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
——走向民主共和之路
北九州市立大学 金凤珍
前言
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汪兆铭（汪精卫）为首的兴中会以及以宋教仁、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等在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常务，通过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以及《革命方略》等文件。同盟会采用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发行机关报《民报》，并在中国各地发动了起义，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
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新军发起的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呼应武昌起义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退位。翌日，孙中山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就任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并确定首都为南京。3月8日，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临时约法）。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第二代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公布了临时约法。
1913年2月，根据临时约法进行了国会选举。国民党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以宋教仁为总理的议院内阁的组阁准备开始推进。[1]但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等革命派虽然掀起了反对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二次革命）。袁世凯1914年废除了临时约法，强化大总统的权限。袁世凯1915年称帝失败，1916年6月病死。袁世凯死后，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虽然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但第二年就下台了。在那之后，北京政府就开始朝着与革命派的政治理想相违背的方向前进。[2]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在东京于1914年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10日成立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护法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开始开展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名的护法运动。自此，共和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期间，五四运动爆发。
这样大致梳理一遍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同时期的韩国独立运动的历史发展与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中韩两国几乎同时进入革命状态，是因为两者存在互相的联系、联动。但我们却看不到关于两者之间相似点的研究，其最大原因在于，东亚历史研究秉承的是一国史观。为了动摇一国史观而进行的地域史、比较史研究很有必要。
本论文考察辛亥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首先，探讨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秘密结社的新民会，考察新民会北京支部负责人曹成焕（1875～1948）如何面对中国的革命状况。其次，考察在中国流亡的韩国独立战士申圭植（1880～1922）的活动。最后，分析“三一运动”后在上海组织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宪法。笔者通过将该宪法与临时约法相对比，确认二者间的共同性，再浅谈中韩两国所选择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基础。
一 中国的革命状况与曹成焕
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革命形势给韩国独立运动带来很大的影响。独立运动的“独立”中包含了“革命”的含义，而辛亥革命可以说就是很好的榜样。当时的韩国由于“日韩合并”（1910年8月）进入一种革命状态。不仅如此，1905年11月的第二次日韩协定后韩国开始成为日本保护国的时候，韩国就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势态。尤其是1907年7月24日高宗皇帝（1852～1919，1863～1907年在位）被迫退位后，独立运动中的许多人开始从立宪派转向革命派。秘密结社的新民会就是其标志。
新民会由1907年2月从美国回国的安昌浩（1878～1938）发起，并由梁起铎（1871～1938）、李东宁（1869～1940）、李东辉（1873～1935）等7位创始成员开会成立。会议选举梁起铎任总指挥、李东宁任总书记、安昌浩任组织部长级的执行员一职。大会还通过了《大韩新民会宗旨》《大韩新民会通用章程》等文件。新民会成立的目的，如《大韩新民会通用章程》第2章第1节所述，是为了“革新我韩国之腐朽思想与陋习，求国民之维新……成立维新自由文明国家”。这里的“自由文明国家”就有着“共和政体的独立国家”的意思。也就是说，新民会是以共和革命为目标的革命组织。
