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正在面临的社会转型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是永恒的，人类总是要面临挑战，忙于无休止地解决问题的牢笼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对于这个自然、这个社会以及不可明说的力量来讲是何等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在我们的上空，有一个命题者，总在不断地抛给人类各种问题，于是我们总是像学生那样不断去解答。历史上确曾有过一些思想家试图去替代那位可能的“命题者”来给人类自己命题，但是这些被称为建构理性主义者的学者，其努力尝试的结果还是没有实现历史性超越。回望过去，我们似乎发现了很多的规律，有时甚至信心满满地宣誓已经掌握了某种真理。然而，即使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发现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其难就难在我们人类自身的后知后觉，可能这就是我们难以消除自身悲剧性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多久没有和现实对话了？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就是身在现实中，我们的五官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存在，确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并非被“雾锁住”。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微博的风靡使得我们的知识体系正在被肢解为几句甚至几个字的集合体，那里有各种意见，仿佛都是针对现实的，但是你无法将其拼凑成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个立体的有生命的组合。现实中，那是一个平面的——手机屏幕、电脑屏幕都是平面的，而文字只是这平面中的线条——这个世界逐渐被化约成一张张平面化的场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渐渐被改变了……多久没有离开这样的平面去望穿那一片森林？去仰望我们的星空？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为何能够拥有这双眼睛——如果我们放弃了去眺望远方，那么我们也会丧失眺望未来的习惯和能力。

2006年，日本著名未来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会”理论，以当代日本社会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敏锐地把握到日本社会结构出现的新问题，断言这种新问题将是对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次严峻挑战。^[2]在当时，这绝对被视为一种危言耸听，因为在我们的汉语体系中，未来学还是比较边缘的学科，可能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知识体系支撑，或者没有可以掌握的方法论，我们对于未来的研究还不如算命的“仙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发展规划往往都是交给一些只会做对过去数据进行统计梳理的经济学家。但是，仅仅在这个理论问世后一年，即2007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开始爆发并很快蔓延到欧洲。

可能在别处，也有人预判到有些事情要发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在“放卫星”之时，社会学家最先预见到了这场危机。从美国到北欧，然后向南到达西欧，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希腊半岛……现在往东：中亚、东欧以及越发逼近到印度和整个远东地区。这是一个跨越了几个文明史的综合题，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都是人类所遇到的空前的难题。

大前研一的研究并非孤证，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对意大利的研究以及对美国本土的研究来看，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动确实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变迁，这给笔者一个重要的启发：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能够帮助思考者发现一扇窄门。我们很想通过这个窄门：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存在某种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是什么样子呢？能否找到类似的模型去展现这种看不见的结构形态？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危机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的外在表现。那么，我们是否迎来了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下一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还有人称之为“知识社会”。可见，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是丰富多彩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并未实现统一：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都是用来阐释我们看到的世界多样性。但奇怪的是，不论是什么社会目前都面临着各类危机，这说明现代文明有着内在一致性的社会形态，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共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历史是一系列问号串联起来的故事，是一张张写满了题目的考卷，其中一道大题目就是关于社会转型的。21世纪初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面临的转型任务不同。按照学术界的解释和定义，有的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有的要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有的则要走得更远，向知识社会转型。对于目前全球社会是否全部处于社会转型关口这个问题，主要的疑问恐怕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否代表着某种历史的终结？如果历史没有终结，将会向何而去？这是我们必须去回答的问题，否则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就是一种幻象。

我们所面临的社会转型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画面，这些画面需要我们去拼接、归纳和分类，否则便只能是感官上的认识。对于身处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很难认清当前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需要借助知识的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