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从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各个历史阶段看，它伴随着科学的诞生而出现，并在与科学的博弈中发展起来。巴伯一度阐明：“近代科学的兴起，它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化和科学变化，许多变化是照其本身的逻辑而进行的，但也有许多变化是不断地互动的。”[58]实际上，这种互动表现为反科学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对立。不同的时期对科学的理解导致反科学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陈清硕认为，“有多少‘科学’，就会有多少种‘反科学’……人类在科学活动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总是不能分开的，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与‘反科学’并存。”[59]科学和反科学相伴而生，对彼此都无法摆脱。因此，反科学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现象，而反科学思潮在运行发展中不断地变换着它自身的形式和内容。正如舍格斯特尔曾经颇有深意地讲道：“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一个内容变化的范畴，在各个特殊时期被科学活动者为特殊的目的所建构。”[60]那么，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哪些不同的时代特征呢？李醒民先生在他的专著《科学的文化意蕴》的第9章“科学和反科学”中，就“反科学的历史沿革”做出系统的、纲要式的勾勒。他认为西方反科学思潮经历了科学诞生时期对科学的嘲弄和攻击、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反科学批判，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鼓吹科学破产和崩溃、20世纪中期的反科学运动和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思潮[61]五个历史阶段。他的描述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线索，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和深入梳理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框架。方舟子在探索宗教和人文领域中反科学思潮的形式时，将西方反科学思潮简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反科学，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流派（包括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反科学），最后是后现代的社会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反科学。[62]这一划分对本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缺乏详细说明和论证。接下来，将从涉及近代、现代和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文献研究成果出发，简略讨论西方反科学思潮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态与时代特征。
反科学是伴随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出现的。在近代反科学思潮的文献中，戈兰关注近代反科学思潮的主体和客体的研究，即文人知识分子与科学方法、科学研究成果。在他的《文人的反科学》一文中，他将近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四支反科学劲旅描绘得惟妙惟肖。它们分别表现为：（1）反对科学的研究成果；（2）不满科学研究方法；（3）斥责科学重视的是微不足道的事实；（4）没有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更多成果进而极度失望。[63]戈兰虽然突出对事实的说明，但是缺乏对近代反科学思潮的框架式勾勒以及理论剖析。关于近代反科学思潮的特征，本-戴维（Ben-David）发现，近代反科学思潮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并探讨了反科学的本质。他主张浪漫主义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否定科学的自主性。事实上，它的本质是拒斥科学的传统——牛顿传统。[64]诺沃特尼（H.Nowotny）虽然揭示出近代反科学思潮的浪漫主义特征[65]，却未对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整理和说明。杜塞克（V.Dusek）在《技术哲学》一书中，直接概括了浪漫主义反科学的内容，即反对分析的科学方法。[66]马科斯（L.Marx）在《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的反应》中认为今天对科学的许多批判，包括在20世纪60年代由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文化发言人传播的反科学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开始的由欧洲思想家发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应。[67]马科斯发现近代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与现代新浪漫主义批判的承继关系，为我们进行现代反科学思潮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西尔斯（E.Shils）仅针对勃兴于19世纪的世俗反科学思潮作出简单的逻辑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即世俗反科学思潮和当时流行的文学浪漫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哲学唯心论有必然的联系，[68]然而，他并未揭示这种必然联系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在启蒙运动理性的衰落过程中产生，它表现为科学的理性认知模式和牛顿机械方法遭到一部分文学、艺术和宗教人士的攻击。到18世纪下半叶，诗人、文学家和作家等从浪漫主义视角出发逐渐形成一套与科学方法论相对立的、解释世界的另类方法论，并且发展成为一股波及学术界和大众层面的反科学思潮。按照亨利·鲍尔的观点，此次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达到顶峰之后，于19世纪中后期反对过度的浪漫主义的“实在论”复活。19世纪末出现了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针对实在论做出负面反应的新浪漫主义。[69]作为人类思想领域中一股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思潮，浪漫主义不仅在历史上不断更迭，而且站在与科学对立的立场上，充分展现出其反科学的本性。因此，它也必然会以新的形态在现代反科学思潮中泛滥。
在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文献中，达奇（S.Dutch）阐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由瑞琪（C.Reich）、芒福德（L.Mumford）、埃吕尔（J.Ellul）和罗斯扎克（T.Roszak）等人组成的现代反文化阵营对科学的攻击。他们主要从九个方面攻击科学：（1）科学和技术失去控制；（2）科学和技术迫使工人做低下的、一成不变的工作；（3）技术迫使人们消费不必要的物品和服务；（4）科学和技术赋予技术官僚精英决策权；（5）科学和技术使人脱离自然世界；（6）科学和技术使人变得表面化；（7）技术产生它所不能解决的更糟糕的问题；（8）科学和技术限制人类的自由；（9）科学世界观夺走世界中的神秘和美。[70]然而，达奇仅停留在现象层面，罗列出科学和技术造成的危害，未对作为现代反科学思潮组成部分的反文化运动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木村茂（S.Kimura）通过描述发生在20世纪大众层面许多宗教反抗科学的事件，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反科学运动的发展状况。然而，他仅着意描述，而缺乏深入的理论洞察。[71]与木村茂相比，沃森仅仅简单描摹了20世纪反科学-主义者的形象：他们具有一种持久的狂热激情，他们经常娴熟地阐述科学为什么从不曾提供对于我们所处的哲学处境的一个彻底的答案。然而他们自身通常很少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或者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他们要么倾向于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宗教时代，或者推荐诸如海德格尔的“顺从”自然、“泰然任之”的主张。他们悲痛于我们离开上帝时的“去魅”状态的消失，但是自己也不清楚“复魅”状态是不是有意义。[72]吕迺基则从传统人文主义视角，分析并概括了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内容，即批判天人分离，批判对人的贬值和个性的压抑，以及批判传统理性。[73]实际上，在他的研究之前，赵红州已经对现代反科学思潮作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总结，在他看来，现代反科学思潮是以反对科学及其应用为其主要特征的反文化思潮。[74]可以说，这是国内研究现代反科学思潮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之一。晓束概述了现代反科学思潮的由来与发展，指出现代反科学思潮主要来自学术界，反对的是科学世界观。而来自公众的反科学思潮，主要针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应用中造成的环境问题。[75]这样的总结虽然简单明了，但是不免流于表面化。
