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后开明督抚对轮船航运业的认识

19世纪中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与西方事物接触较多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较早地察觉到轮船的优越性能并产生了购买及制造的想法。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奏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认为，若能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如此，则“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1]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亦称，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2]同年四月他又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3]

同治三年（1864）八月，李鸿章在答复总理衙门查询各口商民雇用洋船情形的信中，采纳苏松太道丁日昌的意见，提出设厂造船与允许华商置买洋船的建议。李鸿章的回复中附入丁日昌的秘禀，以具体说明其建议的目的和施行的原则办法。丁日昌在秘禀中认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彼既恃其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他称，雇买火轮夹板船只，其弊在于匪徒托名驶出外洋行劫。但若能设法稽查，由地方官编以字号，如沙船之类，置买时有富绅保结，出口时归监督稽查。其船上水手舵工，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船货过关，不准丝毫索费，浃以恩而示以信，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若使各港口有轮船二三十号，夹板百十号，不仅壮我声势，而且能够夺彼利权。轮船能够朝发夕至，我有船后，洋船能往我亦能往，而市价之高下，物产之精粗，洋商却不及华商之精，则取利必不及华商之易。故此，洋商初以利厚而来者，继将以利薄而去。以矛刺盾，此中大有机权，“又何惮乎不弃我之短，以就彼之长乎哉”？故此他建议，“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同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4]

同治五年（1866）五月，左宗棠在论及与英人的冲突时也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5]为此，他向清廷秘陈他在福州设立船厂的计划。在奏折中，他对轮船的看法与丁日昌颇为一致。他认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他针对外国轮船在中国沿海内河载客运货带来的冲击指出，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资本，寖至歇其旧业。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他强调此事十分急迫：“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进而归总拥有轮船一事的好处：“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6]

同治三年（1864）九月，在复李鸿章的函中，总理衙门对丁日昌的秘禀甚为赞赏，称其建议“识议宏远，迥非睹之目前可比，足为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7]即请李鸿章加以全盘筹划。此后左宗棠的奏请，也得到批准。于是，同治四、五年间，江南制造局与福州造船厂得以相继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