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官商关系演变的新特点

因为对唐廷枢、徐润等“原系生意中人”的不信任，加上1883年唐、徐等挪用局款被曝光成为导火线，必然引发唐、徐出局的结果。也因此，当中法冲突，为避免遭受损失1884年被转让给美商旗昌洋行的招商局1885年被收回时，盛宣怀被李鸿章札委为招商局“督办”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唐廷枢和徐润的出局与盛宣怀入局成为督办，在招商局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招商局商办色彩的下降和官办色彩的加重，也成为官督商办框架中的招商局此时从“商事商办”转为“商事官办”的转折标志。但是，为何这时是官而又经办洋务带有商人色彩的盛宣怀能够取代唐廷枢、徐润入局而非他人，盛宣怀入局除证明官方色彩增浓以外，官商关系还反映或出现什么变化和特点，应该说，以往的研究还分析不够。

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唐廷枢、徐润出局从根本因素看是官对商的不信任，这一点以上已经进行了论证。这种不信任注定了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在此时还不能成为晚清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但西风冲击、社会发展以及晚清政府维持统治的需要，却又使得以兴办机船路矿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注定将成为晚清社会中逐渐展开的事业。但是，对于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官员来说，绝大多数人都缺乏承担这种事业应有的能力和条件，无法胜任。因此，本质是官而又能经办洋务之人必然成为晚清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这是由晚清中国社会环境的过渡性质决定的，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盛宣怀是官而能商的典型和代表，他在此时能成功入主招商局并在此后的晚清社会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除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外，本身具有的几个条件绝不能忽视：

其一，经商才能。盛宣怀具有经商才能这一点，无论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是承认的。例如1881年盛宣怀遭到王先谦、刘坤一等人攻击时，李鸿章所上奏折中为盛宣怀剖白时说：“盛宣怀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34]同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查办招商局过程中对盛宣怀的评价虽是负面，但从其“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35]的话来看，刘坤一批判的是盛宣怀的品质道德，对于盛宣怀在官商两途中的能力，刘坤一同样并不怀疑。再从上文所述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招商局遭遇困难时，盛宣怀受李鸿章令进入招商局帮助维持整顿时以徐润之名而实际是盛宣怀提出的整顿八条来看，李鸿章在批文中指出：“所谓‘经久规模，不外收束局面’，‘创始必求恢廓，守成要在谨严’等语，自是确论。”又说，“查核筹议整顿章程八条，大致均妥”，^[36]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种肯定，同样是对盛宣怀“熟谙洋务商情”也就是经商方面能力的肯定。

盛宣怀在查处整顿招商局的过程中自己总结出一条原则，就是“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当他1885年8月1日（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入主招商局时，他在自己制定的用人理财章程双十条^[37]中，特别强调“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查度商情，秉公保荐”。此前唐廷枢、徐润时期的“商总”一职被取消，商总的权力被官督办所取代。看来，官权力的增加和对招商局的控制，是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后的重大变化，也是盛宣怀得以入主招商局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二，盛宣怀对李鸿章的忠诚。盛宣怀是在李鸿章处开始入幕走上仕途的，并很快得到李鸿章的信任成为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在入主招商局之际，对李鸿章表示的忠心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职道受中堂深恩，尽有万种为难，只得一身担荷。俟提清洋债，而后可告无罪。办重大难事，非寻常局差可比。如事权不移，无论在津在沪，总可督办，三年瓜代，尚无成效，愿甘参处。……职道年四十二矣，若再不斩钉截铁，如世俗模棱两可，负我即负中堂，誓不可矣。名利皆虚，而利尤甚。职道但求炼饷还清，为世留一清白身子，办二十年事，以报知己之恩，尚有奢望，再想升官发财，惟天殛之。”^[38]

当盛宣怀入主商局三个月，局事已有所稳定后，他在给李鸿章的汇报信中又说：“职道既蒙宪台委任之专，不敢不始终到底，收效而后已。此局颠危，甫经风定，各股各局各船旧人居其七，新进居其三，君子小人两途，惟视一人号令为转移，如破船在大溜，持舵者稍一把持不定，无不就势而下。论职道处境，不愿一日居此局，而论商务关键，实不能一日去此局也。”他接着向李鸿章汇报自己入局后整顿的功劳：“查六月二十一日接手以后，七、八月收水脚四十万，除一切开销外，约可余银二十万两。九月收水脚二十一万，大约亦可余银十万两。此三月并无漕运，全仗揽载。职道初虑联络商情不及粤人，讵料商情爱戴，皆谓：此为盛某助中堂收回，彼其为难，我等皆当帮助。局外欢欣，则局中闻风踊跃，如身使臂，臂使指，毫无隔阂，乃得征足其效。”他进而向李鸿章献媚道：“职道所筹局势转机，请勿明告他人，盖欲合中外诸人力以成我之力，中堂一人扶持之全力也。使天下皆知招商、电报两局，有利无弊。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毋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念其下，是故做官不如做事多矣。”^[39]

对于盛宣怀的努力和对己的忠心，李鸿章也不失时机的给予鼓励：“招商、电报两局，均系执事倡始，今电局有利无弊，举国皆知，而商局绵绵一线，不绝如缕。足下往年且曾因此得谤，现当整旧重新、抽帮换底之际，所冀振刷精神，破除情面，以廉静寡欲为体，以综核名实为用，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庶商务蒸蒸日上。执事既雪前耻，而鄙人维持斡旋之苦心亦可无负。”^[40]

显然，盛宣怀和李鸿章已经结成为利益共同体，盛宣怀依靠李鸿章获取通向权力之路，李鸿章提携盛宣怀也有为自己打算的私心，但二人结合的共同点，却是建立在共同的为官的基础和立场之上的。

其三，广结人脉，善寻奥援。以盛宣怀的精明和在官场上的经验，他不会满足于只有李鸿章作为他的后台。从现有盛宣怀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大量他与朝野各方面势力联络交往的资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广结人脉，善寻奥援”。特别是对朝廷中势力强大的人物，他更是施展各种手段进行结交和亲近，这些手段和活动的结果，为其在晚清社会中活跃于官商两界奠定了广泛的人脉基础。这里仅举其入主招商局任督办后不久上醇亲王的禀文为例。在禀文中，盛宣怀先是汇报点出自己入主招商局后所作的三大工作：一是清厘唐廷枢等经手旧款；二是划清“旗昌”买还界限；三是整饬接办以后章程。接着他向醇亲王表功说：“三月以来，竭力经画。局中码头、栈房、轮船已向‘旗昌’全数收回，唐廷枢等旧帐严切提追，以庚年余利弥补，勉可结束”。“职道奉檄督办后，与各口岸商人约法笼络，已收轮船水脚六十余万，除各客栈开销外，颇见盈余。商情顿为踊跃，而本局办事之人一经激劝，莫不鼓舞。此后上蒙国家留意扶持，下与商人谨慎筹办，三年为期，必当扩积余利，还清洋债，务使天下皆知轮船电报两局有利无弊，而后开矿、铁路、银行、邮政皆可次第兴办”。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在诉苦之中并寓表白之情：“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惟道员以吴人在淮军二十年，悉当苦差，亏累颇重，频年所办赈务、商务、破家捐助，不染丝毫。差能取信于中外商人者在此，而遭忌受累亦在此”。最后，他在禀文中附带一句：“兹派直隶候补知县董恩庆赴京，面呈京纹一千两，伏乞饬存，以备年赏。”^[41]

表功、诉苦辅以贿赂，盛宣怀寻求奥援活动的手段，可以说是相当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