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葡冲突与明军取得葡人船炮
（一）屯门、西草湾两役之背景
朱宸濠之乱给予亟思南巡的武宗以正当理由，他不顾朝臣的反对，并压住已经平定叛乱的消息，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来到南京[1]。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大学士杨廷和等上奏即将抵京的武宗，要正视葡萄牙人的问题[2]。武宗抵京后，好大喜功地针对朱宸濠之乱举行了大规模的献俘仪式[3]。但暗地里，朝廷中支持与反对葡萄牙的势力已开始角力。
南京的大臣们随即奏报了葡萄牙人的罪名，其罪名主要由两位广东顺德籍御史邱道隆和何鳌所揭发。礼部并复议“奏请处置广东三司掌印并守巡、巡视、备倭官，不能呈详防御，宜行镇巡官逮问。以后严加禁约，夷人留驿者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并当贡年驱逐远去，勿与抽盘”[4]，做出了不与葡萄牙人贸易的决定。
而葡人的通译亚三（江西浮梁人）[5]，在南京时通过武宗宠信的江彬（？-1521），得以接近武宗[6]。武宗返回北京后，仍十分宠信亚三，亚三住在会同馆，与回回人写亦虎先和米黑儿马黑麻联合，诬陷大臣，使得朝臣对于葡人印象更为恶劣。但不久后，武宗在祭天时吐血，由于武宗没有子嗣，必须由外藩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来入继大统。当时北京城中传言江彬等豹房的边帅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张太后便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1595—1647）联合起来，颁布了七项防范措施，先将外国势力排除在外，赏赐进贡的哈密、吐鲁番和佛郎机等国使者，并令其返国。这使得葡人欲与中国贸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广东的葡人因为朝廷已不准贸易，又不愿承受损失甘心离去，因此于正德十六年七月请求贸易，广东官员上奏请求抽分（即抽税），但甫即位的明世宗下诏拒绝[7]。自此，双方关系极为紧张，终于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即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
（二）屯门之战
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阳历六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八日间，中葡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史称“屯门之战”[8]。由于双方已在是否开放贸易的问题上有了矛盾，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及白沙巡检何儒便采取了秘密的军事行动：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久住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9]。
白沙巡检何儒因掌理向外国船只抽税的工作，因而得以结识并策反葡船上的中国人杨三、戴明，并制造佛郎机铳用于攻击葡人，而从葡人记载来看，此役中葡人并未察觉华人已经掌握了佛郎机铳的技术。
而葡人迪奥戈·卡尔沃（Diogo Calvo），则率领一艘大帆船（还有一些船同行），从满剌加抵达屯门澳，准备进行贸易。但当他抵达后，却得知正德皇帝的死讯。中国官员以此为借口，命令葡人离开，而葡人因贸易不成，不愿离开。海道副使汪鋐统领的中国水师约有五十艘战船，开始围困葡人所占领的港口和船只。葡人的主力是五艘船，水师数度发起进攻，但都被葡人的炮火所击退。双方僵持了四十天。葡人将人员集中在三艘船上，在风暴中利用夜色突围，双方激烈交战，葡人突围成功，于1521年10月顺利回到满剌加[10]。
（三）西草湾之战
中葡的第二次武装冲突在嘉靖元年（1522年）阳历八月七日至八月二十日，地点在今广东鲤鱼门西草湾，史称“西草湾之战”[11]。海道副使汪鋐以南头寨水师截击葡人船队，而西草湾的葡人则由末而丁·甫思·多·灭儿[12]（Martin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所统领，他在此役之后致书葡萄牙国王汇报当时战况：
我八月七日始见中国海岸。在那里，我游弋了两三日……进入各岛之间的水道后，立即见到一支中国舰队。此船队共有大小帆船九十七艘，其中仅双层桅楼大型平底帆船便达八十艘。它们装备着许多小型火炮及其他各式武器。我以为它们不过为了在入港处炫耀武力。
…………
别都卢的船进水，沉了底。他的船和我兄弟迪奥戈·德·梅洛船先做好准备。因为较小，可随时作战。在我备战的日子里，那些人们说，装备精良的中国大帆船每天在活动，已排列在了我的上风方向，向我开炮射击，围我游弋，择机进攻。
……一早我便率我大帆船上的人登陆打水，……约用了一个钟头。此时传来隆隆炮声。那天晚上毫无动静。那些平底帆船和桨船撤退了，一大清晨便来包围我们的船。
我们见到了将我们的船团团围住的平底帆船后，奇迹般的从陆地刮来一阵风，但根本无法利用，祇见一艘船变为火海一片，沉入水底，顷刻不见踪影。我兄弟迪奥戈·德·梅洛的船遭同样的命运，与其同行的我们的父亲及我的十五或二十名葡人全部丧生[13]。
可知明朝水师在西草湾一役中，不仅大量增加火炮数量，同时也多次使用火炮与葡人交锋。此役，中国水师已经配有杨三、戴明所造的佛郎机铳。
《明世宗实录》也提到了这一武装冲突：
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喇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殊世利等千余人架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殊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余贼末而丁·甫思·多·灭儿等，复率三舟接战，先焚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巡按都御史张嵿、巡按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复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14]。
别都卢（即佩德罗·奥门，Pedro Homen）被视为犯首，被处以极刑，葡船则有两艘被俘。
《新安县志》中的《都宪汪公遗爱祠记》则称：
忽有不隶贡，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众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存活，其坟墓室卢又极凄惋。事闻于公，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劬劳万状。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敞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孓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至嘉靖壬午凯还，师行而秋毫不犯[15]。
根据《都宪汪公遗爱祠记》的记载，在最初的冲突中，汪鋐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在于火攻，因为葡人所驾海船较为庞大，移动不易，而汪鋐利用破船装载引火用的枯柴和干草，灌以油脂，因风纵火，焚烧葡萄牙船舰才是制胜的原因[16]。但也有记录指出，汪鋐是利用佛郎机铳克敌的，如《殊域周咨录》说“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17]。
（四）被俘的葡人船炮
关于所俘葡人船炮的情况，据汪鋐称：
臣先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适有强番佛郎机驾船，在海为患。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18]。
明军所俘获葡船长十丈（约31.5米），阔三丈（约9.5米）。因两侧共有四十余只大桨，被明人称为“蜈蚣船”。此船吃水深且防护力佳，共配置了火铳三十余门。被俘的葡萄牙火炮，以重量来分，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即一千斤级（约600公斤）、五百斤级（约300公斤）及一百五十斤级（约90公斤）。铳管的材质以铁为主。炮弹则以铁为心，重量则为八斤（约5公斤），外包一层铅，这种设计是防止铁弹锈蚀变形，避免在发射时，因炮弹在炮管内的运动受阻，而发生膛炸的现象，也有可能是为了增加炮弹的破坏力。此外，由于明军在西草湾所俘获的敌炮数量颇多，甚至包括葡舰上较为宝贵的铜制佛郎机。于是明军掌握了葡人制造的技术，因此广东东莞地区的工匠制造的佛郎机铳，其水平遂能与葡铳相媲美[19]。不过也有人觉得“然唯夷人精用之，中国不及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