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协助各学校、学术机构内迁四川重庆、成都、北碚各地
（1）协助南京中央大学迁重庆、成都。1935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以日本侵华日急，即开始为中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校而筹谋，因而特于重庆观察可迁校地点，并交代中央大学总务处订做900个大木箱备用。及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19日日机轰炸中央大学，罗家伦迅经蒋介石同意将中央大学校本部迁重庆，医学院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31]中央大学遂将迁校事呈报教育部核准，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公文批复始下，中央大学迁四川作业正式展开。
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庆校址的选择，事经重庆大学的支持，提供该校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为中央大学重庆校址。此地虽然山丘湫隘逼窄，但嘉陵江从坡下环绕而过，山清水秀，自成小格局，是一个读书好地方。唯在筹备校舍建筑工程时，即遭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扰，制造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益的舆论，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事经罗家伦造访正在南京参赞抗战军务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等教育重要性，及东南文化输入与交流，予四川文化发展大有裨益等理由，但成效有限。最后请卢作孚居中协调，这场风波才告平息。[32]
至于学校的搬迁，罗家伦亦了解由南京能一路到重庆、成都只有走长江水运一途。惟是时，正值京沪大撤退，长江客货运船只极为紧缺，不可能全校包船包舱入川，经学校讨论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化整为零办法，各自购买船票，分散而行，约定于10月10日在汉口集合，再由学校在汉口设立的联络站负责统一安排舱位入川。而最困难的是如何将已运到下关的2000余箱图书、仪器和畜种一并直运入川。此事虽经罗家伦校长多方交涉，仍无结果，正在进退无计之际，卢作孚基于教育为百年大计，弦歌不可因抗战而中辍的爱国理念，慨然派民生公司运送川军开赴淞沪战场返航船只，免费搬迁中央大学入川，且全力配合中央大学的需求改造船舱，给予鼎力相助，使中央大学迁川顺当成行，[33]其中包括：
其一，不顾日机轰炸，派船至南京下关，载运中央大学图书、仪器2000余箱。[34]这次搬迁的东西，如罗家伦校长所言，有极笨重的，有极精细的，包括航空工程教学用拆卸的飞机3架，医学院解剖用泡制好的死尸24具。[35]
其二，特别改造轮船的一层，装载农学院的畜种，每样选一对，为抗战大后方留下牲畜种子。对此，罗家伦特别引用唐朝诗人“鸡犬图书共一船”诗句，及圣经中“罗哀宝筏”（Noah’s Ark，），今译“诺亚方舟”来描述卢作孚协助中央大学搬迁的情境。[36]
其三，将航空工程系7吨多重，无法分拆，值20万美元的风洞，想办法一并运入重庆。[37]
其四，从中央大学9月23日奉教育部核准迁重庆，10月初开始装运，只经30日，至11月初，让中央大学师生如期于重庆校址上课。[38]
其五，由于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民的内迁，导致重庆居大不易，房价及租屋价高涨，且面临无屋可租窘境，给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教授们造成极大困扰，邹树文等教授亦函请卢作孚代为解决租屋问题。[39]
中央大学迁川，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完整和成功的典范，且中央大学亦在重庆快速发展，成为战时最大的学府，学生人数由1937年战前在南京时1000余人至1941年增至4000余人，不但为战时文化教育起了赓续的重要作用，且为国家培植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40]而中央大学此次得以快速、完整迁川，无论校址阻挠风波的平息，图书、仪器、畜牲、教职员、学生的装运输送，甚至教授租屋问题，卢作孚居中献替良多。其后南京大学在该校百年史中记录其前身中央大学迁川历史时，亦特别表示卢作孚帮助中央大学迁川的“这一举动，为保全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41]
（2）协助上海复旦大学迁北碚。1937年8月上海战事爆发，复旦大学校舍被炸，图书馆资料及教学设备毁于一旦，遂遵教育部令，复旦、大夏两校组成联合大学，分成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先暂迁江西牯岭，再于1937年12月初于九江搭“永利”差轮至宜昌，再分三批搭船迁重庆，[42]初期暂借重庆复旦中学的菜园坝校址先行复学，其后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于1938年2月很快觅得四川北碚对岸夏坝（原名下坝，经陈望道建议改名夏坝）数百亩地为校址，[43]吴南轩副校长所以看定北碚为复旦迁川校地，他认为“重庆人烟稠密，不可以建校。北碚距重庆不过二百华里，陆路以车，两小时可达；水路以舟，三小时可达。北碚是一乡村，背山临水，风景奇丽，曾经卢作孚先生经营为实验区，故乡村中又略带城市化，以此建校，最称适合”。[44]惟在吴南轩看定下坝校地时，该上、下坝地区已先由资源委员会林继庸勘定为北碚工业区，预为上海地区内迁二三十家工厂用地，事经吴南轩、卫挺生、陈立夫等人相继向卢作孚请求协助争取，希将该地作为教育文化用地，事经卢作孚转告林继庸，[45]林继庸遂放弃设置北碚工业区计划，[46]复旦大学很快于夏坝建成登辉堂、相柏图书馆、大礼堂及教室，另在夏坝东边黄桷镇，用一座小学校舍、一座古庙、一处煤炭坪和王家花园的一幢别墅，作为部分学生、教授宿舍和办公室。[47]1938年3月底复旦大学即在北碚开学，最初设置4院16系，至1940年增至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27个系科，并于1942年改置为国立大学，为战时国家培植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事业3000余人专业人才。[48]
由上述可知，复旦大学选择北碚为建校地点，实为卢作孚经营北碚实验区有成效所吸引，故认为在北碚建校最为适合。而其北碚校地能顺利取得，亦由卢作孚给予大力协助争取。故而1938年吴南轩在《复旦大学在北碚》的报告中表示，复旦大学得迁北碚，“卢作孚之力居多，最热心爱护”。其后复旦大学董事会，亦由董事长钱新之具名，聘卢作孚为复旦大学董事，卢作孚亦欣然接受，继续给予协助。[49]
（3）协助科学学术机构迁北碚。卢作孚认为发展科学的学术研究对落后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重要的工作，因而在1930年，他就在所负责管辖的四川嘉陵江三峡峡区的北碚，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并于1934年积极倡议和支持中国科学社到北碚召开年会，使中国西部四川重庆、成都掀起了努力发展科学事业的热潮。以后不少全国学术会议相继来四川，特别是来北碚召开，不少科学家也来四川考察，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西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当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京沪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纷纷经由卢作孚协助内迁北碚。如1937年9月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决定内迁北碚，即由卢作孚全力给予协助。9月5日，卢作孚致函民生实业公司代总经理宋师度，表示“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并进而交代宋师度“渝中各事业有需特取联络之处，并盼特接洽为感”。[50]9月13日卢作孚再函告宋师度：“中国科学社已开始迁移，请告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为酌让房屋，并一切帮助。”[51]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抵北碚时，即由在北碚负责的卢作孚弟卢子英，全力帮助解决馆舍问题，其后该所动、植物两部亦借用中国西部科学院部分设备，进行学童健康和桐、茶虫害等研究。[52]有了上述卢作孚无论在交通运输、电信、房舍和研究设备的全力协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迁北碚的先例，其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及中山文化教育馆等18所科学和教育机构，先后到北碚安营扎寨，推动抗战基地的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确如李约瑟所说，北碚已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更使北碚的科学研究事业获得空前发展。这一切，都与卢作孚抗战前和战时建构了北碚为适于科研的平台，积极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有很大关系，也体现了卢作孚为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良苦用心。[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