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在李鸿章奏称制造轮船未可裁撤，闽沪船厂应准其间造商船，招令华商领雇，并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后，总理衙门奏复中表示，以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查看情形，妥筹办理。^[32]

同年八月，李鸿章饬令“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的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朱其昂拟定《招商章程》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主要内容以所领闽、沪两局船只作为“官股”，轮船承运漕粮按照浙江沙宁船章程办理，在纳税方面享受外国船只同等待遇为中心。后因闽、沪两局无商船可领，而“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故而建议“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李鸿章同意并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奏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33]二十六日获清廷批准。李鸿章认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仍应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因姑允朱其昂等所请，准令设局试办，并由津海关陈道、天津丁道议复，准照苏浙典商借领练饷制钱定章，借拨钱二十万串，以为倡导”。^[34]

十二月，朱其昂等另制订《轮船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其中规定：在上海设立总局，各口设立分局；轮船报关装货一切事宜，均照洋商章程办理；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总办，禀请刊刻关防，“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李鸿章认为该《条规》“大致似尚公允”，^[35]当即批准施行。于是，轮船招商局正式取得合法身份。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商局在上海以“总办轮船招商公局”的名义正式开局营业。

朱其昂在筹建招商局的过程中曾向李鸿章表白说，已“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庸、李振玉等公同筹商，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36]实际上，身为沙船巨商的朱其昂缺乏经营轮船的经验，加上其他原因，故而他在创办轮船公司的招股方面并不顺利，无论是在沙船商人还是在买办商人中，他都一筹莫展。多方奔走只募得沙船商郁熙绳现银1万两，李鸿章5万两，上海商人认银10万两却未缴现银。朱其昂从直隶练饷局借到的官款20万串制钱（约合银123000两，年息7厘，除预交利息外，实领188000串），成为轮船招商局最初开办的主要经费。不过，官款并非投资，“名为官本，公家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37]

此外，朱其昂对于经营新式轮船业务也不内行，经他手购买的4艘轮船，“伊敦”号“船大而旧”，“福星”号“舱通而小”，其他2艘也不甚合用，“而购价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38]在购买轮船、仓库和与外籍船长打交道上，也不断上当吃亏，“表现低能”，^[39]不到半年，便亏损42000多两。于是，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推荐，札委上海的广东籍买办唐廷枢和徐润入局接办。朱其昂“自知才力不及”，主动辞去招商局主要负责人工作，“邀唐廷枢、徐润接管，更定局章”。^[40]这是招商局创办后的第一次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