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洋务运动的光荣与梦想
李鸿章一直在推进洋务运动，步伐甚至比老师曾国藩迈得更大。他更善于审时度势，以一种更加油滑的方式行走江湖。
军工企业，南柯一梦？
1867年3月，一个出身低微的28岁的苏格兰人，在上海给家乡的堂兄弟写信说：“我自认祸福与中国相系，我已学了六年的汉语，也会三种方言，能写文言文，假使我就此抛弃，无疑是浪掷光阴。何况，我在英格兰又能找什么工作呢？又，中国才向欧洲文明开放，每年都有长足进步。一两年之后，我对中国的了解就很值钱了，我的身价贵重。这不是很令人陶醉吗？”
这个英国人叫傅兰雅，时任英华书馆校长兼《上海新报》主笔。穷牧师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受父亲影响，迷上了中国。当童工帮人擦鞋等不体面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出人头地的愿望从此在心里扎了根。1861年，师范学院毕业的他受英国圣公会派遣，赴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他接受了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的职位。后来他发现上海更有吸引力，又跑去这座野心家冒险的天堂。在上海，傅兰雅说，有谁会关心、窥探你的出身背景？
然而，傅兰雅的“中国梦”在现实面前，已经不再光鲜亮丽，而是被磨得黯淡无光。他抱怨说在这个野蛮的国度，他养成了一大堆可笑的习惯，在动荡时代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甚至憧憬回老家定居的那份悠然自得，但他预感到咬紧牙关在中国待下去，机遇的气球可能很快就要飘过来了。这个古老帝国正在进行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在等待一个名利双收的机会。
当时渴望在中国施展拳脚的洋人，不止傅兰雅一个。有一个苏格兰人比傅兰雅幸运，他就是马格里。学医出身的马格里原是一名军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来华，1862年申请退役后加入“常胜军”，不久改投李鸿章麾下当淮军教官。马格里向新上司卖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出淮军购买外国军火的代价过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偷来的12磅普通炮弹要花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次的铜帽要16两银子，中国应该像欧洲各国那样开办兵工厂。李鸿章的心弦被拨动了，马格里从此扶摇直上。
李鸿章早就对洋枪洋炮醉心不已，认为西方军队无往不胜，全靠这些西洋利器。买枪买炮不过是权宜之计，大清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献给洋人？中国要想转弱为强，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若中国也能制造利器，那还怕什么太平军，连西洋鬼子都不在话下。问题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片空白，白手起家谈何容易。虽然两年前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但它其实更像是一家手工作坊，全靠一帮中国人手工仿制西洋炮弹及轮船，与西方近代军工企业不可同日而语。
李鸿章比老师曾国藩更具国际视野，认为先国际化再本土化，比闭门造车更有成效。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不排斥洋匠参与中国军工建设，认为这些掌握西洋制器之术的能工巧匠是好帮手。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马格里，平时很喜欢摆弄机械，就毛遂自荐试造洋炮。这一试，竟然如蝴蝶效应，产生了三个洋炮局。
马格里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太想飞黄腾达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土法上马。他带领工匠用田间黏土自造一个熔化炉，又搞来一台旧车床，造出一发炮弹和少量引信之类的零件。恰逢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来访，李鸿章就拿这些样品请他鉴定。得到士迪佛立的好评后，又经试用证明质量尚可，李鸿章就授权马格里雇用50名工人，在上海松江筹建洋炮局。1863年4月，上海洋炮局初具规模。
李鸿章虽然倚重洋人，但他不忘初心，着眼于培养本土人才。在放手让马格里折腾的同时，他命副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人的技艺，还将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奏调过来。洋炮局遂一分为三，马格里、韩殿甲和丁日昌各主持一个，人称“炸弹三局”。
1863年年底，江苏巡抚衙门驻地克复后，李鸿章从上海移驻苏州，洋炮局也随之迁移。洋炮局原本蜗居在上海一个破庙里，如今迁到原太平天国纳王府内，自然气派了不少，名字也改成苏州洋炮局。据说厂址设在这里，包藏着马格里一份私心。有人说马格里是纳王郜永宽的女婿，不过郜永宽死时才24岁，哪有那么大的闺女出嫁？马格里娶的不可能是郜永宽的亲生女儿，顶多是养女或义女，最有可能是侄女或其他亲属。不管马格里到底娶的是何人，这位“中国女婿”带着洋炮局入驻纳王府，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洋炮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后来机缘巧合购得一套制造和维修军火的机器，迈上了机械化生产的道路。这套设备有“水上兵工厂”之称，原属于阿思本舰队。这支舰队是清政府斥巨资从英国买来的，不料英国人竟想控制指挥权，清政府痛下决心遣散之。在舰队驶回欧洲变卖之前，马格里说服李鸿章买下“水上兵工厂”。当这套先进设备被打包运到苏州时，李鸿章看到马格里也不会安装这些家伙，就冷冷地说恐怕都是些无用的废物，钱是白白地被骗了。后来，马格里请英国军舰上的炮手和机械工程师帮忙安装。当李鸿章应邀前来主持开工仪式时，只听开机信号一发出，蒸汽机一声惊人大吼，然后在蒸汽动力的牵引下，所有机器跟着一起转动，那个场面太让他震撼了。
