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现代性

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一直是中国人的先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走的也是借鉴西方的外生性的社会变迁之路。而“西学东渐”、“西力东渐”实质上是“现代性东渐”，“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类现代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启门之匙”，亦谓西方现代文化的本质特征。

据有关资料考证，“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现代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来观察，是和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相区分的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8］“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现代性从时间观念上考量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时态。现代性社会即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其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形态。

“现代性”因过于注重技术理性忽视价值理性，也带来种种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代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等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对理性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中由工具理性世界回归到生活世界的理论导向最具合理性。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的不是“非”（非工具文化、非解释文化），就是“无”（无中心主义、无确定文化）；不是“反”（反神话），就是“消解”（消解文化）、“模糊”（模糊文化）。“具有的怀疑一切的精神、打倒一切的主张、破坏一切的指向、反对一切的姿态、革命一切的激情、削平一切的策略、绝决一切的态度、批判一切的思想……否定一切的哲学、解构一切的方式……”^［9］“后现代主义”由于过于消解主体性、颠覆理性和主张平面化生存，谴责一切又一无所求，建构就是消解，消解成为了消解的目的，使“后现代主义”走入非理性主义的误区和极端。虽然“后现代主义”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主张多元差异的文化精神，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本质上看，“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虚无主义和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照中，“现代性”找到了自己清晰的位置，彰显了科学与人文理性精神对当下社会的引导力和牵引力。

“现代性”依然为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性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有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进行的思想启蒙，有几次都被“救亡压倒启蒙”遮蔽了。启蒙不彻底，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只有“咬”定启蒙不放松，通过理念更新、体制变革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10］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性并非特指西方的现代性。从中国的国情看，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现代性转型，而是具有中国特质、中国元素、中国气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现代性转型。将西方的现代性转换为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通过现代因素本土化来促进本土因素现代化。20世纪中国百年的思想启蒙远远不够，更何况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新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任重而道远。

（二）多元性

多元性是和一元性相对的。多元性指称事物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实践性，追求的是个性、求异和创新；一元性则指称事物的单一性和凝固性，追求的是共性、求同和统一。现代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在文化的认知上，力求事物和现象的多样性、丰富性，思维方式的求异性和发散性，使多种观点发生碰撞和争鸣，求得真理或一元化的结论。在文化多元和一元关系的处理上，应采取既坚持一元性的多元性，又固守多元性的一元性的原则，使两者保持适合的边界和必要的张力。而在文化多元和一体关系上，一体为主导文化，多元则为亚文化形态，一体包含多元，多元则受一体的支配和统摄，多元是大传统（一体）下的各具特色和活力的小传统。

对于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区别，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多元文化’在这里用的是形容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文化并存，一方面试图保持原初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希望建构一种共同的生活，多元文化描述的就是由社会造成的文化管理方面的社会特征和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名词‘多元文化主义’，指的则是策略和政策，用来调控管理多元文化社会产生出来的因差异多样引起的种种问题”^［11］。人们通常用单数表示多元文化主义，而用复数指称多元文化，这是一对多的关系。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绚烂无比，中国新疆的文化也多姿多彩，魅力无穷。已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新疆文化在东西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中形成了鲜明的多元和独一无二的特色，可打造为新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标杆。

（三）价值性

价值是德国后康德主义学派由经济学移植到人文科学领域的“术语”，具有积极的作用。文化是价值观念的对象化，文化的背后总隐藏着价值和价值观。文化“同国际接轨”之所以不那么令人担忧，就在于“接轨”的往往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制度和观念则难以制造“同意”。穿牛仔裤，吃肯德基，看美国大片，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也同样西方化。

印度文化泰斗普莱姆·克颇拉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是由三个不同的要素组成的：理念、审美方式和价值……在文化三个要素中，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开发了宝贵的智慧资产，并区分特定文化；价值还使行动和变化富有生气，并赋予人的生活以活力和质量。”^［12］由此可见，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价值也有局限性，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带来文化的冲突。价值观是具有规定性和指导意义的，是人思维的模式、行为的准则、认知的方式、处事的哲学、评价的标准、道德的依据。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质上还是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价值的相对性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有可能使各民族国家和群体之间在价值日益趋同或追求普世价值的氛围中，对本民族的现代文化有理性的、自觉的和清醒的认识，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亦日趋包容和善待，以共同性需要为价值取向，从而力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景象。把握不好，也容易导致民族中心主义、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文化霸权。民族情感对民族和国家来说是一种纽带，但不一定就是理性的、非自利的，当一个民族极其强调和张扬自身的价值和利益时，这种情感无论在何处都会表现出对外的攻击性的偏执和张狂。

