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汉时期的古籍著作辨伪
战国时期的疑古思想已有萌芽，但是真正开始对伪书进行考辨的应当从司马迁开始。这一点，梁启超早有认识：“作史学的始祖是司马迁，辨伪学的始祖也是司马迁。”[28]司马迁作《史记》，是在汉武帝太初年间，距秦焚书也有100多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后，一些先秦古书相继重见天日，散失于民间的书籍也陆续收归朝廷、藩王和私人藏书家之手。由于名利的诱惑，在古书相继出现的同时，造假作伪间杂其中，弄得世人真假难辨。司马迁撰写《史记》，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古书及其史料的真伪。在史籍考辨的过程中，司马迁主要奉行两个原则：一是“考信于六艺”。他认为，儒家经典是核实史料可靠的重要依据，在撰写《殷本纪》时主要是依据《尚书》、《诗经》。二是“择其言尤雅者。”他在作《五帝本纪》时，主要是依据《尚书》、《国语》、《左传》、《世本》等典籍，从中“择其言尤雅者”编撰成书，而对于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内容不去相信，要么存疑，要么弃之不用。
在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后，一大批所谓的经书古本重新出现，古书造伪现象也在这时泛滥起来。古代经书的出现又和汉代的立于学官进行经学传授结合了起来，进而形成今古文经学的学派纷争。伏胜壁藏的《今文尚书》原本28篇。武帝时，又有人献出具有伪造嫌疑的《尚书》、《泰誓》篇。汉人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比做二十八星宿，把《泰誓》比做北斗。对于《泰誓》篇的来源，说法不一。《泰誓》的内容更是大有问题。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家马融对《泰誓》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说：“《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于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29]
马融考辨《泰誓》不是孔子所编辑整理的《尚书》里的内容。首先认为，此书是后来得到的，它的文字“似若浅露”。后来得到，来路不明，传承不清，再加上文字浅露，肯定值得怀疑。其次，《泰誓》中比较多地出现了记载神怪之事，这不符合孔子删定《尚书》的创作风格和言行准则，因为孔子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第三，把其他古书中所引用的《泰誓》文字与现在出现的今本《泰誓》的内容进行比勘，发现今本《泰誓》中均无古书中所引《泰誓》的文字。《春秋》、《国语》、《孟子》、孙卿、《礼记》都曾有引用《泰誓》的文字，但在现有的《泰誓》中，上述的内容一句也没有。马融自认，自己见的“书传”很多，书传中引有《泰誓》文字而在今本《泰誓》中不见踪影的很多，不用一一列举，略举五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种通过古今版本内容文字对比的辨伪方法，使得假冒的汉人伪作《泰誓》马脚一下子就露出来了。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朝中央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古书集中校勘工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辨伪工作。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刘向。对此，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相关记载：“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刘向在对先秦诸子及其他古书典籍进行系统整理、校勘过程中，也对一些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尤其是对不少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都进行了真伪辨别。刘向著有《别录》，是辨伪的重要著作。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其中有一部分是重要的辨伪成果，共有19处。涉及道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的著作辨伪。如：（1）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认为该书被近人羼入、添加了内容。（2）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怀疑此书是后人假托。（3）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此书和《老子》一样，开始于六国时期，也是假冒伪托前人之作。（4）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这也是伪托之作，判定作者是贤人，而非一般人。（5）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创作于六国时期，也是假冒伪托前人之作。（6）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认为此作是六国时期韩国诸公子的创作，假托为前人之作。（7）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这里没有判定是否伪托，只是认为，在黄帝史书中出现夏帝孔甲文字，是不对的。（8）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这是从文字判断，作品是后世语言。（9）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这里辨定认为，属于诸子作品，依托神农，也是假冒。（10）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虽然判为依托之作，又不敢肯定。因为只是根据语言浅薄来辨别的，没有更充分的证据。（11）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知。”篇中所说都是后世所知之事。（12）师旷六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有此同，似因托也。”根据语言浅薄，认定其为因袭假托之作。（13）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这篇里的尧问，不是古代表达方式。（14）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根据语言使用的时代错误，辨别为伪托之作。（15）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根据其中的迂诞文字，判断为依托之作。（16）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封胡是黄帝臣，认定为依托。（17）风后十三篇，图二卷。注云：“黄帝臣，依托也。”（18）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19）鬼容区三篇，图一卷。注云：“黄帝臣，依托也。”
