至28日，会战基本结束。日军继续在山中搜查“扫荡”国民党军残兵，直到6月15日。
中条山会战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华北正面战场发动的仅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日方统计，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17]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遗尸？据中国战俘回忆，因为战俘太多，日军不易管理，特别是日军小部队抓到大批战俘时，一是无力供应食物和水，二是担心危及自身安全，便在战场上对战俘进行随意处决。患病负伤、不能行走、不能劳动的，就更难逃过此劫。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称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18]为了利用和管理这些俘虏，日军即在作战地域的运城、临汾、张店等地，设立俘虏集中营，名曰工程队。同时把大批俘虏运往太原集中营、北平集中营。为了往东北输送战俘劳工，还在天津设立了一个战俘集中营。[19]
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1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0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9次，总共69次。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迅速减少，抗日武装力量锐减。1941年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20]特别是1941年8月，日军对北岳、平西的“扫荡”，兵力达7万人，时间达两个月，晋察冀军区率两区军民作战800多次，歼敌5500余人，粉碎了敌人消灭边区主力和党政机关的企图。但晋察冀山区根据地也遭到空前损失，部队伤亡5300人，地方民众伤亡6000余人，2万多抗日军民被抓捕当了劳工。[21]
1942年，华北日军仍为25万人，伪军增至30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1942的“扫荡”超过1941年，1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2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5次，总共77次。而且每次“扫荡”持续的时间延长，各次“扫荡”的间隔时间缩短。[22]特别是1942年春夏，日军对冀南、冀中、太行、冀东的“大扫荡”达到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日军为隐蔽重点“扫荡”冀中的企图，首先对冀东、冀西、冀南根据地分别进行“扫荡”。4月1日，先集中4万人“扫荡”冀东，约2万群众被杀害，2万青壮年被抓捕。4月25日，日军4000余人对冀西的“扫荡”被打退。4月29日，日军集中1.2万人对冀南“扫荡”，使冀南第四军分区遭到重大损失。5月1日，日军集中5万兵力对冀中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冀中军民在两个月反“扫荡”中，毙伤日伪军1.1万人，自身也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队减员一半，地方群众死伤被抓达5万余人。为策应冀中“扫荡”，5月中下旬，日军又出动2.5万人对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进行“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总部直属队几位负责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23]这一连串的大“扫荡”，使数十万抗日军民被抓进集中营，石家庄、太原、北平等集中营人满为患，不得不增加管理人员，搭建临时席棚关押战俘，同时也加速了战俘劳工的周转外送。
在华中、华南，正面战场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监利华容地区作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日双方各有胜负，中国军队取得了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也曾几次失利。浙赣作战，日军虽伤亡17148人，但11812人是因病减员。而中国第三战区军队阵亡达40188人，被俘10847人。仅衢州一地，“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24]监利作战，国民党军一二八师6个旅万余人在峰口地区被日军包围，因一旅长通敌叛变，日军掌握了该军情况，虽然参谋长带1500余人冲出包围，但师长王劲哉和1000余名官兵被俘。[25]
鄂西会战，第六战区10个军抗击日军5个师团，时称“鄂西大捷”。据国民党国防部统计，第六战区在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据日军统计，日军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俘虏中国军人4729人。[26]仅南县作战时，日军第十七独立混成旅团制造的“厂窖惨案”就杀害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民众3万余人。[27]
在以上作战中，日军除建立临时俘虏所外，还把占领区的一些监狱和学校用来关押俘虏，如上海提篮桥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都成了战俘及抗日军民收容所，同时在上海宝山、南京浦口、安徽裕溪口，湖北大冶、安徽淮南煤矿等地建立了使役战俘劳工的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前4个月，日本南方军就占领了东南亚、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杀伤和俘虏盟军30余万人。[28]日军在上海龙华、山东潍县等地建立了盟国侨民集中营，在沈阳、海南、香港、台湾等地建立了一批盟军战俘集中营。
五 战略反攻阶段
1943年秋至1945年9月，是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阶段。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的战略反攻。此时，正面战场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严重失利。
1944初，日军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战略进攻，策划了打通大陆交通作战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先后集中兵力50余万，历时8个多月，这是日军侵华以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共有三次大的会战。
第一阶段会战是豫中会战。日军先后抽调东北、华北及华中地区的兵力，共约4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1个坦克师团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当时河南处于国民党第一战区，该地区部署有8个集团军共17个军，约十数万之众。日军于1944年4月18日发起进攻，到5月25日结束。在历经30多天的会战中，日军打通了平汉线南端，并占领洛阳，虽然国民党军给日军一定的杀伤损耗，但第一战区损失惨重，[29]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30]实际上被俘被抓的抗日军民有数万之多。于是，在豫中会战后期，日军在河南的郑州、洛阳、郾城等地设立了战俘集中营，洛阳集中营最大，设在原洛阳西工兵营，又称西工集中营。日军除在河南当地利用战俘拆铁路、修铁路、筑工事、服苦役外，还把战俘转往石家庄、济南、北平集中营，仅转送到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就有13000多人，其中多数又被押送到日本当劳工。同时日军还把战俘中2000多名营以上军官送往南京，交给汪精卫政权处置。[31]
