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问题考辨

1.误解和滥用“反科学”

从语用学的角度追问，以往对“反科学”的解释似乎可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是“反-科学主义”，二是“反科学-主义”。这组词语隐匿在反科学概念的使用过程中，不时交替出现，混淆视听。那么，“反科学”到底属于哪种反科学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李醒民先生给予了中肯的回答。他明确提出，反科学是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是反科学的思想形态和理论基础。反科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借用反-科学主义的某些理论要素，“把科学等同于技术，低估科学的功利价值或物质价值，并忽视或误解了科学的精神价值，以及无视科学的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汇流的趋势”。^[6]因此，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之间存在交叉。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是所有形式的科学主义。不同的是，反科学-主义主要直接反对科学本身，它是一种在否定意义上对科学产生破坏作用的力量，所以，不能将反科学视为“反-科学主义”，而应该视为“反科学-主义”。虽然反科学对科学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警示作用，但这并不是反科学本身所要实现的目标。通过澄清词语上的混淆，有助于清晰地释解和界定反科学的概念。

如果依据《辞源》中对“反”的解释“背叛、造反”，那么，反科学一般可以被理解为在形式上对科学的反感、反对、反驳、反抗以及反动，表现为教条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和批判科学。然而，有些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并不是以瓦解和否定科学为指归的，例如历史上的某些怀疑主义学派和某些对知识和科学的建设性予以怀疑和批判的思想流派，如批判学派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科学观等等。因此，在考察西方反科学思潮的过程中，极易造成混淆建设性怀疑、批判科学和真正的反科学之间的局面。反科学不仅是彻底否定科学成果、排斥科学的核心价值和认知标准，而且妄图取代或颠覆科学本身。因此，只有正确辨识反科学的本质，才能将对科学的建设性批判、质疑和对科学的破坏性批判、全盘否定的观点严格区分开来。

2.辨明与反科学相关的一组概念

与反科学以及反科学现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组概念主要有非科学和伪科学。非科学是指除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分支或文化活动领域，包括宗教、迷信、神秘主义、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其他人文学科。非科学内部既包含某种程度上的赞同或支持科学的部分，例如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思想，乌托邦文学和抽象、超现实艺术，又包含某种意义上的反对和毁誉科学的部分，例如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反乌托邦文学和达达主义、行为艺术。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科学视为反科学，要加以区别对待，认清非科学的本质和基准。

伪科学相对于非科学则不易辨别。因为，伪科学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思想、学说、假定、知识、理论、方法、信仰、活动之类的集合，本来属于非科学”，^[7]但是，它佯装成真科学，迷惑人的心灵，引人误入歧途，实质上纯粹是假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之间存在交叉。它歪曲科学，目的是要代替科学。它虽然没有与科学在正面战场交锋，却以隐秘的方式间接曲解对科学的认识，损害科学形象。鉴于此，伪科学可以被看做是反科学。另外，伪科学与反科学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以致在社会上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

关于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问题，以及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众多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热衷讨论的话题。本书在梳理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发展和归纳其逻辑演变特征的过程中，会涉及非科学和伪科学现象对反科学思潮的助推作用。如上，在微观概念层面对反科学作静态辨析之后，接下来，有必要在宏观历史层面，对反科学思潮作动态省思。

3.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的动因论简释

一般来说，只有科学出现了，反科学才会产生。由此可以推论出，近代科学的诞生是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的逻辑起点。反科学一直伴随在科学的左右，可以说，反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8]反科学与科学是两种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的历史和文化范畴。反科学是科学的伴生物，它的面貌和特征会随着科学范式的时空转换而不断发生改变。由此，从对立面可找出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的逻辑动因。然而，这仅是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的动因之一。要洞察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和历史动因，可以从认知科学哲学（涉及心理学哲学、心灵哲学）和社会发展史角度来审视。