1864年春，北京总理衙门收到一封很有分量的信，它出自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李鸿章向朝廷中枢建议，中国该进行改革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当时料想不到，这封洋洋洒洒3000字的公函，会被史学家评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家所作的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李鸿章在地方学造外国利器之举引起中央的兴趣，恭亲王奕䜣特地函询成效如何，这封公函便是李鸿章的工作汇报。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封变法建议书。
在汇报完苏州洋炮局的成果后，李鸿章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借机向中央献言献策。他此时虽只是一名地方官员，却能从国家大局着眼，呼吁清廷改革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录取科技人才。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乃是因为中国重文轻艺，科技人才在西方可为显官，在中国充其量不过为匠目，无利可图自然就无积极性。既然科举制度扼制了科技人才的脉息，清廷不妨另辟一条金光大道，以功名利禄吸引这种对国家有用之才。
李鸿章的变法步伐是小心翼翼的，他并非彻底否定科举制度，亦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却已惊世骇俗。总理衙门的头头奕訢算是位开明人士，上折时却对这个建议只字不提，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亦可知李鸿章的见识有多超前。
李鸿章风风火火奏响洋务狂想曲，触动了朝中守旧势力敏感的神经，一时间，“用夷变夏”“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等大帽子漫天飞来。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李鸿章知道光打口水仗只能图一时之快，不如先下手为强，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在中国官场混，背后如果没有靠山，肯定站不稳脚跟。李鸿章想在地方搞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中央没人为他撑腰，迟早没有好果子吃。当时在朝中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䜣，因喜欢洋务被人称为“鬼子六”，李鸿章自然会好好打通这条渠道，为自己的改革扫除障碍并获取资本。
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后，李鸿章的军火事业越做越大。1865年，曾国藩奉命赴山东剿捻，朝廷命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移署南京后，再次将“家当”苏州洋炮局迁去，改组为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筹建一座大型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这一次，他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明智地走捷径。他以6万两银子买下美商在虹口办的旗记铁厂，将曾国藩之前委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安装其间，还将丁日昌、韩殿甲所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该局，很快就办起一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火工厂。
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大手笔，终于给傅兰雅带来了契机。1868年，早已厌倦教书生涯的傅兰雅，被江南制造总局的聘书所吸引。这年6月，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傅兰雅的新职业是担任翻译官。他一扫往日的郁闷，在给堂兄弟舒赛的信中高兴地说：“我找到令人满意的归宿。我可以说，接受中国政府延聘担任科学书籍的翻译是我一生最愉快的选择。这是一个备受尊敬、有益且体面的职位，年薪800英镑，凭此收入可保生活优渥。不过这只是我人生另一春的开端。”
踌躇满志的傅兰雅在上海城郊租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和妻子安娜定居于此。因虹口厂房年租金高达六七千两，且洋泾浜之繁华易使工匠失志，江南制造总局遂于1867年搬到郊区，在城南高昌庙黄浦江边另辟新址。傅兰雅每天乘坐半小时的轿子，穿越田野去局里上班，傍晚时分循原路回家。傅兰雅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他买了天文望远镜，晚上用来远眺星斗，当然也会偷窥远方房舍的窗口。有时兴致一来，他还会跑到附近的尼姑庵吹拉弹唱。