1910年3月，新民会决定让大多数的干部流亡外国。流亡的干部分别负责不同的地区，比如，安昌浩负责欧美支部、李东宁负责俄国占领的滨海边疆区支部、李东辉负责满洲支部、曹成焕负责北京支部。同年4月，他们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活。流亡干部中的安昌浩、申采浩（1880～1936）等十余人4月在青岛开会，商讨实现目标的方案。最终被采用的是安昌浩提出的建设新韩民村与武官学校的方案。
然而到了1911年，朝鲜总督府从1月开始拘捕黄海道一带的重要监视对象。9月开始又以违反保安法为名，逮捕了以新民会总指挥梁起铎等中央干部为首的地方会员及其他爱国人士。在此期间朝鲜总督府打探出了新民会的组织，进而在1912年5月前逮捕了全国的新民会干部与会员（105人事件）。由此，韩国国内的新民会组织崩溃了。当时的韩国陷入了由朝鲜总督府统治的极其黑暗的时代。因此，虽然辛亥革命和革命形势对于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能够体现这些影响的言论、集会、结社全部没有了。
那么对于辛亥革命和革命形势，这些流亡中国的独立战士们有着怎样的反应呢？我想通过曹成焕写给安昌浩的信来考察。[3]曹成焕在武昌起义爆发11天后的1911年10月21日（阴历八月三十日）所写的信中，针对围绕辛亥革命各国公使的态度说，“日、俄等国的公使提议要干涉革命，但是英、美、法等国的公使反对干涉，宣布局外中立，并且派遣了观战员前去观战”。信中还说道，但日本方面在“催促革命党坚强抵抗”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为了敦促（清）政府委任其清剿革命党而斡旋”（582页）。
曹成焕在10月22日写的信中，将前一天的内容回顾了之后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发出了中国人“有了大希望，但对我们而言这样的一天何时能到来啊”（589页）的感慨。曹成焕在这里赞扬辛亥革命为“大希望”。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说：“中国国民军处事方正、外交灵活、设备健全，应该是能成为结束中国内乱的希望了。”（591～592页）在这一称赞后，他悲叹道：“我等因为准备的实力不足，即使遇到如此良机也没有表示出一点点的同情，这真是令人寒心。”（594页）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朝重新启用了被罢免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稳定了北洋军。并且接受了10月22日的湖南独立、23日的江西独立，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着手进攻武汉，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4]对此，曹成焕在11月5日（阴历九月十五日）的信中预测道：“袁世凯组成了新内阁，但无论他如何使用灵活的手段来改善施政，三党派（孙中山的革命党、康梁的立宪党、袁世凯的政府党）都很难和平共处，平定内乱也遥遥无期。”（598页）
在此期间，11月3日上海光复，4日浙江独立，5日江苏独立，各省份相继宣布独立。曹成焕在传达此消息的11月20日（阴历九月三十日）的信中说，他希望能够得到革命派“极大的同情”，想要培植出革命党“对于我国全体永远的帮助”（605页）。两天后的信中他请求道：“我认为，为这个国家献身是很合事理的，所以希望您能让小弟我如愿以偿。”（615页）这就是说当时的曹成焕已经有了参加辛亥革命的意愿。
再说中国各省建立革命政权后，成立统一政府就成了当务之急。11月9日黎元洪号召各省派代表前往武昌。虽然这一呼吁曾是宋教仁计划的，但翌日他就离开武昌前往南京。另一方面，与宋教仁同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7月31日于上海成立，简称中部同盟会）干部、上海都督陈其美于11月11日提出各省派代表前往上海的要求。这样一来，上海会议于15日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
但是11月23日，武昌的湖北军政府表示反对上海会议，这导致了各省代表最终前往了武昌。在此期间，袁世凯对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宣统帝退位、袁世凯就任总统”的讲和三条件，12月1日双方缔结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并且在12月2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大会决定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同时，也确认了要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翌日，会议决定了3章21条的组织大纲，确认了由大总统制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方针。而且大会也决定了要在7日内集会于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应对这一决定，12月8日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跟黎元洪以及在汉口的各省代表进行会谈。
在这样一种中国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曹成焕去了北京，与在大韩帝国陆军武官学校的同僚申圭植见面。他在12月11日（阴历十月二十一日）所写的信中讲述了袁世凯对于唐绍仪的任命等中国的形势后，决定与申圭植一起“去南方，明天就启程”，“如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哪怕只放一枪也要略表心意，如果双方讲和的话……哪怕只有区区千元也打算助其军饷。申兄携带的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618～619页）。正如信中所言，曹成焕与申圭植一起前往南京、上海，与革命派人士、领导人交朋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曹成焕再次开始写信是在1912年2月4日（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在那期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并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得知了这些的曹成焕在2月4日的信中写道，“月初到达此地，所见所闻令人欣喜之事颇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之外的十四个省全部组成了共和国，孙文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切都日新月异。这不仅仅是中国之幸福，亦为亚洲之幸福、我国之幸福”，对中国民国的成立大加称赞。