从认知科学哲学（涉及心理学哲学、心灵哲学）角度来看，西方反科学思潮源于个人或群体常识认知心理范式的作用和影响。海斯提在《神话、怪物和理解“反科学”和媒介讯息的道德》一文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关于科学和反科学的尖锐争论源于长期以来人们内心的深层焦虑。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最早反映出这种焦虑。^[9]艾拉姆在《跨文化的科学知识与态度：一种元分析》一文中将这种本能焦虑进一步阐释为人类对自然的无知、迷信和恐惧。这便是他们以无知、迷信和恐惧来抵制科学技术的重要原因。艾拉姆看到问题所在，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他们所能依靠的科学的话，将显著减少对核能、微波烹调和基因科学这样的技术创新的怀疑。^[10]人们对科学缺乏了解，不能正确运用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本身的有限性，而且因为他们揭示科学本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正如黑格尔提到的，当一个人面对表象，未必能理解这些表象对于思维的意义，也未必能深一层理解这些表象所表现的思想和概念。^[11]因此，对科学产生错误评价，乃至怀疑和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认知逻辑表现的一个必然结果。另外，现代心理学实验也验证了反科学心理倾向的存在。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个人往往表现出对科学抵制的心理假设和倾向。布卢姆认为，在人类婴儿早期阶段或者未接受科学观念之前，就存在个人抵制科学的心理倾向：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获得的科学信息与其生理和心理领域相关的常识知觉有冲突；另一方面是当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科学信息的时候，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对科学信息的来源可靠性很敏感。那么，对科学的抵制在以常识为背景的非科学意识形态占优势的社会中被夸大了，并被可靠的来源所传递。在婴儿早期，大脑并不是一块“白板”。甚至1岁的婴儿都拥有对自然世界和社会境况的丰富理解。这些理解是通过回应不同境况的情绪表现出来。然而，他们的思维框架与承担解释世界本质任务的科学观念框架是相矛盾的。例如孩童认为没有任何支撑的物体就会向下倒，在他们看来，地球不是一个球体，因为，如果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话，那么，地球另一面的人和物将会从地球上掉下去。某所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测试，目的是了解本科学生对基本物理运动的直觉反应。实验的内容是让学生观察一个小球通过弯曲管道A和B两条路径，见图1。实验结果是多数学生选择B路径。学生们认为小球将持续沿弯曲路线而不是直线方向移动，这说明这些学生还是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即使学习了物理课程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依靠直觉产生的运动观。^[12]

图1

资料来源：Bloom，P.etal.Childhood Origins of Adult Resistance to Science，Science，316（2007）：996。

实际上，透过分析个人焦虑的原因，还可以看到在不同语境下各类群体之间在认知、思想观念上的利益争夺，例如诺沃特尼以浪漫主义作为分析案例。他认为，浪漫主义传统只是表面主张“回归自然”和规定不干涉自然。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友好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等级制的主仆关系。让自然做好它自己的事情，同样，让人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诺沃特尼认为，浪漫主义者对科学精神的反抗，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希望变化，因为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地位和自身将会是变化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们将反对对自然干涉等同于反对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于是，浪漫主义者将科学视为自然的敌人并加以反对。事实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启蒙理性的压迫下已经岌岌可危了。^[13]

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西方反科学思潮是在时代主流思潮的牵引下产生的，同时，它也引发了世界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从16、17世纪开始，科学理性之光遍及全球，零散的、微弱的反科学思想倾向随之形成。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兴，催生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反作用：狄德罗、夏多布里昂和诺瓦利斯对数学逻辑方法的怀疑和批判，布莱克、拜伦、谢林和歌德对物理学机械方法的反感和憎恨，等等。这种反作用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见解，即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小说家等文人知识分子吸收了启蒙运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从文学和美学角度抵制笛卡儿的主客二元论和牛顿的机械方法论，进而极端鼓吹和传播一种非逻辑的主观体验、直觉以及有机的、整体的方法论。

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对科学及其价值盲目乐观的幻想，如20世纪前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家园，经济大萧条的雪上加霜，核技术泛滥对生命的威胁等等，使得人们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开始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创痛。这种现实的危机首先引起人文主义者的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由存在主义者、生命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革命家等构成的西方人文主义者，将这些反思作为反驳科学的理由和根据，进而掀起反主流文化思潮。他们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否定科学方法、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贬低科学价值，例如“新左派”对科学的批判；取消科学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例如罗斯扎克（T·Roszak）的“反文化”口号。还有一些文学家、小说家和心理学研究者纷至沓来，他们在新浪漫主义的情绪下将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科学技术，使人们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产生偏见和误解。在非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氛围中，这场反主流文化思潮中的激进团体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本身，试图扼杀科学精神、阻碍科学文化的传播。

