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的初期发展
1873年7月，唐廷枢出任招商局总办，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等4人为会办。唐、徐专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在唐、徐主持下，轮船招商局“局规”及“章程”重新更订，“轮船招商公局”更名为“轮船招商总局”。
此时盛宣怀虽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入局，承担着代表官方对招商局经营管理实行监督控制的责任，但他于1875年秋即赴湖北督办煤矿，后又赴直隶候补。在招商局中也“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41]在80年代中期前并未在局内负实际责任。朱其昂于1878年去世，接替他办理漕务的叶廷眷在局仅一年便辞职隐退。朱其诏于1879年因署理永定道而离局。因此，轮船招商局在此阶段的实际负责人是唐廷枢和徐润，因之有必要对唐、徐的经历略加介绍。
唐廷枢和徐润二人都出身于洋行买办。唐廷枢自小即受良好的英、华教育，“于各国情形以及洋人洋语，罔不周知”。[42]1861年受雇于怡和洋行担任总买办后，“代理该行长江各口生意”，主持华商客货揽载业务。对于航线的开辟、轮船的调配，以及中外贸易情形，都十分熟悉。他不仅是公正、华海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且还自己经营钱庄、轮船。徐润出身于买办世家，14岁即到宝顺洋行当学徒。随后在经营丝、茶等生意的同时，也经营钱庄。很多丝、茶产区都有他的商号，并在上海广置地产。他虽然没有像唐廷枢那样自购轮船营运，但他确曾在旗昌、公正等轮船公司附股投资。
此外，唐、徐等人以其在通商口岸的财势声望，还先后成为丝、茶、鸦片公所的董事，在他们的商务活动中，这些带有垄断性的同业公所无疑会为其所用，维护其商业利益。
还应看到，唐、徐都分别捐有道员和郎中等官衔。在卖官鬻爵的封建社会里，虚衔虽不等于实授，但它代表一种社会地位。在这里，徐润不失为一个典型。早在1862年，当李鸿章在上海急于筹饷之时，他就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次年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1866年更由李鸿章出面奏保四品衔。到招商局开办的前一年，他曾被曾国藩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事宜”。[43]所有这些，都表明唐、徐不是一般华商，而是与洋务派早有某种联系，在上海商界又与洋商广有联系的富商。无论是在筹集资本，还是招揽货运等方面，都具备一般商人所没有的条件，李鸿章这时把唐、徐这种身份的人札委入局，实际上是在新生的招商局遭遇困难时，从如何设法经办维持下去的角度出发，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目的是“要须随时设法变通，以求经久”。[44]因此，同意把“招商公局”改为“招商总局”，“总办”改为“商总”“商董”。[45]
李鸿章札委唐廷枢、徐润入局的效果十分明显。唐、徐入局后，带进一批买办商人，分主不同职责，投入大笔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唐廷枢、徐润与朱其昂不同，他们经营招商局方面的做法，是效法西方企业，按照资本和社会经营方式经营招商局。例如，在唐廷枢、徐润重订的章程中，特别强调“商务由商办之”的体制。章程第一条即说：“商局设于上海，议交唐丞廷枢专管，作为商总以专责成。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第二条明确提出：“唯事属商办，拟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并明确请求李鸿章“请免添派委员，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差等名目，以节靡费”。对招商局的经营与发展，他们也有一个估计。在唐、徐提出的“预算节略”中，指出招商局具备三个条件足以与外商抗衡，即：“我船有漕米装运，洋船全恃揽载，一也；我局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度、驳船、抗力均较洋商撙节，二也；以本国人揽本国货，取信自易利便实甚，三也”。因此他们估计，在投资50万股本，购买4艘轮船的情况下，因有漕粮补贴，另加搭客运货，每年只要航行3个月，可净溢银108000两，以50万资本计，利率高达20%。在他们看来，赢利似有相当把握，至于外商排挤，亦无需过虑，因为“洋商远涉数万里，原系谋利而来，若肯以已得之利，不患折阅，与我抗衡，是亦商贾之利也，何必拒之？况我船少，彼船多，我货多，彼货少。我第运三月漕粮，将及一年费用，即使货物全被揽去，水脚全行放低，亦何不可相敌之有？”因有这个估计，唐、徐入局后，就力主扩展业务，“故就大局论，亟宜多集二、三百万之资，广购轮船往来各口。今且立定脚跟，由小而大，俟漕粮日增，装运日旺，乃逐渐推广，以期权利之尽收焉”。[46]
也就是说，唐廷枢和徐润是中国当时商人中能够经营新式航运企业的最合适人选，他们不仅自身广有资财，而且在多年买办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入招商局前已有经营新式轮船公司的经历，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才能和识见。也因此，在他们主持期间，轮船招商局始终处于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活跃的时期。
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广招股份，扩大营业，着手组建各口岸分支机构。除上海总局及天津分局外，又相继设立了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分局。
经过唐廷枢、徐润改组调整后的轮船招商局，势必成了外商轮船公司的排挤打击对象。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商太古公司原来就曾公开声言，在长江水道和沿海航线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拒”。在北洋航线上，旗昌和怡和也订立了排他性的运价协议。不言而喻，这个所谓“他公司”，就主要是指轮船招商局。在外商的“争拒”活动中，最明显和外在的表现，是跌价竞争。这场降价竞争相当激烈。例如，招商局创办时，货物运价“至低者每吨东洋（即日本）四元，汉口四两，宁波二元半，天津每担六钱，汕头去货二钱，回货四角，广东二钱至三钱”。及至招商局改组后，“洋商并力相敌”，到1874年“甚至每吨东洋跌至二元或一元半，汉口二两，宁波一元或半元，天津每担三钱或四钱，汕头去货一钱或一钱二分，回货二角半，广东一角半或一钱半。总而言之，所减不及六折”。[47]到1875年，竞争更加激烈，运费继续降低，“闽粤往日三四角水脚减至一角，宁波二元半减至半元，长江五两减至二两，天津八两减至五两，客位亦减至七折或一半”。[48]
