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日军对其罪行的掩盖与美化

一 美化集中营的管理

集中营本来是人间地狱，侵略者却把它美化成人间天堂。为了欺骗社会、欺骗民众，日军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报纸、广播、电影等新闻媒体和宣传工具，对石家庄集中营进行过多次虚假宣传。有时是日本军政当局说假话，有时是让宣传媒体作虚假报道，有时则逼战俘写心得、谈体会，然后从中挑出对他们有利的材料去电台广播，在报纸上选登，或印成传单在根据地“扫荡”时用飞机在八路军部队上空撒下，企图动摇抗日军民的作战决心，鼓励向日军投诚。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伪报刊的宣传，看看他们是怎样美化集中营的。

1942年11月17日，伪《新民报》（河北版）曾发表过一个特派员对劳工受训所的巡记，题目是“明朗之天地下 石门市一乐园”。文章一开头就说“石门劳工受训所，乃为被俘虏之苏生机关，被俘虏者有伪军，有八路军，彼等在日军温和之恩施下，无不痛感过去一切错误，而由衷发出愿为‘和平建国，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做出献身努力”，接着这个特派员记录了自己“由一青年俘虏导入会客室，承主管长官会见，寒暄毕，经派员引导参观全所设备，与被俘者之生活实况”，据其讲：“该所现收容之俘虏3000余人，一方面受更生教育；一方面作有技术之工作，饮食起居，均有定时，故全部俘虏不仅安之若素，而且共同自庆将来出路从此得到保证。”“关于俘虏之食品，该所待遇极优，规定午餐为小米饭，晚餐为白面馒头，由俘虏中选出本有厨房经验者50余人，专办此事。最值得使俘虏感激者，则为医疗设备与军病院相同，举凡有病者，立予诊疗，就其征象轻重，使之入院安心治疗或令其暂停劳作。”^[20]看了前面战俘劳工在集中营的回忆，再看这个特派员的报道，就可知其宣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石家庄集中营可能有50人做饭，那是因为营中关有3000余名战俘，一个伙夫要做60个人的饭，而且是手工土灶，可以想见工作量有多大，也可想见战俘伙食有多简陋。战俘劳工如果真有那位特派员所述那么好的伙食条件和医疗条件，5万战俘劳工就不会平白死去2万了。

除了记者的虚假报道，日军还借一些汉奸、叛徒之口来欺骗社会。伪《石门新报》1942年3月12日刊登了一个共产军工作人员致家属的信，报纸借这个战俘之口说：“我在这里盖着厚暖的日本式被褥，一天有10个钟头睡在温暖的屋子里，吃两顿白面馒头，就着一大碗猪肉汤，有工夫时，还学着日本话，长官并且教给我们文字，听听无线电，或是话匣子，再就是做体操、跑步、值班，完全就是军队的生活。在这里待了两个月，我才知道日本军对我们怎么样，他们决不责备在党的人，这里已将从前的事忘却，不拿着枪。象我们这些模范生，在胸前都带着红色和黄色的布，时常去给大工厂搬运货物，有时所给的工钱，除掉吃饭外，还可以余下烟卷钱，加上我节省的用钱，连烟卷也不抽，把那钱全都存在指导官那里，因为这好几百人里仍有犯小偷毛病的。我现在很胖，照镜子时我自己都笑了。在八路的时候，我不能回村了，我打算给你写信，你不用惦记我，这里医务室、疗养室应有尽有。我给你写信，要叫早先的伙伴知道了，我们家里一定要遭灾。你再看一年吧！不用等到夏天，重庆政权就要被打倒，共产军是不久就会被赶出华北的……”^[21]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个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背叛了党和人民而撒谎，还是日军故意利用这个人做反动宣传。但我们从所接触的数百名战俘的回忆看，这封信对集中营的生活的描述是颠倒黑白的，即使是对效忠日军的铁杆汉奸，集中营也不会为其提供厚暖的日本式被褥，也不会一天给两顿白面馒头，就着一大碗猪肉汤。这样的饭可能有过，但绝不是日常的生活。据当时的处理课长讲，日本为了拍电影纪录片，为了给人参观，曾给警备班的年轻战俘每人发一床被子，要求叠得整整齐齐，并让他们坐得整整齐齐，同时端起碗，吃大锅熬菜和白面馒头，并由伪华北电影公司拍摄成《华北新闻》。但那只是少数人充当演员，偶尔几次，是为了让人参观，为了拍摄电影制造的假现场。^[22]