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更多奇迹。然而，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却频频出现。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不绝于耳，它们较多出现在哲学，以及新兴的社会学和与生态学相交叉的领域。尤其是对有关科学的根本问题，例如关于科学的本质等的探讨被提上日程。在“科学大战”中以“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团体通过解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构科学的整体形象，将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推向高潮。由此看来，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动因来自近代浪漫主义的反作用，以及现代和后现代固有现实危机。简言之，西方反科学思潮是由逻辑动因、心理动因和历史动因共同作用产生的。当然，作为历史上一股复杂多变的思想和文化逆流，西方反科学思潮产生的动因是纷杂多样的，此处只粗略地划分为逻辑、心理和历史动因，实际上，还可具体划分为经济发展、政治更迭和文化嬗变等动因，详细内容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探讨。

4.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传播和发展的动力学分析

科学的进步遵循着一定的产生、传播、发展的规律。人类只有掌握这些规律才能够认知和运用科学为自身服务。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西方反科学思潮也是毋庸置疑的。学界对科学传播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考察，基本上描述和反映了科学传播的过程和样态。然而，对反科学思潮传播的模式至今较少涉及。作为信息的一种存在方式，西方反科学思潮遵循一般信息传播的模式。从与科学传播模式相区别而言，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传播模式主要有借科学之名进行传播的特点，以及更多地有意利用人的焦虑和恐惧心理进行传播的特点。借科学之名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发展和传播的惯用模式，例如伪科学中的否定科学的部分和创世论都自称为科学，实际宣扬的却是反科学思想。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现今科技发达的社会，面对未知产生不安和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从近代反科学思潮开始，各种抵制和否定科学的思潮和文化形态大多利用人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它们对科学的抵制和否定充当了降低科学可信度的推手。然而，要真正理解科学在文化中的作用并有效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必须保持科学自身价值和科学导致焦虑之间的张力。^[14]

与科学思潮长期对立的西方反科学思潮，虽然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和难以捉摸的印象，但是，从西方反科学思潮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中，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见其内部运行的动力机制。对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发展作动力学分析，便于我们不断推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有效遏制反科学思潮产生的危害。科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科学理论自身内在逻辑矛盾和各理论学派之间的矛盾是西方科学思潮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动力机制。相对而言，西方反科学思潮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以及明确的组成成员，遮盖了其内部运行的动力机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看，西方反科学思潮发展和传播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理性思辨和感性直觉之间的此消彼长、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分裂与融合。

科学思潮和反科学思潮的辩证发展表现为以理性思辨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以感性直觉为特征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人文主义的矛盾运动。例如浪漫主义不仅与理性主义在历史上冲突不断，而且与古典主义的争斗也延绵不绝。“浪漫主义在喋喋不休，古典主义则默默无言……被浪漫主义者所诅咒的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就发出了响亮的回答，——忽而用轮船，忽而用铁路，忽而用像地球构造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解剖学这样的新创的整套的科学部门，忽而用他们用以解除人类繁重工作的许许多多的机器。浪漫主义者以轻蔑的目光看待这些劳动，用尽所有的手段辱骂每一个实用的事业，在时代的唯物倾向中寻找可诅咒的瑕疵，并且管窥蠡测，忽略了有如北美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工业活动中的诗情。”^[15]面对浪漫主义者的轻蔑和诅咒，古典主义者反唇相讥，例如，当有人问到牛顿对诗歌的评价时，他回答说：“我告诉你巴罗的观点吧：他说，诗歌是一种机智的胡说八道。”在相互持续的攻击中，西方反科学思潮逐渐发展、蜕变。

由于篇幅所限，对西方反科学思潮传播和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在此仅作如上概要陈述，详细内容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阐述。塞弗特认为，对西方反科学思潮传播与发展的研究有助于阐明自然科学的主张是合理的认识论，或者说反科学的主张为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界提供了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争论契机，同时，也为人们看待自身以及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由此，大量问题跃入我们的视野，例如：反科学怎样运用自然科学的修辞分析？在普及科学文化的语境中，反科学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反科学怎样呼吁反智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反科学运动持续这么长的时间？^[16]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做更深入的探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