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像傅兰雅想象的那么轻松。他的上司李鸿章重金聘请洋雇员，是希望他们能给中国引进西方最新的工业成果，可不是让他们拿着高薪混日子。在入职之前，就有官员提议让他来教中国学生蒸汽机原理，对此一窍不通的傅兰雅断然拒绝了。那位官员勃然大怒，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能理解，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不懂蒸汽机原理呢？出于工作需要，傅兰雅只好下功夫钻研科学，早上分析炭和煤矿，下午攻克化学，晚上研究声学。
1868年9月15日，江南制造总局自制的中国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轮“恬吉”号出吴淞口试航，轰动上海。自认是“半个中国人”的傅兰雅也很兴奋，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
9月28日，“恬吉”号驶至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亲自登轮检阅，而后向朝廷报喜说“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然而，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在试航仪式上都没有想起这位洋雇员。在他们眼里，傅兰雅只是一个外国专家，有问题可以找他解决，仅此而已。
做着迷梦的傅兰雅看不清楚，他的中国上司只是在利用洋人而已，不可能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李鸿章虽然整天与洋人笑脸相迎，但他骨子里瞧不起洋人，认为洋人“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唯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他的用人政策是，“雇用洋人，必须有真实本领，妥立合同，试验有效，权操自我”。
傅兰雅的首次聘期为三年，谁知他一干就是28年，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翻译事业。傅兰雅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科学知识，他和中国同事徐寿父子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内容涉及制造工艺、航海术、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解剖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译作大都采用口译笔述的形式，由傅兰雅通览原著而后口译，再由中国同事润色为精妙的古文。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化学元素名称，比如钾、钠、铅、钙等，就是由傅兰雅等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傅兰雅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一些开明官员的推动下，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令人兴奋的变化。为了翻译中国所需的那些包罗万象的科技书籍，傅兰雅不得不拼命工作。1869年夏，他的妻子临盆时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头生子几天后也夭折了，医生建议她按照英国人的传统，通过海上旅行来疗养身体。傅兰雅虽然悲伤，却也顾虑重重，既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又鼓不起勇气向上司请假数周。他知道中国官员对于丧婴之痛早已习以为常，这样的要求可能会让上司认为他是在找借口拖延工作，或者是在发泄不满情绪。
做事勤勉，为人低调，使得傅兰雅的事业稳稳当当。他的同乡马格里虽然发迹比他早，后来却栽了跟头，被李鸿章撵回国。马格里仗着李鸿章的宠信，在金陵机器局里飞扬跋扈，甚至养了一支私人卫队，有时还让卫队鞭打工人。1875年1月5日，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炮在天津大沽口试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十分恼火，召该局督办马格里来查明事故原因。马格里拖了数月才到天津，要求在他的主持下再试放一次，结果炮台依然传来爆炸声，在场人员早有防备才幸免于难。经检查是造炮的原材料质量低劣所致，但马格里拒不承担责任。
祸不单行，同年5月19日，金陵机器局又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那天下午，该局工匠正在做工时，因石磨偶与铁器相碰，撞出一星火花，落在火箭之上，顿时箭发，直射火药桶内。但闻霹雳一声，势如山崩地裂，连人带屋冲入云霄。数间房屋被烧毁，三名工匠被炸为飞灰。这一次，李鸿章不得不痛下杀手。马格里被撤职后，李鸿章念及他往日的功劳，把他推荐给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当秘书。1876年，马格里随郭嵩焘到伦敦任职，两年后逝于英国。
马格里灰溜溜地走了，傅兰雅却在中国大显身手。1876年6月，他参与筹建两年之久的格致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新式教育机构。他还主编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刊登不少关于采煤、火车与铁路、造船、炼钢炼铁、纺织机械、电报电话等新科技的译作。杂志还开辟生动活泼的读者来信专栏，其中很多信来自中国通商口岸的商人，他们会询问有关电镀、农机具、潜水器具、养蜂法、照相法、纺织机械、石印术等问题，往往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傅兰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以销售中文科技书刊为主，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书籍占很大比重。