战俘是不幸的人，女战俘则是更不幸的人。1941年秋，7万日伪军“铁壁合围”晋察冀根据地时，中共北方局电台报务员王枫（化名）因怀孕9个月无法随部队转移，藏在平山县一户群众家等待分娩；《晋察冀日报》记者赵玉英（化名），在怀孕中流动办报，不断转移，累倒流产，在灵寿山区隐蔽养病。“扫荡”中两人先后被俘，经战地审讯，几次转送，押送到石家庄集中营，同其他战俘一样过着艰难屈辱的生活。敌人从衣着打扮、讲话口音、相貌素质断定她们是女八路，但又无法从口供中搞清其真实身份。特别是对临近预产期的王枫，敌人想用严刑逼出口供，又怕逼出人命，引起广大战俘的激愤。于是便想出让王枫为其进行舆论宣传，美化其战俘政策。王枫临产前两天，女战俘们要求集中营日军允许其到当地医院生产，并由赵玉英陪护照顾。集中营日军随即同意送市区同仁医院分娩，并当着集中营全体战俘宣布，并说这是中日亲善的标志，让大家理解大日本帝国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努力。但往医院送时，日本仍派士兵荷枪实弹地押送。王枫产下一女孩，日军并不让她在医院住，而是由日本兵押到附近一个供当地市民看病的简易病房居住。因为无布给孩子做衣服，包裹婴儿的是一个面口袋。而且没过两天，日军担心她们逃跑，要求押她们回集中营，只是因为王枫发烧，院长坚持，他们才没把人带走。后来，伪《石门新报》记者听说此事，要去采访，日本兵便赶紧带着医生、护士，把王枫送进医院的一个单间病房，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包婴儿的面口袋也换成了小花被。王枫也被日军逼着穿上了上等病房病人穿的疗养服。记者来后又是录音，又是拍照，几天之后，这件事就被电台广播、报纸刊登。1941年10月30日的伪《石门新报》载文说王枫是“被皇军自匪区救出”的，“在友军爱护周到下”、“彼母女于此幸福之石门，共度幸福生活，对友军乃至为铭感也之”。^[23]这就是日军无耻的宣传，本来是抓进集中营的俘虏，却说是救到石家庄的孕妇。本来住在既脏又乱的病室，为登报却搬进单间上等病房。伪《石门新报》不惜编造谎言，给侵略者脸上贴金。

为了美化日军，在上级视察或外人参观时，日军还从警备班挑选一些青年战俘，穿上干净衣服，和集中营负责警戒的日军士兵一块做游戏，如把“击鼓传花”改成传日本兵的帽子，把“丢手绢”改成丢球，或进行篮球比赛等。但事与愿违，日军想要中日亲善、军民同乐的欢乐场面，结果常常走向反面。游戏中谁输了要罚表演节目，战俘劳工们就借日本兵不懂汉语的情况，表演一些笑骂日军、打击侵略者的节目。一次，日本兵和战俘在市内赛球，日军邀请市府官吏和市民观看。由于民族情绪对立，战俘做一个进球动作，市民就鼓掌。而日本兵进了球则叹息。因为战俘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刚开始还能坚持防守，后来渐渐体力不支，连连失利。日军士兵凭借自己身强力壮，横冲直撞，把不少战俘队员撞翻在地，逼得战俘队员奋起反击，也拼命向日本队员撞去，球场上气氛骤然紧张，秩序也乱起来，一个战俘队员乱中求胜，投进一球，围观的市民当即欢呼跳跃起来。日军看形势不利，怕出乱子，在上半场比赛时间还未到，就停止比赛，不欢而散。^[24]