第二阶段会战是长衡会战。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集结9个师团，使用兵力达17万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亲任湖南作战的指挥。中国军队以第九战区部队为主，计3个集团军，共16个军。会战从5月26日开始至9月14日结束，历时110余天，日军攻克长沙、衡阳等地，打通粤汉线。[32]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是衡阳保卫战。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守军为第十军，辖3个师，约17500人，军长方先觉。6月28日，日军发起第一次总攻，连攻数日不克，一个师团长负重伤，被迫于7月2日暂停进攻。7月11日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守军寸土必争，日军施放了毒气仍不顺利，因死伤严重，于7月19日再停进攻。8月4日，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实施昼夜轮番攻击。6日，日军由西北郊突入市内，双方展开巷战。蒋介石要求方先觉坚守10～15天，而此时守军已经流血奋战48天，17500余人已经死伤16000余人，能参加战斗的仅剩千余人，在师团军官要求下，为保留部下的生命，也为避免日军占领后的屠城，方先觉和几个师长无奈地同意与日军谈判，令部队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据日军记载，缴械的官兵共13306人（大部为伤病员，能战斗者约4000人）。[33]实际上这些俘虏并不都是第十军的，有相当一部是为增援第十军攻入衡阳的第六十二军的官兵。日军占领衡阳后，先在天主教堂、飞机场等地设置了临时俘虏收容所，为防逃跑，后来在湘江孤岛东洲船山中学设立了战俘集中营。
第三阶段会战是桂柳会战。日军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为主，为统一指挥，新设立了第六方面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集结兵力约14万人。中国方面以第四战区为主，集结3个集团军计9个军加上策应部队约10万人。战役从9月上旬开始至12月10日结束，历时3个月，日军攻占了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湘桂铁路和中越交通线。战斗中日军多次使用毒气，不少战士中毒后被俘。据日军第十一军统计，仅桂林作战中国军队就伤亡5665人，被俘13151人。[34]
整个豫湘桂战役，日军集中50余万兵力，进行长达8个月的进攻，终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在中国大陆向前推进了2000多公里，使中国丢失146座城市，失去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入日军铁蹄下。仅萍乡一地被杀者就有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国民党军损失近60万人，其中十数万人成了日军的俘虏，被押往各地俘虏集中营。[35]
进入1945年，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的崩溃。在正面战场，强弩之末的日军打通粤汉线之后，又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即豫西鄂北、湘西战役，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日军虽占领了老河口等地，但损失严重，湘西会战日军伤亡达2.4万人，对芷江的进攻被迫半途而废。此后日军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进行局部反攻，收复广西。战场形势转换，被俘的中国士兵已经很少。在此期间，中国驻印军进行了反攻缅北作战，中国远征军进行了反攻滇西作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阵亡官兵31443人，负伤35948人，也有一些人被俘，遭到虐杀和奴役。[36]
在敌后战场的军民乘势进行扩大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胜利。日军在华北无力发动大的战役，于是，利用“猎兔战术”随意抓捕老百姓，扣上抗战的罪名，先送进战俘集中营，再送往伪满和日本充当劳工。由于日军败象显露，伪军反正的渐渐增多，于是日军对一些伪军失去信任，将其解除武装送进集中营，仅石家庄周围就有7500多伪军被关进战俘集中营，后送往日本充当劳工。
1945年3月，因盟军飞机轰炸，向日本输送战俘劳工的轮船被迫停运。5月份，管理战俘劳工的华北劳工协会解散。各集中营都处于只出不进、人员渐少的状况。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国民党阻挠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而国民党军一时又不能到达接收，各集中营的日军为消灭虐待、奴役战俘劳工的罪证，趁机将集中营的战俘劳工管理档案全部销毁。集中营的中国职员利用职权，放走部分战俘劳工，9月份国民党军进占华中、华北后，对各集中营分头进行了接管。有的被解散放归，有的被国民党军强征入伍。日军在华建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也都寿终正寝。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七七事变之后的八年浴血奋战，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接受投降伪军146万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进行大会战22次，国民党军伤亡320万人；敌后战场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八路军、新四军伤亡58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美元换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37]在死伤的3500多万人中有1000多万都是战俘及劳工。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中有9万人是战俘。据近年核实，日军设在中国的集中营有5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人，加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俘虏收容所、留置场，足有上百个，关押战俘百万人以上。押往日本本土的4万劳工，约2万来自战俘集中营，他们被分配在日本5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日本和欧美专家学者也称使役战俘的作业场为集中营。如果这样计算，日本在中国的军需工业和军事工程，关押和奴役战俘劳工的作业点有上千处，强掳战俘劳工达数千万。就某一个集中营来讲，可能不如欧洲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但关押地和人数并不比欧洲少。日本对中国战俘劳工强掳关押、强制劳动、奴役残害，并不亚于德国。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奉天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达40%；押往日本的战俘劳工死亡率是17.5%，死亡率最高的作业场达65%；伪满洲国一些作业场的战俘死亡率也高达40%。[38]为了保密，日军还在一些秘密军事工程结束时，将战俘劳工全部杀害。日本在中国境内留下的上百个万人坑和无数处乱葬坟就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