傅兰雅说自己在华多年，“心所悦者，唯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然而，这位以传播西方科技文明为己任的英国人，却被惨淡的现实消磨得心灰意冷。翻译馆虽然译了很多书籍，但很少有人问津，到1879年总共才销售3万多册，销量与中国人口之比有天壤之别。甲午战败证实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傅兰雅认识到中国光靠零星撷取西方科技不可能富强。他以往所做的一切似乎被证明是徒劳无功，而他操劳半辈子换来的三品顶戴也不过是虚衔，他在中国只是做了南柯一梦。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原定5个月的假期却成了永别，他接受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的聘书，35年的在华事业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他看透“翻译、编纂科学书籍是洋人所能从事的最枯燥无味、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他凄然发现是中国人在利用他，而不是他在利用中国人。
傅兰雅那位“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中国上司——李鸿章，向来都不会让洋雇员牵着鼻子走。1867年，清廷为调整南北军火生产失衡的布局，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由满族大臣崇厚创建了一家中央直属的兵工厂——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崇厚对洋总办密妥士言听计从，李鸿章接手后首先就是夺洋人之权，调原江南制造总局总办沈保靖来津主持局务，后又将不肯好好配合的密妥士开除。李鸿章将天津机器局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几经扩建后，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中国“洋军火之总汇”。
1880年，天津机器局造出一艘神秘的“水下机船”。据《益闻录》9月27日的报道，这艘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灵捷异常，颇为合用。因河水不甚深，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置无不如志，洵摧敌之利器也”。咦，这不是潜艇吗？清国军事近代化不到20年，居然也能造出如此尖端的武器？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据说某道员1879年禀请试造“水下机船”，经层层上报后，朝廷批准他在天津机器局试造。这位不知名的道员立下军令状，如果船造出来不适用，愿将所有开销照数赔偿。然后，这位道员雇了十余名工匠，自备薪米油烛等费，在机器局院内围起高墙，禁止外人窥探，用了一个夏天把船造好，中秋节那天在海河下水试航。从《益闻录》的报道来看，中国第一艘潜艇的试造还算成功，可它后来却销声匿迹，没有更多记载，给后人留下不解之谜。这艘能在海底潜行的“摧敌之利器”，后来命运如何呢？至今无人知晓。
即使能制造先进的武器，如果国家领导层的思想观念不行，一切也都无济于事。潜艇在当时绝对属于高精尖武器，天津机器局能自主研制出来，这无疑是中国军事工业的巨大突破。可是，这件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大喜事，却没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任它昙花一现。没有批量生产，没有投入使用，大概这艘潜艇在满朝文武眼中，只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
在中国近代早期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控制了三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另一个是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后来调任直隶总督，仍遥控着他一手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总局，这两个局的报销折由他和两江总督会签。然而，尽管掌握着清国军火生产的命脉，李鸿章还是无力挽救这个帝国的颓势，他本人也在国家的衰颓中黯然失色。
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那些风光一时的洋务企业，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它们当中有的至今仍旧存在，只不过被历史大潮冲刷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而已。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如今叫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航天产品研制生产以及利用军工技术开发民用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面目还比较清晰，今天叫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的排头兵；李鸿章接办的天津机器局则很不幸，前后耗资千余万两银子，最终受累于义和团运动，1900年被八国联军破坏殆尽。
