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性的具体化
文化是人性的具体化，这是我的文化观的基本命题。人性概念是我研究文学作品得到的概念。人性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是运用自身智慧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人性是生命的动力。人性是复数，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家族，其中的成员两两相对。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只是充分发展了人性家族中的一部分。
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其实是因为这两种文化各自以相互对立的两种人性中的一种作为自己的价值根源。西方文化格外强调个性（独特性），中国文化则相反。西方文化所根据的人性是“喜爱个性”，中国文化所根据的则是“厌恶个性”。
老虎和狮子都是大型猫科动物。老虎独来独往，因为老虎生活在丛林，容易埋伏，也就容易独自捕获猎物。狮子生活在非洲平原，不容易埋伏，也就不容易独自捕获猎物，所以，狮子必须生活在群体之中。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意味：大型猫科动物只要能独居就会独居，只是不得已才会选择群居。是独居还是群居，由环境来决定。
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老虎和狮子的天性中，都是既有“喜爱独居”倾向，也有“喜爱群居”倾向。环境只是决定哪一种倾向得到充分发展，而不是在老虎或狮子身上创造出某种倾向。
两种文化的相异，其实是因为每一种文化以相异的两种人性中的一种作为自己的价值根源，文化之间的相异更应该理解为互补。西方最重要经典《圣经》的第一个词语是Creation——创造，中国最主要经典《论语》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这似乎预示了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创造，所崇尚的人性是“喜爱创造”；中国文化重视的是学习（广义上的模仿），所崇尚的人性是“喜爱学习（模仿）”。
某一人性直接进入某一文化，就有了某一“文化传统”，譬如“厌恶个性”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项文化传统。从内容或实质来看，一项文化传统就是一种人性，称之为文化传统，是因为此人性在某一民族那里根深蒂固，而且带来大量的派生物。
一种文化传统在种种方面显示自己的实在性，从而形成了文化中的各种具体的内容。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每一种文化的内部都是一串串的“糖葫芦”，而贯穿每一串“糖葫芦”的都是一种文化传统，也就是一种人性。
西方有研究者指出：西方学生紧紧盯着自己被要求观察的事物本身，中国学生更感兴趣的是自己被要求观察的事物的周围的一切。“喜爱联系”这一人性在中国文化那里是一种文化传统，辩证法讲世界的普遍联系，让中国人感觉亲切，这或许正是辩证法能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化心理前提。
中国有神州、赤县等许多不同的称呼，最值得注意的称呼或许是“四海之内”。把一块大陆称之为四海之内，意味着人们的眼睛不是盯着需要被命名的事物本身，而是关注需要被命名事物的背景。
把一块大陆命名为“四海之内”，这与其说是含蓄，还不如说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不直接述说事物，而通常是诗意的。把一块大陆说成是“四海之内”，意味着大陆是这个世界上的稀有者，换言之，“四海之内”这一说法，体现了命名者对于大陆的喜爱之情。与“四海之内”性质相同的词语，还有“天下”等。
性质相同的还有孟子著名的“知人论世”说：为了真正读懂一部书，我们必须了解这部书的作者，还有作者生活时代的种种状况。一个事物的性质（内涵）内在地取决于与之相关的种种事物。
总之，我们看见了一串“糖葫芦”，贯穿这串“糖葫芦”的，是“喜爱联系”。
汉文化是农业文化，对草和苗加以区分，是农业文化的基础。一个青少年在某一方面有发展的潜力，我们就说他（她）是一棵好苗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于中国的政治口号，“资本主义的苗”不是好东西，但那是因为“苗”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修饰，也就是被“资本主义”拖累了，“苗”本身是有价值的。人们内在地、潜意识地把“苗”奉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只能出现在有深厚的农耕传统的文化区域里。对于游牧文化来说，“苗”也只是一种草，没有特殊的价值，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一个游牧民族会用“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来表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在游牧文化那里，取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概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狼崽子，不要资本主义的小羊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猛烈抨击大家庭制度，因为大家庭被认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直到今天，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帝王时代，“反”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间把躲避日本军队的烧杀称之为“跑反”，这是把外国军队的入侵也说成是一种“反”，自然是不恰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流行“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似乎为“反”平反了，但叫喊这句口号的人都把自己的对手叫做“反革命”，一个人被定性为反革命，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话更应该倒过来说：一个人在对抗中事实上已经彻底完蛋之后，他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消灭反革命就像是消灭帝王时代的反贼。