曹成焕对于中华民国成立的赞扬在于1912年2月20日（阴历一月三日）的信中仍可见到。他在信中说：“打破了五千年的旧大帝国专制政治，成立了在六洲中熠熠生辉的共和政体。……古今东西，此为中华所创之大成功，必将光耀亚洲史册，令东西强邻胆寒。”（633页）他还说：“在亚洲大陆提倡自由，此为中华之成功；唤起了半岛江山（韩国）中几乎泯灭的革命思想，此亦为该革命之成功。”曹成焕还表达了光复祖国的信念：“若我等也能坚忍不拔、向着理想勇敢前进，自信可灭半岛江山之恶魔，重见天日之时不远矣。”
之后，曹成焕“在前往南京拜访重要人物之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感谢，以及如亲人兄弟般的款待”，所以作为答谢，“说要从申兄的路费余资中取出数百元赠之充为军饷，赠书字于黄兴以示吾族之精神”，黄兴在“答信”中写道：“友邦君子永助我成功，愿相互共享自由幸福。”（634～635页）并且曹成焕还写道，成为同盟会“外团体”的“自由党党员已时隔多年，我打算也加入共和宪政会”（630页）[5]。
革命派中有“几人建议”，曹成焕称：“在中国各地设立贵方的机关，与贵方在其他地区的同志相联络，永远与我们休戚与共、同驾并进，便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出十年可获大成功。”（630页）依照这一建议，申圭植留在了当地。曹成焕在信中说：“申兄依然留于此地，促进未尽的联络，为推进建立事实上的机构而工作吧。”（630页）随后，曹成焕返回了北京，从事与同志的联络工作。[6]
二 中国的革命状况与申圭植
通过阅读申圭植的汉诗集《儿目泪》中一系列的诗篇，我们就可以知道申圭植是从1911年11月下旬开始流亡中国的。[7]也就是说，他是在武昌起义之后、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流亡中国的。而且在12月11日拜访了在北京的曹成焕。因此，《睨观申圭植先生传记》所记载“来到中国之后，先生改名申柽，加入同盟会，追随孙文总统参加了武昌起义”的下画线部分是错误的。[8]
如前文所述，申圭植和曹成焕一起与革命派的重要人物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些都能从《儿目泪》里的很多汉诗中看出来。例如，其中包含了《宝剑》《赠黄克强》两首，还有《挽黄克强》汉诗四首。在这里我们推测，前文引用的曹成焕1912年2月20日所写信中提到的送给黄兴的“书字”，也许就是《赠黄克强》两首或者其中的某一首。这两首诗分别是：“义鼓一声轰四境，高风十月到中原。日下萤芒无少补，河边马革有衷言。大陆欢呼春布德，青山痛哭夜招魂。汉兴秦灭惟公理，此时谁知沧海君。”“山河逢再造，日月见重新。成功功不取，千秋一伟人。”申圭植把黄兴比作沧海君（据说曾向秦始皇投椎的壮士），颂扬其为千秋一伟人。《挽黄克强》则是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时所做的哀悼诗。
申圭植也赠送过两首汉诗给孙中山。一首是：“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岁存。”还有一首《赠孙中山》是：“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关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个万口是同声。”1912年4月17日在上海，申圭植曾与孙中山会面。同年4月18日刊登在《民权报》上的《拜谒孙中山记》署名韩人〇〇撰，据判断就为申圭植所写。其中写道：“听闻孙文先生要途经上海前往广东，我十分渴望与其相见，遂于昨夜赶往淮中旅馆。巧遇先生与胡汉民返回旅馆，得见。……在胡汉民的引见下，我们一同乘坐电梯来到先生的房间。先生说‘请坐’，但我还是就那样站着，高喊：‘中华民国万岁！亚洲首位大总统万岁！’”
通过《儿目泪》中的汉诗《悼故友血儿君》，可知申圭植在上海最早交的中国朋友是《民立报》的记者、后来成为宋教仁的秘书的徐血儿。[9]在那首哀悼徐血儿去世的汉诗中标注：“血儿者，余往在辛亥之年、由古都遁身渡上海、翌日订交之第一人也。”也就是说徐血儿是申圭植在辛亥年间（据推测为1912年2月中旬左右），从古都南京前往上海之后第二天交上的朋友。
另一方面，申圭植与《民权报》的戴季陶（号天仇）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0]例如，《儿目泪》里有《赠天仇》诗。诗中申圭植将自己比作“怜爱地眺望傍晚的天鹅”之人，感叹“未来如千波万壑一般”。戴季陶将这首诗登在了1912年4月10日出版的《民权报》上，并写了自己的感想：“该诗作者为国亡家散的三韩（韩国）志士，流亡于中国、奔波于国事（独立运动）。读了此诗，泪湿沾襟，我等最终也许亦会步三韩后尘。”
另外，《儿目泪》里还有一首名为《赠宋渔夫》的诗：“风云开革幕，雪月满渔矶。汉运中兴日，秦仇未报时。松茂能知悦，猩亡还可悲。倘记龙公馆，青丘血泪儿。”该诗表达了申圭植的心情。他认为拉开革命大幕的中国迎来中兴之日，但因韩国尚有未报之秦仇（日本侵略），不禁悲从中来。据说申圭植在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葬礼并献挽词绸布，引起了周围的注意。[11]“公之友青丘恨人”的挽联是在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暗杀之时所咏之汉诗，诗中申圭植哀悼陈其美，忧心中国共和革命的前途多舛。
申圭植于1912年7月4日在上海组织了同济社。同济社的中心人物是以申圭植为首的朴殷植（1859～1925）、金奎植（1911～1950）、申采浩等著名独立战士，以及许多在华留学生。[12]并且，“为了促进中韩革命志士相互合作、增进两国民间友谊而发起组织新亚同济社”，发起人还有“宋渔夫、陈英士、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等人。[13]
