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拜年网的结构性差异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社会资本，是因为这个概念关注社会稳定的积极结果，以及将这个积极结果放到更广阔的资本讨论中，以引起对非经济形式的权力与影响资源的重视^[50]。中国逐渐弱化的国家经济控制系统促使了新的社会设置的形成——网络资本，它通过关系的不明确和流动的动力来发挥作用^[51]。当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开始变为通过市场、社会网络以及国家等分配资源的多种方式^[52]。

个人拥有社会资本意味着投资于有希望回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将提高行动的收益，导致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社会资源的获得与使用也部分取决于社会等级阶层的位置^[53]。也就是说，能够有效利用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个人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与此对应，良好的社会地位也为获取社会资源提供有利条件。韦伯认为社会分层主要从财富、权力与声望三个角度进行区分，其实，在大部分社会，财富、权力与声望就是资源^[54]。这样看来，社会资源的获取往往就直接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且社会资源的获得也会提高个人主观的社会地位评估^[55]。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区间差异，本章在经济地位指标的测量上采取主观判断法，比较了不同阶层间的拜年网指标（见表2-7）。

可以看到，自我评价为中上层以及上层的个人，其拜年网各指标明显好于其他阶层。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能够接触到的社会资源越多，同时，接触到的社会资源越多，也会提高自身的阶层评价。调查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

表2-7 经济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

为方便管理以及限制人口流动，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使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就业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国家重点发展城市的策略使城市获得快速发展，同时政治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在城市，居住在城市里的个人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一直实行的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路线使农村较少获得发展，农村人口主要从事经济收益较低的农业。农村的乡土性质使个人活动范围较窄，交往具有同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政策的放松，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就业。现有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民工主要从事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工作，直接接触社会资源的机会极少^[56]。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获得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不过，随着这个问题近几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在政策方面做了许多调整，一些地区尝试取消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区别对待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是否在社会资本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呢？

比较本地城市户口、外地城市户口以及农业户口在拜年网各指标方面的差异（见表2-8），可以看到，无论是外地城市户口还是本地城市户口在拜年网的各个指标上都高于农业户口，这些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可以看到，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仍在延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外地城市户口拜年网各指标均高于本地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

表2-8 户口与社会资本

在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使权力与经济相结合，社会资源较多集中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身上。接触到国家权力资源往往意味着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单位的个人由于接触到的社会资源不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以及主管部门也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57]。即使在再分配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居民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工作单位来获取资源^[58]。

那么，自改革以来，就业单位对个人社会资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将个人就业的单位性质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两大类进行比较（见表 2-9），前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以及集体企业，后者包括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与合资企业、股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可以看到，除工作于国有性质单位的个人在与领导层的纽带关系上强于非国有企业外，工作于非国有性质企业或单位的个人拜年网指标均好于国有企业，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

表2-9 国有性质与社会资本

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断言所有就业于体制外的非国有性质单位的受访者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优于体制内的国有性质单位的受访者呢？如果我们详细比较个人就业单位性质与其拜年网的社会资本指标差异（见表2-10），我们就会发现实际的情形要更为复杂。比较表2-10的数据，可以发现，除了就业于体制内的国有事业单位以及包括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股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等体制外单位的个体与经理层联系纽带较强外，其他指标都是就业于党政机关的受访者最好。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的个人，其社会资本总量远远高于进入其他单位的个人社会资本总量。从拜年网的其他指标上也可以看出就业于党政机关的个人其拜年网络质量最好。其次才是就业于非国有性质的外、合资单位的个人，其社会资本质量也明显高于就业于其他单位的个人。而就业于集体企业受访者的社会资本质量最差，各个指标均处于最低水平。现在的集体企业由于其特殊经营性质，既无法获得如国有企业般的国家的帮助，较难接触到政治资源，同时也无法获得如股份制企业那样的经济资源，因此其就业者的社会网络质量较差。

表2-10 单位性质与社会资本

表2-10 单位性质与社会资本-续表

有关市场转型的机制共存假设认为，市场规律与权力规则同时制约着资源的配置^[59]。转型时期市场与权力机制共存是不言自明的。且边燕杰在天津的调查发现，权力机制相对于市场机制更重要^[60]。可以认为，通过运用权力来获取资源的能力大于通过经济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本次调查发现，就业性质为党政机关的受访者，其社会资本优于具有市场性质的就业单位（如个体经营、股份制、外合资企业等）的受访者，这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边燕杰的结论。

运用权力维持观点可以解释上述现象：市场转型期间，政治权力对资源的直接与间接控制没有降低。政治权力通过在转型期对资源的调控与垄断，维持了原有的控制权力^[61]。政治权力依然是掌握与调控资源的最高权力，市场作用仍然受控于政治权力。不过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力量对政治权力的抗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阶层地位、户口以及就业单位都与个人的社会资本有极强的相关性，结构性因素对社会资本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亦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