二 美化强掳劳工

把战俘外送当劳工，本来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是对战俘的强掳奴役和残害，日本却说这是为战俘安排工作，是对战俘的关心爱护，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伪《石门新报》1942年5月20日一篇报道说：“为视察前曾在暴虐共产军手下而现在于温厚日军庇护下翻然迈新生步伐之敌捕（俘）虏生活，记者于十六日访问了石门劳工教习所，该所用地达万五千坪，至为广大，记者等在所长引导下，赴内参观，该教习所设置于去年八月十五日，已放出若干名，而送出就为新政权下增产战士，该所现有若干共产军捕虏，在孜孜于身的锻炼。彼等因共产军宣传之故，在入所当初，意必被杀，但因日军深情温和之指示保护，现均极安心，有的在修理袜子，有的在制作衬衣，有的于农园干活，乃各依其技能而行工作，经三个月，即予以斡旋职业，而使之致力于新天地之内。记者等至该所内，广场正有若干人在该处行各个教练，‘向右转’、‘开步走’等口号，均系由捕虏干部以日本话喊之，号令一下即齐整行进；在另一个广场，有方于三日前送至所来捕虏若干名，在该广场内，听由先辈捕虏讲述之大东亚战争意义；另一方面，在运身场中，有若干名做篮球运动，每人面面皆充满新生喜色。该所捕虏交由冀南、冀中、冀西三地区送至者，年龄为20岁，对于在收容的分若干班，一班若干名，每班有班长，正副各一名，作为纪律之有治生活，而无一名逃亡者，示出成绩之良佳也……”该记者的见闻基本反映了石门劳工教习所把战俘教习成劳工的方法和手段，刚入所即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在军事上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分到工场、农园和所外劳动，三个月后送往各地当劳工。但其评价和结论都荒谬至极。所谓斡旋职业就是把战俘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当苦力、服苦役。1943年日军开始向日本本土输送战俘劳工后，劳工教习便被改称劳工训练所，他们每天都逼战俘劳工做新民操、唱新民歌。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后先要编成劳工队，日本却美其名曰兴亚建设队，还要求每个战俘劳工都要会唱《兴亚建设队队歌》。歌词是：

旭日升，

耀光芒，

扬子江上金龙降；

皎月照，

亘天长，

富士山岭彩凤翔。

江山相映，

锦绣辉煌；

亚洲基业，

兴国正祥；

大风扬扬，

神宇华州齐飞扬。

……^[25]

除这首歌外，日军还让人编了《劳工训练所歌》等借以粉饰侵略者狰狞嘴脸、美化“大东亚战争”的歌曲及文艺节目。但这些歌曲经备受奴役和虐待的战俘劳工们一唱，调子变得十分低沉、酸楚和悲凉，听来像是一首首送葬的挽歌，有时气得日本教官暴跳如雷，“重唱！你们的大声，再大声！”最后，战俘劳工在遭受拳打脚踢后，被一个个拉出去进行“单兵教练”，直到唱得日本教官满意为止。

劳工从集中营送往伪满和日本当劳工，日军美其名曰“毕业”，有时要为外送劳工举行“毕业典礼”，有时把外送劳工队班长以上干部集中在一起，开所谓的“欢送会”，劳工从集中营去火车站的路上，还让警备班打着旗，由战俘组成的军乐队敲着鼓、吹着号在前面开道。到车站后，军乐队要不停地演奏，直到押送战俘劳工的火车开走。想想看，被人端着枪看押送行，谁又会有什么所谓“毕业分配工作”的高兴心情。曾经有几次，战俘劳工队正在街上行走，突然一些劳工扔掉背包行李，逃向围观的群众。日军士兵开枪追击，市民躲避枪弹，劳工队伍大乱，不少战俘劳工趁机逃跑。日军想粉饰太平，结果却是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