然而进入1913年后，申圭植等人与革命派的亲密关系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受到了同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以及紧随其后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失败的影响。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派流亡日本。1914年7月革命派组成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运动。在那之后，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回国，于1915年12月在上海举兵（三次革命），以失败告终。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暗杀。另一方面，黄兴虽然进行了很多努力，但在同年10月31日因病逝世。
1914年末，同济社的领导人摸索独立运动的新战略，开始着手建立新韩革命党。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到是受到了中华革命党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推断，成立新韩革命党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援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活动并与之合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背景是同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中日关系恶化。大战爆发，日本觊觎德国的在华特权，出兵山东半岛，并于8月宣布对德开战。1915年初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以此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
1915年3月，韩国独立战士中的泰斗级人物李相卨（1870～1917）来到上海。[14]在他的影响下，3月成立的新韩革命党将总部设在了北京，经选举，李相卨任总部长，朴殷植任党总部指挥，成乐馨任外交部长。北京总部拥有党组织的主导权。同时设立了上海支部，申圭植被选为支部长。然而，北京总部的活动向着以外的方向发展。在预计“德国会胜利”的前提下，开始策划与德国签订对日军事合约以及与北京政府缔结中韩谊邦条约事宜。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北京总部试着要得到高宗密命，即得到高宗的认可。其目的是，在高宗的承认下组织起临时政府，取得中国与德国的承认，并结成三国同盟。负责说服高宗的是外交部长成乐馨。成乐馨在1915年7月潜回国内后被捕，该计划以失败告终。因此新韩革命党没过多久就解散了。当然，组织临时政府的党的方略也就不了了之了。
同济社的领导人在1915年于上海组织了大同辅国团。并且在1917年7月，以申圭植、朴殷植、曹成焕、金奎植等14人的名义，以争取各地独立战士与团体的“团结一致”“建立新韩”为目标，发表了《大同团结宣言》。纲领（共7条）中写着“组织起独一无二的最高机构”（第1条）、“制定大宪、实行符合民政的法治”（第3条）等内容。也就是说，要组织起独立运动的统一机构——临时政府，以实行民主共和为目标。
且说，俄国革命后的1917年11月18日，苏维埃政权发出“有关和平的布告”。它否定了对于包括殖民地在内的领土、民族的强制性合并，成为全面承认各民族自决的纲领性文件。在其影响下，韩国独立战士之中试图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势头高涨是很容易想象的。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和平原则》。其中的第5条“殖民地问题的公正解决”主张民族自决。虽然这只是部分承认民族自决的、具有局限性的文件，但韩国独立战士之中燃起的期待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样一种世界形势的变化下，1918年11月28日，新韩青年党在上海成立。主导这一组织的是同济社的——可以说是第二代——青年社员吕运亨（1886～1947）等人。同济社的领导人支援这些青年，并且也参加到新韩青年党的活动中。例如，金奎植就任新韩青年党的理事长，朴殷植是其机关杂志《新韩青年》的主管。而且新韩青年党整合革命组织，逐渐成为统合国内外各地独立战士的独立运动统一机构。
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全权代表威尔逊将《十四条和平原则》作为美国的主张提出。新韩青年党选出金奎植为特使参加巴黎和会，并向大会提交了要求韩国自决、独立的请愿书。然而，这份请愿书并没有被接受，新韩青年党对巴黎和会的期待也因此落空了。在这期间，韩国国内掀起了“三一运动”，国内外各地的独立战士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临时政府。为了统合这些组织，1919年4月在上海，以同济社的领导人和新韩青年党为中心，组建了临时议政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结语
由7章56条构成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东亚首个具备了符合民主共和内容的宪法。第1章总纲中的第2条明确记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第2章讲人民，其中第5条以“中华民国的人民是一律平等的，无人种、民族、阶级、宗教之分”的国民平等原则为首，规定了各种自由权等基本人权，也规定了国民的义务。临时约法规定的政体是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在总统制的基础上实行议院内阁制的民主共和制。
临时约法公布的1912年3月11日到大约8年后的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成立了临时政府，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临时宪章标榜议院内阁制：第1条“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制”、第2条“大韩民国由临时政府按照临时议政院的决议统治”。而且这是一部以人民的平等、自由、义务等10条内容构成的略式宪法。作为这个略式宪法的补充，1919年9月11日制定了包含前文的、由8章58条构成的《大韩民国临时宪法》。