在现代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复归的背景下，现代反科学思潮从认识论层面开始降级作为主流文化的科学的主导地位。20世纪的“一战”、“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之后，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批评家站在反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的立场上，贬低科学理性，抨击科学技术造成的灾难后果。在这场抵制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场反主流文化的反科学运动在美国发轫，它提出“取消科学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的口号，掀起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现代反科学思潮。伍尔夫在举出的许多生动的例证中，不仅说明现代反科学思潮对科学的消极影响，而且也映射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发展趋势。正如他所言：“这种神秘主义和抛弃理性思维的倾向不仅是群众不安定和政治不安定的标志，而且还深深地渗透到科学结构本身中去。”[76]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将现代反科学思潮从认识论层面对科学文化的颠覆推向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对科学的解构。
在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文献中，霍耳顿对反科学思潮的考察实际上跨越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时期。他在《科学和反科学》第六章“反科学现象”中，主要列举出现代和后现代反科学现象和观点，例如讨论由占星家、反进化论者和唯灵论者等组成的混杂群体的反科学信念，以及由玛丽·赫西、布鲁诺·拉图尔和桑德拉·哈丁等人组成的松散的学术左派的反科学观点。[77]他虽然并未系统全面整理反科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却为深入考察现代、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本质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思路。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一书的“反科学”一章中，除了列举宗教教徒、牧师、政治集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反科学的实例之外，简要分析了反科学抵制和攻击科学的原因。[78]然而，萨根并未剖析这些反科学现象的主要特征。哈瑞（R.Harré）指出后现代思想家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变相解构科学，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假设的确认（或者不确认）是由社会共识，而不是由事实的观察获得的。[79]克尔兹（P.Kurtz）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可以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性标准。[80]而萨姆森（W.Sampson）从可替代性医药运动视角出发，将宣传运动、文化相对主义和挑战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信条——“解构”，看做是现今反科学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1]针对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六个来源，即“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新纪元运动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蔡仲指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本质上对关涉科学的实在、观察、归纳法与理论的逻辑体系进行了解构。[82]刘华杰认为，整体SSK和各种反科学运动都在试图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界限，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将它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83]上述文献充分说明了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具有解构主义特征。
实际上，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学界出现了对科学和技术本身持严重怀疑态度和敌意的反科学苗头。它们从整体上妄图彻底颠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大论战，激化了科学和反科学阵营之间长久存在的矛盾，把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推向顶峰。后现代反科学思潮从以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内部生发，以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为视角，以解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目的，展开对科学的全面进攻。它表现为“对科学内容和方法、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肆意攻击，最后导致对科学、理性与人类文明的全面攻击”[84]。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在解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也僭越科学的文化价值。正如舍格斯特尔所言：“科学大战很可能看起来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内涵的冲突。”[85]此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在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热切关注的基础上，尤其强调已经迫在眉睫的根本的政治变革。[86]反科学主义者图谋实现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通过批判和否定科学观、科学文化及其价值，试图以一整套全新的文化和社会思潮来取而代之。因此，后现代解构主义反科学思潮不仅在文化观层面妄图摧毁科学的存在意义，而且抹杀科学在人类生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远及近大致经历了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不同时期内，西方反科学思潮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依次为：近代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现代反主流文化反科学思潮和后现代解构主义反科学思潮。西方反科学思潮在不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凸显其在认识论、方法论、文化观和价值观上与科学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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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除了西方学界，日本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批判和否定科学。渡边一卫认为，1969年春天，东京大学的《进击》杂志登载了主张否定科学的文章。70年代开展的科学技术批判与该文的步调一致，同样是朝向反科学方向的。参见渡边一卫《科学相对主义批判》，范作申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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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齐曼认为反科学否定科学实践，然而，他的概括也许只能表明现代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反对科学的内容。而近代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却与科学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作者注
[41] ［英］约翰·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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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戈兰与霍耳顿对反科学的研究是奠基性的著作。戈兰倾向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维度的描述，霍耳顿倾向于哲学分析和思辨。——作者注
[46] ［美］杰伊·拉宾格尔、哈利·柯林斯：《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张增一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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