事态大体按唐、徐的估计发展。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招商局靠漕运专利，回空免税和官款的协济，尤其是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依然能获得比外国轮船公司更多的货运。[49]实力还逐年上升，1873年有船4只2319吨，1874年增到6只4088吨，1875年又增到9只7834吨，1876年达到11只11854吨。[50]光绪二年（1876）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称招商局办理已有成效，他说，“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又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中国自创办招商局轮船以来，洋人不能尽占中国之利，办理已有成效，为中外大局一关键”。[51]
此时，“意在陷人，不遑自顾”[52]的外商公司却收入大减，太古轮船公司1874年上半年尚未扣除的利润仅8500两，以致“股东们愁容满面”。[53]华海轮船公司1874年尚未扣除折旧的利润为89189两，1876年就跌为48200两。称雄一时的旗昌轮船公司的情况更为严重，股票价格大幅度下降，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秋跌到70两。[54]到了冬天每股仅值56两，“揽载生意又极疲滞”。[55]各种原因使处于困境中的旗昌轮船公司转而求售于轮船招商局。徐润与唐廷枢、盛宣怀共同商议后，以购买旗昌轮船公司既可增强招商局实力，又可少一有力竞争对手为理由，禀商李鸿章，李以巨款难筹，“踌躇未许”。[56]盛宣怀等人遂转向南京，争取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支持，以免交利息、10年归还的方式，请求拨借官款100万两。[57]据说盛宣怀措辞得体，“颇动宪听”[58]，沈葆桢为之动容，慨然应允筹拨官款100万两，条件是必须缴付本息，5年还清，且规定为“商得若干之利，官亦取若干之息”，“是宜甘苦与共，官商一体”。[59]
于是，这家在中国沿海内河横行了十余年的外商轮船公司，终于在1877年初以规银222万两的代价由招商局收购。其中200万两系旗昌轮船公司在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以及洋楼和栈房的折价。[60]也因此，这一年招商局的船队即从头一年的11只11854吨猛增一倍多，达到轮船29只30526吨。[61]并使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吨位的对比数从1872年前中国的空白，一跃增加到36.7∶63.3。[62]“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63]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称，招商局已占“江海生意之大半”，“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虽为薪工、修理、局用所耗，而其利固散之于中华，所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该局船不时驶往东南两洋，今且骎骎开驶赴西洋之先路。直、晋、豫等省旱灾之时，该局船承运赈粮，源源接济，救活无数灾民。往岁台湾、烟台之役，近日山海关洋河口之役，该局船运送兵勇迅赴机宜，均无贻误，洵于时事大局有裨”。[64]李鸿章的这些总结，是对招商局成立后短期内取得成绩的一个概括，应该说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1] “议复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第20页。（以下简称《海防档》）
[2] 《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3，朋僚函稿。
[3] 《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3，朋僚函稿。
[4]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4～5页，第一号文。
[5] 《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8，奏稿，第10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8、19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
[6]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8，奏稿，第1～5页。
[7]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6页，第二号文。
[8]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3页。
[9]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8页。
[10] 《洋务运动》第6册，第20～21页。
[11]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314页。
[1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议购雇夹板船试办海运》，转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165、166页。
[13]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议购雇夹板船试办海运》，转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66、167页。
[14] 《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致两江总督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62页。
[15] 《五月初七日致两江总督曾》，《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70页。
[16] 该章程全文见《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77～881页。
[17] 《五月初一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66页。
[18] 《十二月初七日致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27页。