总之，文化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东西，一个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他本人却还是不断地落进自己民族文化的话语之中。
西方有学者做过调查问卷：明天是地球毁灭的日子，你今天最想干什么？结果是想抢劫银行的人最多。
为什么最多的人想抢劫银行？抢劫银行的目的是得到钱吗？如果目的是得到钱，但地球明天就毁灭了，这些钱有什么用？
原来，所谓地球毁灭，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通常情况下，人们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犯了死罪。现在，地球毁灭意味着人们并没有犯死罪却被判处了死刑。人们抢劫银行，是为了犯下重罪，是为了给自己的被处决创造充足的理由。
调查问卷中，最多的人最想干的不是去杀死自己的死敌。这再一次表明人类是有理性的——所有的死敌都会在地球毁灭中无一例外地死去，又何必自己去动手？
杀人是比抢劫银行更严重的罪行，只是现在，杀人都是多此一举，所以，抢劫银行大概是最有“意义”的重罪了。
没有“喜爱公平”这样的人性，就不会有人在地球毁灭前夕去抢劫银行。想抢劫银行的人大概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目的。看到这一问卷结果的中国人，其第一感觉恐怕就是难以理解——既然都快死了，抢劫银行只能是荒谬的。
此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性质上是西方的，体现了西方一项文化传统——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喜爱公平”。这一文化传统潜在地支配着调查问卷中的西方人。我们似乎有相当的理由相信，让中国人参加这样的调查问卷，其结果将是大相径庭。西方人容易把“地球毁灭”理解为法律事件，而西方人理解的法律精神是公平，是“罪刑相当”，西方人选择抢劫银行，这让自己的死亡显得理由充足，又维护了法律的荣誉；中国人大概会把“地球毁灭”理解为个人的灾难，为了弥补这样的灾难所带来的不幸，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尽情享乐。
汉语词语“关系”，由“关”和“系”构成，“关”指的是关押，“系”指的是捆绑。张三和李四有关系，这句话的原始含义是：张三和李四相互关押、相互捆绑。这明显的是不寻常的说法，因为事实是：要么是张三关押或捆绑了李四，要么是李四关押或捆绑了张三。相互关押或捆绑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在“关系”这个词语的创造者的心中，一切关系都是敌对性的，都是双方中的一方对于对方的束缚，人们从所有的“关系”中，归根结底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汉语短语“没关系”的意思是“没有坏处”，这是对“关系”本义的正确运用。但中国文化似乎无视“关系”这个词语的消极性。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搞关系”“走关系”，比较大型的企业都设置了“公共关系部”，似乎还有“关系学”这样的一门学问。外国商人来中国，不久后都发现，在这里做生意，关系比产品质量更重要。中国人对于关系的重视是天下第一。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被一群其他人用无形的绳索捆绑起来了。
某大学法律系的领导人告知人际关系不好的学生的家长：人际关系好的学生不去上课，点名的时候就会有人冒名顶替，人际关系不好的学生就只好白白地吃亏了。法律系这些领导人表现出来的，乃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善意。大学法律系的领导人内心深处认为更重要的是关系，而不是法律和道德；更重要的是关系带来的实际好处，而不是守法和诚实带来的尊严。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法律在中国的地位是如此之卑微。尊重法律是西方的文化传统，难以在中国文化中建立权威，因为中国文化那里已经有了“喜爱关系”之类强大的传统。
废除一项文化传统是困难的，建立任何新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困难的。
人性家族→文化传统→看得见的文化。从人性到文化传统，也就是一个民族从人性家族中择取一些成员作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中间起主导作用的似乎是地理环境；从文化传统到看得见的文化，譬如，前文所言“四海之内”和“天下”等命名，这是文化传统直接派生的，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具体化。
“文化三层次”理论的基本术语是人性家族、文化传统、看得见的文化和“文化糖葫芦”。“人性家族”的功能是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文化传统”的功能是说明每一种文化内部的基本价值观，“看得见的文化”指的是每一种文化内部的所有成分，“文化糖葫芦”的功能是对“看得见的文化”进行分类。
我是在一种文学理论的潜在支配下从事文化学研究，但我对文化学已有的成果也略知一二。功能主义文化学是精彩的，费孝通先生运用功能主义文化学原理去解释中国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功能主义文化学是从“功能”角度去观察文化，我的角度是“创造”，讲的是文化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的文化学可以名之为“文化创造学”，或者“创造主义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