在这个临时宪法中，与临时约法相同的条目有很多。比如说，第1章纲领的第2条“大韩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大韩人民”，第4条“大韩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而且第2章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中规定了各种自由权、基本人权以及国民义务。这与临时约法的条目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别的方面，临时宪法所规定的政体也与临时约法相同，采用三权分立的制度，是在总统制的基础上引入议院内阁制的民主共和制。
就这样，中韩两国通过临时约法和临时宪法引入了民主共和制，开始向着“民主共和”之路前进。[15]那么两国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选择了民主共和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并不是单纯地从西洋而来的，其实能够反映出中韩两国的传统，尤其是儒教传统的思想基础，例如，“民本”“天下为公、天下公共”的思想观念。正是这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得在近代以前就产生了固有的民主、人民主权、君民共治、共和等思想观念。[16]笔者认为中韩两国是以此为基础开始接受近代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韩两国的民主共和其实是“传统”与“近代”的杂交（hybridization）产物。也就是说，是由传统与近代的涵化（acculturation）产生出的合成体。
反对这一说法的如北一辉认为，“孔教与共和政体绝对不是并立的”，这是在把“尧舜的禅让”“牵强附会地说成顺从民意的更迭”，“切勿将人民主权说篡改为一夫纣论”[17]。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并没有理解儒教。儒教与共和政体可以是并立的，尧舜的禅让也可以解读为遵从民意的改朝换代。更进一步，孟子的“暴君放伐论”即易姓革命论与人民主权说也有可能是相通的。今后我们应当检讨的反倒是日本儒教中存在的问题乃至局限性、日本近代民主共和的缺失或者缺陷的问题。
[1] 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的国民党，虽然推举孙中山为党首，实际上宋教仁掌握党内实权。
[2] 1923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施行《中华民国宪法》（又称曹锟宪法），废除了临时约法。
[3] 曹成焕写给安昌浩的信之中的25封（1-174～198）收录在由《岛山安昌浩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岛山安昌浩全集》（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00）的第二卷（书翰Ⅱ）中。
[4] 袁世凯2日攻打汉口后，又尝试着在暗地里与湖北军政府议和。
[5] 自由党于1912年2月3日在上海成立，但1913年8月30日被京师警察厅解散。另外，共和宪政会是由伍廷芳等人于1911年12月末在上海成立的，是比较稳健的革命派政治团体。
[6] 然而，1912年7月在桂太郎经由大连、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欧洲访问的途中，曹成焕计划暗杀桂太郎失败，被日本警察逮捕遣送回国。曹成焕在历经一年流放巨济岛之后被释放，再次流亡中国。
[7] 申圭植流亡中国期间写了140多首汉诗、19篇祭文。由他的女婿闵弼镐题名为《儿目泪》。1942年闵弼镐在中国出版其专著《中韩外交史话》的时候，把《儿目泪》编入其中。
[8] 闵弼镐：《睨观申圭植先生传记》，收录于石源华、金俊烨合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罗南出版社，2003，第266页。
[9] 《民立报》于1912年初春创刊，以于右任为报社社长、章士钊为主笔，是中国同盟会主办的报纸。
[10] 《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由同盟会会员、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戴季陶创刊。
[11] 裴京汉：《孙文与韩国》，图书出版社，2007，第59页。
[12] 同济社的中心人物在7年后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均担任要职。
[13] 《睨观申圭植先生传记》，第266～267页。
[14] 李相卨1906年开始流亡海外，途经上海与海参崴前往俄国占领的滨海边疆以及间岛，在那里建立独立运动基地以及民族学校，是独立战士的先驱。并且在1907年春，作为三密使之一接受高宗皇帝的秘密使命前往海牙和平会议表达韩国独立的要求。
[15] 然而，中韩两国的民主共和之路是十分艰难的。例如在中国，由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对立，国家陷入分裂（地方军阀政治），以及五四运动后日益显著的左右思潮交锋、国共合作与国共分裂、内战的反复、抗日战争等，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韩国和中国一样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16] 笔者认为，民本的思想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民本”的概念原本就包含了人权民权观念，它与其他观念例如程朱学的“天理自然”结合后，人权民权观得以催生。再者，《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史记》里张释之冯唐列传中第一次出现并在程朱学后多次被使用的“天下公共”观念，这些都是包含了君民共治、共和观念的概念。
[17] 北一辉：《增补支那革命外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1921，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