[19] 《复何筱宋制军》，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12，朋僚函稿。
[20] 丁日昌：《商号拟购轮船试行漕运行司核议》，《洋务运动》第六册，第81页。
[2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议购雇夹板船试办海运》，转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71、172页。
[2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议购雇夹板船试办海运》，转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78页。
[23] 《外国主要轮船公司设立情况表》，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727页。
[24]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译，1931，第144、145页。
[25] 据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丘锡镕、曹铁珊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19页表28和129页表32计算。
[26] 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洋务运动》第一册，第304页。
[2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2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第4～6页。
[2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30]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影印本，同治六年七月初三日，北京浙江公会，1921。
[31]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19，奏稿。
[32] 《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20，奏稿。
[33] 《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20，奏稿。
[34] 《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1，译署函稿。
[35]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20～923页。
[36] 《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20，奏稿。
[37]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该委员会，1935，第269页。
[38] 《洋务运动》第6册，第38页。
[39]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778页。
[40] 《洋务运动》第6册，第42页。
[41] 《洋务运动》第6册，第58页。
[42]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第686页。
[4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版，第8～13页。
[44] 《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12，朋僚函稿。在李鸿章的这封复函中，透露出李鸿章如此考虑，是因为此时招商局招股碰到大的困难，原先与朱其昂“商同合伙”的李振玉回沪后，以“众论不洽，又经辞退”，而“胡雪岩来函，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李鸿章面对如何维持招商局经营下去的难局，才不得不考虑“闽粤人才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而将唐廷枢、徐润札委入局的。
[45]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42～147页。
[46]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42～147页。
[47] 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出版时间不详，第21页。
[48] 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23页。
[49]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168页。
[50] 据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00页统计表数字。
[51] 《洋务运动》第6册，第10、12页。
[52] 《洋务运动》第6册，第13页。
[53] 刘广京：《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2～1885）》，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下册，1988，第1145页。
[54] 刘广京：《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2～1885）》，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1146～1147页。
[55]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9页。
[56] 《洋务运动》第6册，第59页。
[57] 《洋务运动》第6册，第14页。
[58]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9页。
[59] 《洋务运动》第6册，第15页。
[60]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46～947页。
[61] 据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00页统计表数字。
[62]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221页。
[63] 《申报》，1877年3月2日。
[64] 《洋务运动》第6册，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