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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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念辨析和界定

西方反科学思潮已然进入学人的研究视野。对西方反科学思潮的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反科学的概念。要界定反科学的概念,必须依据科学的概念。然而,历史上不同时期对科学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至今,学界并未就科学的任何一种概念取得关于反科学概念的公认界定,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如霍耳顿表明的,反科学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对占星术感兴趣到攻击相对论,从对科学无知而相信虚假事物到支持李森科主义或神创论。[30]保罗·福曼(P.Forman)也深刻洞察到,反抗科学这个历史概念范畴自身相当宽泛和松散。[31]正是由于对科学本身并未达成统一的理解,又由于反科学本身囊括的内容繁杂零散,以及其组成要素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造成对反科学的概念很难做出一致的、完满的界定。舍格斯特尔(U.Segerstrale)对此说明了原因,她认为对于反科学到底如何定义,由于它自身的复杂性,使得具有不同立场和观念的人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甚至在反反科学立场的内部,对谁或什么应该被准确概括为“反科学”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都存在严重分歧,并且政治界限也很不明显。[32]最后,舍格斯特尔将“反科学”理解为最近广泛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科学批判中的一个标签。[33]然而,这种对反科学的笼统说明,必然会导致在分析反科学具体内容时陷入混乱,同时也就不能考察出反科学从社会、思想和文化角度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对反科学做出概念上的框定和说明是非常必要的。

在国外学术文献中,可见诸多科学概念或定义[34],却极少涉及反科学的概念、含义或说明。已有的概念和含义通常笼统,大而化之。已有的说明也只是依据不同的视角对反科学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分析和现象阐释。在目前查阅到的英文文献中,布瑞(W.Brain)较早在学界提出“反科学”一词。他主要从对科学家的误解入手,暗示反科学的存在,并描述了作为两种文化代表的反科学和科学之间的对立。[35]布瑞得出结论说,要达致一个统一的文化,必须通过寻求反科学与科学的相互理解才能实现。虽然他在文章中并未给出反科学的定义,却为如何认识和阐明反科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维德(N.Wade)采用类比的方法来理解反科学。在他看来,“反科学与反理智(理性)几乎是同义的。”[36]然而,若依据他的类比则会缩小反科学的研究范围。阿什比(E.Ashby)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索雷尔斥责当时追逐本能和直觉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明确提出反科学本质上是质疑科学思想的合法性。[37]20世纪90年代,霍耳顿利用基旨分析方法同样提出反科学不仅是“否定科学合法性的力量”,而且扩大到“否定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38]米奇利(M.Midgley)认为,所谓的反科学通常不是反对关于世界事实的发现(那将会是非常奇怪的),而是反感有意扩展适应物理学的非个人的、还原的、原子主义方法进入它们不擅长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39]布雷恩(M.Brian)认识到还原主义方法的有限性,并与一些学者共同提出反科学是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批判。主张反科学观点的人通常怀疑科学是一个客观的方法,或者怀疑它能产生普遍的知识。由阿什比、霍耳顿和布雷恩的概括可以得知,反科学是通过排斥和否定科学思想的合法性、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达到批判和颠覆科学的目的。齐曼[40]从科学的观念和器物层面出发,将反科学的定义扩展为:“反科学敌视和拒斥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它一方面反感科学的某些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反对科学在实践中的应用”[41],进而推进了对反科学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帕斯莫尔(J.Passmore)借布莱克的话阐释了反科学的含义,即反科学反对作为整体的科学,甚至“反科学反对有助于直觉想象的抽象的、分析的理智。”[42]凡勃伦分析并批判了反科学的目的和产物,即它与无私的科学精神在目的上是不一致的,而且对这种心智态度的追求产生了一种与科学的洞见不相容的知识偏见。它的智力产物是一系列狡诈的行为规则,其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利用人类的弱点而设计出来的。它习惯的标准化和有效性的术语是人性、人类偏好、偏见、抱负、努力以及无能。[43]1952年,哈佛大学地理学教授马瑟·柯特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今日反科学思潮的问题》一文中讲到,虽然科学和科学家从未享有所有人全心全意的赞同,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科学家的人数已经严重下降。公众由原来对科学家阳光普照下的羡慕、尊敬和敬畏转变为对科学家急风骤雨似的怀疑、指责和恐惧,这些怀疑、指责和恐惧危害到人类的思想进步和持续福利[44]。他较早地把反科学作为研究主题呈现在学术界面前。戈兰(M.Goran)在《科学与反科学》一书中分析科学与政府、宗教、知识分子的冲突,圈定了反科学的研究范围,为混杂的反科学问题开辟可供研究的视角。[45]夏平(S.Shapin)在《怎么成了反科学?》一文中列举一些非常具有争议的、挑衅性的反科学主张,如“不存在科学方法这种东西”“现代科学更像是股票市场上的一种投机而不是探索自然真理”“新知识只有在成为社会知识之后才是科学”等等。[46]这些主张较为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了当今学界的反科学趋向,为考察现代和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国内学术文献中,同样鲜有对反科学的恰切界定。直至目前,除林德宏提出“反科学是从根本上否定科学技术的真理性和价值,反科学是反社会、反人类的一种手段,是对科学的彻头彻尾的反动”[47]之外,只有李醒民先生对反科学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他把反科学定义为:“反科学或是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或是反对科学的某些要素和部分——而这恰恰是科学的最普遍、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48]这个界定涵盖了以上对于反科学的含义说明,基本克服了词义上的混淆,为本书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西方反科学思潮的起源和发展提供研究的出发点。

通过以上对反科学概念及含义的综述,本书依据李醒民先生提出的“科学”内涵,即“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49]对反科学的概念和西方反科学思潮从哲学和文化角度做出如下界定和说明:从反对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角度而言,反科学站在科学的对立面,不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而且对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例如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证性、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和自主性等进行反对、敌视和颠覆:在认识论方面,反科学反对科学探索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否定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活动,斥责科学为普遍的、分析的和碎片化的思维模式,它反对主客二元论和科学客观性、合理性,以及解构或颠覆科学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等;在方法论方面,反科学主要反对以机械论、还原论和因果性、必然性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在这个方面要进行区分,因为一些科学家也同样反对科学机械论、还原论和因果性、必然性,而且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他们并不反对科学本身)和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从反对科学作为社会建制角度,反科学作为激进运动反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等。反科学从科学的三个维度出发反对科学,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样态。然而,否定科学的知识体系及其研究活动的维度则是反科学的根本样态。本书探讨西方反科学思潮主要是指从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维度出发而形成的反对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在整体上是一种非一致性的、无定形的思潮,其内部观点混杂、多样,并不统一。因此,本书从编史学视角,定位西方反科学思潮的研究域。还须强调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依据个人和学派的思想观点来划定。由于个人观点在不同时期内会发生变化,学派内部也不是在所有问题和观点上达成一致,因此,所讨论的反科学观点以及反科学思潮的主体信念,均是指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部分观点,而不代表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整体观点,例如尼采的反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后期哲学思想中,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学者对待科学态度并不相同。所以,要对个人和学派的反科学观点和信念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些反科学观点和信念在不同时代汇聚成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反科学思潮。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发展内蕴着对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文化观和价值观的批判和否定。虽然西方反科学思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态,但这仅是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而不是其唯一的特征,实际上,在每个相邻的阶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例如对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否定一直贯穿于西方反科学思潮发展的始终,现代反主流文化反科学思潮强烈反对科学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同样,后现代解构主义反科学思潮在颠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科学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