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疆界:留学生与新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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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留学交流的基本理念:学习先进与留学支援

(一)中国的基本理念: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留学交流与中美、中法、中德等留学交流一样都是从国家公派留学生开始的。国家公派留学生既是中国留学生政策形成的基础,也是各时期中国政府对国家未来与人才问题基本思考的政策性反映。所以在探讨中日留学交流理念问题时,有必要从国家公派留学生谈起。

中国的国家公派留学生分为本科生、进修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等几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派出的留学生种类有不同的侧重,总的趋势是向日本公派留学生的学历层次在不断提高,赴日公派留学人员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其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1977年,中国恢复了停滞了10年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国内极其缺乏大学生,几乎没有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978年决定开始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学员从国内各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在专门为此而创立的留日预校培训一年后,派往日本留学。此计划从1980年开始,共实施了5年,派出学生379名,绝大部分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文科学生只有48名。

1982年,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毕业,第一批研究生入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第一次提高留学人员学历层次,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一计划共实施了8年,派出留学生近400名。

1989年,我国自己培养的大批硕士生毕业,国家教委决定再次提高留学人员的学历层次,向日本派遣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公派博士研究生留学生分两种,一种叫中日联合培养博士,一种叫赴日专攻博士,前者主要是从国内博士研究生中选拔的,赴日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与毕业论文有关的课题研究,回国后参加答辩,获取国内的博士学位;后者主要是从青年教师中选拔的,目的是考取日本的研究生院,获得日本的博士学位。这一计划从1990年开始,共实施了20年,派出留学生1200多名。本文作者之一李恩民是第三批国家公派的博士研究生,与作者同期派遣的博士生共有79名,其中包括作者在内的中日联合培养博士40名[2],专攻博士39名,专业分布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74名,历史、经济、法律等文科学生仅5名。

1995年,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在总结了15年来两国留学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中方提出除每年继续选派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赴日攻读博士之外,增派博士后研究人员。国家派遣赴日博士后研究学者的计划从1997年开始,共实施11年,派出人员有500多名。

以上所说的都是攻读学位或与学位有关的留学交流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派遣各类访问学者到日本进修。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基本理念是学习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当时选派留学生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留学生的选拔是以国家需要优先(而不是以个人愿望优先)、以国家意志为基准进行的。第二,被派往的国家几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留学生到这些国家的目的几乎都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偏重自然科学(特别是理工农医学科)[3],而没有将与当地国民进行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等国际交流作为派遣留学生的直接目的和基本理念。

(二)日本的基本理念:留学支援

日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由留学生派出大国开始向留学生接受大国转型的,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理念有二:一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旨在强化国家间的不同文化交流,增进民间的相互理解;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则旨在进行留学支援,以有益于这些国家的建设以及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中日留学交流肇始之初,日本对中国的留学支援是非常诚心和积极的。[4]这里可以留日预校的创办、政府奖学金的提供这两个实例来说明。

1.教育体制与法律支援

留日预校,全称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由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办学,面向各级各类赴日留学预备人员进行日语强化培训的专门学校。自1979年3月创立至今的30多年间,共培训了8900余名学员,既是中日教育交流史上一个合作的典范,又是公派赴日留学生的摇篮,在民间被称为赴日留学的“黄埔军校”。这所学校是怎么创办的,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

1978年夏天,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说明为了培养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急需向先进国家派遣本科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政府迅速应允,但提醒中方说,日本的大学本科,与其说是专业技术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美国的素质教育(liberal arts and science),对培养为国家建设有速战能力的人才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同时也说明,前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必须符合日本大学的入学条件。

按照当时日本教育制度的统一规定,报考日本大学的外国学生,必须在本国修完12年教育课程,也就是说,按“六三三”学制计算,中国学生需要具有高中毕业以上的学历。但当时中国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地学制不一,高中毕业的年限有的是11年,也有的是10年,这就成了制约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大学留学的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不排除,中国学生就难以实现留学日本的愿望。为此,中日双方经过商谈,决定比照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语学校、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的模式,作为中日教育交流的第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在长春设立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对即将赴日留学的大学本科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和专业基础知识培训。

该校于1979年3月设立之后,日本政府立即进入了修改本国《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的法律程序。1981年10月3日,文部省发布第153号告示,规定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关西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大阪府)以及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的毕业生,在进入日本大学本科学习时,与日本的高中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5]这样留日预校的学历得到了日本《学校教育法》的特别认可,这也是日本政府在国外唯一承认的一所日语教育学校。

为使留日预校健康发展,日本政府拨出预算每年从东京外国语大学、广岛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许多国立大学派出大批优秀的日语和专业课教师到该校任教。日方教师与中方教师合作,在编写教材和改革教学法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留日预校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校承担培训国家派遣赴日留学生的任务之后,共培训了赴日本科生留学生382名,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99名,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和专攻博士生1235名,普通访问学者133名,博士后学者520名,同时还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培训赴日留学进修人员659名等。[6]可以说,留日预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公派赴日留学生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

2.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支援

现在,赴日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来源很多,除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之外,主要有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日元贷款[7]以及日本各地方自治体、各团体、各大学提供的资助。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获得该奖学金的留学生(日语叫国费留学生),是指赴日前或赴日后获得了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旧称文部省奖学金)的留学生。作者曾仔细查阅了30多年来文部科学省(2001年以前称文部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画课编辑的年度报告《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高等教育机关)》。该报告每年出版一册,统计数据的标准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由各校校长直接向文部科学大臣报告。根据作者统计,197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20多人,获日本政府奖学金的只有2人。198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77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871人。19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220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1788人。[8]这30年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留学支援急剧增长,但此后如下文所述由于留学产业这一理念在中日两国的确立,自费留学生剧增,日本政府奖学金的名额没有跟着大幅度增长。200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720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1747人,与十年前基本保持在一个水平。[9]

如果按每人拿一年奖学金来计算[10],从1978~2008年的30年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留学生34814人提供了政府奖学金,合计金额约772.9亿日元。在这34814名留学生中,除一部分人因专业关系必须到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就读而他们的学费也必须由日本政府支付之外,大部分人都在国立大学免费就读。

另一个可以体现日本对中国进行留学支援的例子是从1990年开始的中日联合培养博士和赴日专攻博士采用的是中国公派、日本出资的形式。1990~2000年,以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生名义被派到日本的485名联合培养博士生中的479名和398名专攻博士生都是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费留学生。

30多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学历层次、专业领域、留学渠道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规模上来看,由1978年在日留学生只有20余人发展到目前在日各类留学人员10万余人(其中持留学签证者为7万余人),昔日的留学生如今在日本国立和私立大学担任教授的就有数百人。留学的专业领域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偏重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方面,扩展到经济、法律、金融、财会、管理、语言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文理学科的留学人数基本持平。出国留学的渠道也从单一的国家公派发展为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中日联合培养、自费留学等多渠道多形式同时并进,自费留学生已占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的90%以上。可以预测,未来中国自费赴日留学生人数还会继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