“戴红帽子”的民用企业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师请学生举出人生中最伤心的一次经历，半天无人应答，后来有个女生站起来轻轻地说，是在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的确，对很多读史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颇为糟糕的年代。不过，也正是在那个年代，渐渐出现了现代文明的光亮。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的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和想到的现代文明，大部分都能在那个年代找到源头，虽然在它们起步的时候，有过那么多的血火和屈辱。
1872年12月26日，清廷做了一个决定，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地产、平安保险……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母亲——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这家目前经营总部设于香港的央企，前身就是清廷在那一天批准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迄今已有140多年历史的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比军工企业晚了11年。清政府虽然很穷，却不喜欢铜臭味，怕金钱污染了以德治国的传统。对那些打着“自强”旗号的军工企业，清政府同意得很痛快，可是要拉下面子去办企业“求富”，就得扭捏一番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与长江沿线被迫开放多处通商口岸，外国轮船成群结队地开进中国水域。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商争相在中国开办航运业务，厚利所在，一时趋之若鹜。1861年3月，美商旗昌洋行经理金能亨筹集4.5万两银子，从旧金山买了一艘456吨的轮船投入长江航运，经过两个往复航次就收回船本。高额利润使得筹资非常快，1862年3月27日，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外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资本额100万两，其中华商股份约占40%。当时清政府限制民间购买轮船，而挂洋旗又可以少纳税，华商就把钱“诡寄”在外国轮船公司名下。
与中国传统木帆船相比，外国蒸汽轮船速度快，比较不受风力和天气影响，优势显而易见。很快地，中国船业呈现出一片凋残景象，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都快烂掉了。李鸿章痛心地说：“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
中国航运业“利权外溢”的现象，引起一位“海归”的注意。他就是广东人容闳，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67年，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仿照外国轮船公司的经营办法，草拟出《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建议在上海组建华商轮船公司。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的民营轮船公司方案。不过两江总督曾国藩怀疑有洋商暗中参与，对此十分警惕。
当时清政府用一种方头平底的沙船漕运，虽然“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但如果改用轮船来运漕粮，必然会触及沙船主的既得利益。那些沙船主曾给过湘军重大的财政援助，曾国藩一方面念及旧情，另一方面也担心沙船主和船工会失去生计，酿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不管清政府要不要开办轮船公司，用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沙船业在轮船业的冲击下肯定会衰落。换一种思路来看，当新兴的轮船业发展得好，运输的货物多了，码头也就多了，搬运工自然也更多了。旧职业虽然消亡了，新职业却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对被内战搞得十分疲弱的清王朝来说，政治的稳定远比发展轮船业重要，容闳的轮船计划被搁浅了。
五年后，一场关于要不要停造轮船的大辩论，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变革。1872年1月23日，内阁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为由，奏请朝廷叫停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事业。两局耗费大、效益低是事实，而且造的又都是兵船，产品不在市场销售，只见支出不见回报，给人感觉就是烧钱的工程。不过，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反对半途而废，认为要造更多兵船才能强国。
李鸿章见识更远，说我们办这些事确实需要大量的钱，如果不解决这个经济问题，造船事业将难以为继。可是政府没钱，怎么办呢？现在下马则前功尽弃，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想办法赚钱。生财之道是，办民用企业。首先，两局可以多造一些商船，租给华商去办轮船公司。其次，造船造炮的机器离不开煤和铁，目前主要依赖进口，与其肥水外流，不如自办煤矿和钢铁企业来开源。