总而言之，价值首先是一个立场选择的问题，有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尽相同的选择。价值观属于文化特质的深层结构形态，现代社会要积极倡导具有主导型价值理念、伟大的精神形态的自觉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建构必须坚持价值性和真理性的有机统一。

（四）开放性

文化的开放性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双向开放度的问题，主要考量的是自身对异文化所采取的开明的、包容的态度。文化的开放度往往是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呈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唐朝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王朝，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和唐朝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和融通分不开，对世界敞开了大门和心胸；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主体文明的交流互动，思想文化日益荒芜和陈旧，从而酿就了中华文明从此衰落的苦酒。历史一再证明，一种文化愈呈现原生性，文化传统愈悠久，文化积淀愈丰富，对于异文化的顺化功能就愈弱，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和同化力量就愈强，就愈容易产生文化自闭、守旧和民族中心主义，从而产生文化交往的隔膜、疏离乃至冲突，最终导致文化的落后和文明的衰落。

荷兰文化学家皮尔森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不是僵化的、固守的、向后看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宽容的、交融的、与时俱进的。对异文化要有“拿来主义”的勇气，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圆融并包、为我所用的气质、气魄和气度，主动地判断、选择、吸收、消化和容纳异文化的优秀因子，在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灌溉中或新陈代谢过程中，同构自己的文化主体精神和人类文化的同一性，使之成为开放的文化，与时俱进的文化。王国维曾说：“中西二学，盛则俱励，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不要崇洋，也莫灭洋，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

文化的开放不是单向的输入，而更应是一种输出。本土文化只有向外传播才能充分展现其牵引力、竞争力、辐射力和价值，才能更好地彰显文化的软实力。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和持久力，不在于它学习复制了别国多少成功的经验，而在于它自己能为世界输出多少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香港《文汇报》2011年1月29日曾刊文指出，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到在全球开办孔子学院，再到在美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国从文化方面积极地展示着自己的“肌肉”，释放着自己的魅力。若美国真心认知中国，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开放、博大与平和。是的，美国有必要学会如何欣赏中国文化，中国也需要有效地去传播中国文化。普通美国人，会对宋祖英的演唱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对李安拍的《卧虎藏龙》点头称赞，会对张艺谋中西合璧的歌剧《秦始皇》持肯定态度，但笔者更愿意把此理解为是受众发自内心的欣赏和玩味，从而使其灵魂得到了洗礼和升华，而不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好奇或猎奇，也不是“点头后的漠视”，可愿望毕竟只能作为愿望，中国文化欢迎的是真正的肯定和真心的欣赏，中国文化也迫切需要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独立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和话语，在对外传播能力或柔性传播方面，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有很陡峭的山峰需攀登。

现代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也不因文化的焦虑和不认同就对其他文化产生冲突和对抗。现代文化需要现代人开放的和包容性的双向学习态度与文化开放、融合思维，现代人更需要以宽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待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开放、包容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心态和行为范式。

（五）超越性

从文化的结构运动机理来看，文化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强制性，但文化是人为的创造物，是超越自然、超越本能而形成的“第二自然”，同时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自在性和超越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驱动着文化结构形态适时地做出相应的改变甚至嬗变。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人类精神一旦变成成熟的给定的文化形态，就成为僵化的东西。真正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有机生长和盛衰变化来展示人的丰富的生存，来不断超越给定的文化形态，推动历史的演变。”^［8］

从人的意识本质属性来看，意识的本质是超越，文化的超越性直接来源于人的超越意识，这是因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外部世界，还会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新的意义世界。文化超越性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是从宏观上，它表现为具体的文化模式的生成、危机和转型；其次是从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则表现为原始文化、宗教、伦理、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的超越性。^［13］这种超越可以是对某种文化的整体性超越，也可以是对某种文化各具体形态的超越。

当然，超越是对前文化继承基础下的超越，是对前文化继承前提下的创新。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创造。”^［14］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文化是人的超越性的存在方式，是经历着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进程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超越性或创新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的本质的生成性。从以上观点可推导出：现代文化本质上也是创造的文化、超越的文化，它是对过去文化的创新、超越，也必定为未来文化所创新、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