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既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共两党共同的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回到中国市场，特别是英、美、日等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美等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开设的工厂迅速增多；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使大战时期稍有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又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在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它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人民都感到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巨大压力，反帝情绪普遍高涨。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解决中国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后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也都失败了，统治中国的仍然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北洋军阀。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混战不断，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和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全国大多数省份战火不断，卷入内战的军队在1924年达345万人之众。天灾兵祸，经济萧条，人民负担加重，并饱经战乱蹂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比辛亥革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的敌人还是本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有许多帝国主义。然而，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人民的觉悟，人们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就必须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所以，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确认了列宁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要在合作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一理论成为民族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共产国际二大后，马林被派到中国。马林到中国后，积极同国民党接触，曾亲往桂林会晤孙中山，说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1922年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鉴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鉴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倡导和帮助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这个决议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行。
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
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问题，是无产阶级组织和调动革命的政治队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改造社会，其革命的第一步，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联合一切能够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组织起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很透彻，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并不是很准确。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纲领中提出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力量极其强大而残暴。同时，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是不行的。要想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愿望，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在联合的对象中，党经过仔细的分析和了解，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可以联合的最合适的对象。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30余年，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屡遭失败，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他找过维新党，找过会党，找过留学生，也找过军阀，都没有成功。
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方面来说，同共产党合作，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是其迫切需要。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直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发动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活动都未能胜利。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党员革命意志消沉，长期不参加革命活动，有名无实；一部分则成了军阀政客，他们致力于做官成名，已经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了。孙中山认识到，要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个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他看到国民党的党员成分太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多数人把入党当成步入官场的阶梯，因而亟须改组和整顿。二是孙中山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他常把希望寄托在依靠某一军阀去反对另一军阀的幻想上。特别是1922年6月，被他培养、信赖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应该说是孙中山最痛苦的一次失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避居到上海，孙中山陷于彷徨苦闷之中。
当时的孙中山感到一筹莫展，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无疑给孙中山以强烈印象。而和原来的老国民党党员相比，中国共产党党员更是以其“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深深打动了孙中山。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时期的新思潮培养起来的青年群体，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社会力量，把这股新鲜力量引入国民党，使之统一于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之下，不但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国内进步力量的兼容，而且可以更为直接地学习和借鉴“俄国的方法”进行“组织及训练”，从而大大提升国民党的整体素质，并推动国民革命顺利前进。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加入对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都将带来深刻影响，合作是国共双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作出的一个明智选择。“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1]
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马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经过同共产国际代表、苏俄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接触后，他毅然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决策。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苏维埃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是可以依靠的国际力量，苏俄政府也表示要予以援助。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与此同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了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曾多次与孙中山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两党合作的问题，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2]他需要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要依靠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要从共产党方面注入新血液。
从共产党来看，当时要争取的同盟者国民党是必须和能够联合的力量。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全国最大的比较革命的民主派组织，又领导过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当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有合法的地位，可以说是一面公开的、通俗的革命旗帜，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同时它有一块广东革命根据地，有一个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又愿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召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是排斥一切党派的，1922年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党对时局的认识在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的只是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并没有解决合作的形式，共产党人主张两党间的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不接受党外合作的办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认为应该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实行党内合作。
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持怀疑态度。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转入了低潮，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靠单纯的工人运动，是无法战胜强敌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建立同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因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势在必行，于是加快了联合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张国焘和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共产党应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国共合作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工人运动的低潮中走出来，开拓革命的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但是，中国共产党三大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事实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就关于合作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作出过指示。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这个决议才传到中国。
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三大后，便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帮助党员登记，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制定统一战线的同时，孙中山国民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为国共合作创造条件。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今后革命事业应“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接着，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正式表示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确定了联俄政策。
1923年10月，孙中山聘任苏俄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训练员和政治顾问；指派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改组事宜；又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陈独秀、谭平山等9人成立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为策划改组的中央机关。1923年11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随后便在广州召开改组特别会议，南、北方一些主要省市建立了改组后朝气勃勃的省市党部，吸收了许多新鲜血液，消除了不少有害成分，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决意改组国民党，是他晚年作出的符合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决策。他得到许多国民党人，特别是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大力赞助，但是也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及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破坏和阻挠。其间，孙中山以巨大的革命胆略，排除重重困难，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努力推进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工作，保证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在出席开幕式的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占委员总数的1/4。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解释，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国共两党为之奋斗的共同纲领。
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份和海外存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发展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除新疆、云南、贵州外，国民党党部组织遍布全国。而且，由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加入，由于注意支持工农运动，党员成分发生了变化，工人、农民增加，甚至占了多数。许多省市党部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等。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
国民党的作风也有明显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尽管国民党内部情况很复杂（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但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如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等），大多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工作的。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25年底达到了1万多人。到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五大召开时，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增加到5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还取得了合法地位，可以在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中宣传共产党的纲领，便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