刘氏父子辨别的古书作品，大都辨别为伪托作品。也就是当时的人进行创作的作品，自己不去署名，或者不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而是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假托前贤和名人传播出去。通过这种办法，不仅会获得官方的赏赐，还可以通过扩大学派名声，博得更多的学生从学，也可以间接获得功名利禄。这说明，汉代的主流学者，已经对古书作伪的行为表示反感和反对，并有官方组织进行辨别和揭露，使那些假冒伪托的文人，作伪之迹无法逃遁，不再贻误后人。
后世学者[30]还进一步把刘向父子的古书辨伪方法总结为四条：一是从文辞方面辨伪；二是从事实方面辨伪；三是从因袭上辨伪；四是从思想体系辨伪。刘向父子的方法得到了后来的辨伪学者的继承和认同。东汉著作家班固，有鉴于当时一些无行文人把自己的奇言怪语都假冒为东方朔的作品，在撰写《汉书·东方朔传》时，罗列了东方朔的所有作品之后，又严正声明：“凡刘向所录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班固的这一辨伪和防伪方法，就是后来学者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即，据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疑其伪。这一辨伪原则又得到后来学者的继承和发展。明代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其中之一就是“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可见刘氏父子的辨伪思想影响之深远广大。
由于刘向父子的辨伪还在初始阶段，只能简单地辨识作品的作者和创作时代的伪迹，但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当然，刘向父子是利用汉朝政府给予的职务作品创作机会，他们的行为带有官方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刘歆利用这次修史、校书机会，不仅对古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还伪造古书，为王莽篡权登基服务。他的行为不仅受到当时反对派的攻击，也受到后世学者疵议和诟病。刘歆的书籍作伪行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刘歆之后，东汉谶纬书籍作伪之风盛行，更是中国图书创作史上的一个污点。
东汉的王充也是当时著名的辨伪学者。虽然王充不像刘向父子那样，做过中央的著作官员，具有丰富的文献校勘整理实践，只做过县郡椽功曹、从事之类的小官，但他通过自身广泛的阅读，获得了广博的学识，一生精力主要用于著述。王充的主要著作有《讥俗》、《节义》（12篇）、《政务》、《论衡》（85篇）、《养生》（16篇）。其中只有《论衡》传留至今（《招致》一篇有目无文），也是反映他辨伪思想的重要作品。他的辨伪学说大多保存在其所著的《论衡》中。其中《书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佚文篇》、《正说篇》、《案书篇》都有辨伪文字。他以史事辨伪为主，涉及文献辨伪的偏少。他在《书虚篇》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在东汉统治阶级把儒经和谶纬公开结合起来以后，不断加强儒家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当时的学术界弥漫着一种盲目尊古、伪书风行的不良风气。王充于是著《论衡》以考辨“伪书俗文”。《论衡·对作篇》有云：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说，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不得已，故为《论衡》。[31]
王充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和批评东汉之时附炎趋势的文人，运用舞文弄墨的才能，去“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继而谬种流传，使得真善美的古书被湮没，徒使造作传播虚妄伪书者“典城佩紫”。王充在忍无可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便创作《论衡》，“实事求是”地开展辨伪，“订其真伪，辨其实虚”。[32]在王充的辨伪实践中，辨及的古书有《五经》，《尚书》、《论语》、《春秋》、《周礼》等，并注重从这些古书的作者、成书、流传等方面考辨其真伪。他认为，伏胜所传29篇今文《尚书》和鲁共王坏孔子壁所得百篇古文《尚书》是可靠的，而张霸所献“百两篇”古文《尚书》是伪作。他指出：“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33]他还针对《尚书》29篇的附会之说予以质问和批评，同时也是在辨别其伪：“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逸《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34]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及辨伪成就，对后来的辨伪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辨伪学家刘知幾在撰写《史通》的过程中，完全继承了王充“疾妄求实”的精神。明儒胡应麟称刘知幾效法王充“犹李斯之学荀况矣”。[35]清儒周中孚认为“（《史通》）《疑古》、《惑经》二篇，排斥上圣，几上同于《论衡》之《问孔》、《刺孟》矣”。[36]王充《论衡》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37]
郑玄也是东汉有成就的辨伪学者。他在《三礼目录》中，曾对多种书籍进行了考辨甄别。如在《礼记·月令》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郑玄在《月令·孟春》中“衣青衣，服仓玉”下注：“凡此车马衣服……非周制也。《周礼》，朝、祀、戎、猎、车、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时为异。又《玉藻》曰：‘天子龙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视朝。’与此皆殊。”在《孟夏》“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下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据《周礼》载，周代的六官分别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秦朝建立后，设立三公九卿制，才出现了承相、太尉、御史大夫这样的官名。太尉是秦朝才有的官职。郑玄由事实出发，否定了当时人们认为《月令》是周公所作的错误看法。由于有了郑玄的辨伪，避免了后世文献的误传。[38]
东汉校书郎王逸作《楚辞章句》，对《楚辞》中某些篇章作者，多有疑辨之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郑》，悲其志。”而《楚辞章句》中《招魂》篇的解题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这就对《招魂》的作者提出了异说。《楚辞章句》中作者未定的篇章还有：“《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自注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渔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屈原作。《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39]《楚辞章句》是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对某些篇章作者的存疑，是后世考证这方面问题的开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