事情讨论至此，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洋务运动起初是迫于军事压力，造枪造炮造船以自强，十年后才醒悟光这样还不够，西方列强能横行中国是因为国富民强，所以中国也要求富。洋务派建议多办民用企业，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与洋人争利，夺回被洋人侵蚀的利权。
这场关乎洋务运动成败的大辩论，以洋务派大获全胜告终。朝廷不仅同意两局继续制造兵船，还让李鸿章等人妥筹轮船招商一事。此前曾国藩已下令江南制造总局造四五艘商船，也有试采煤窑的意向，不料死神突然降临，担子就落在门生李鸿章的肩上。李鸿章曾经召集在津粤商，看能否在天津设立轮船招商局，但经过调查后认为这些人的财力不够，于是把目光转向沙船世家出身的沪商朱其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李鸿章决定把轮船招商局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天津设个分局。
上海是李鸿章的发迹之地，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航运中心。1872年8月，总理衙门核准李鸿章提出的轮船招商局筹办计划。开办轮船公司需要巨额资金，李鸿章报请户部从直隶练饷拨借制钱20万串，扣除预交利息后，实借制钱18.8万串，折合白银12.3万两。据说，李鸿章也投资5万两。这年秋天，朱其昂带着启动资金回上海选址设局。年底，订购的轮船陆续抵沪，栈房、码头相继建成，招募的船工水手和外国技师也已到位。
万事俱备，李鸿章十分高兴，于12月23日向朝廷上呈《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时向总理衙门函告筹办情况。李鸿章明确了轮船招商局“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并提出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官督商办体制。原先想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后因官局尚未造出可供使用的商船，怕招不来华商入股，所以李鸿章建议改为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的意思是，企业经营权由商董掌握，官方主要起监督作用，若遇到洋商挑事阻挠，亦可提供保护伞。
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招商局刚成立的时候，名字叫轮船招商公局，而不是大家所熟悉的轮船招商总局。既然叫公局，总办朱其昂就向清政府申请官刻的印章，但总理衙门不批，说：招商局虽由政府主持成立，但毕竟是商股商办，印章你们自己刻就好了。清朝正规官员使用的是正方形印章，用朱红印泥，而招商局自制的长方形公章叫关防，用紫红色水。
名不正则言不顺，第二任总办唐廷枢入主招商局后，就把名称改了。他想把招商局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股商办，嫌“公”字碍眼，就改成“总”字。今天看来这也许并不重要，但对唐廷枢来说，一字之别，事关重大。不同名字的背后隐藏着招商局体制的不同走向，以及两任总办对“官督商办”的不同理解。
招商局第一任掌门人朱其昂，只干了半年就被踢出局。虽然他曾向李鸿章表示愿以身家作抵，而且确实也尽心尽力，但他在任时名义上招股37万余两，实际到位只有18万余两。招商局又要分运漕粮，又要兼揽客运和货运，显然是在砸沙船业的饭碗。对世业沙船的朱氏家族来说，朱其昂是胳膊肘往外拐。一位叔父说起他就咬牙切齿，骂他不忠不孝，断了祖宗的家业。他登门解释时还想游说叔父入股招商局，没说两句就被赶了出来，永远不许再进叔父的家门。在整个沙船界，朱其昂只招股一万两，而胡雪岩等富商也不看好招商局，不肯出资入股。
不谙轮船经营的朱其昂，对招商局来说确实不是理想的人选。他先后买了4艘轮船，结果都不合用，而且贵得离谱。例如，他通过葡萄牙经纪人购买“伊敦”号轮船，付款5万两后才发现吃了大亏，实际上只值3万两左右。在跟雇请的外籍船长打交道时，他也不太能胜任。此外，受衙门作风影响，招商局滥支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开业不到半年，招商局就亏损4万多两。
作为总设计师和最高领导，李鸿章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改组招商局。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旧式富商已不能依赖，转而瞄准那些给洋行打理生意的华人买办，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熟谙新式企业的经营之道。这时候，亲信幕僚盛宣怀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
唐廷枢在华人买办中堪称翘楚，但他也得不到洋人的完全信任。怡和洋行老板曾在信中说：“总的说来，我对唐景星（也就是英语很好的那个人）并不满意，在逐渐削减他的权力，不过不动声色。”同为精明的生意人，唐廷枢怎么可能没有察觉老板的疑忌呢？
作为中国人，唐廷枢的民族自尊心也会被洋人刺伤。有一次，他从上海坐船去香港，途中避风时，船主只给每位乘客约一磅水，而船上百余头羊，则满桶水任其欢饮。洋人待人不如羊，唐廷枢感到很可恨，开始筹资租船自办航运。在“渐收利权”这一大局上，他跟李鸿章不谋而合。面对招商局抛来的绣球，他几乎毫不犹豫就接了。
1873年6月4日，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对于此次中枢换人，各界人士表示看好。《申报》评论说，这真可谓知人善任，招商局从此将日见起色。美国传教士主办的《教会新报》也乐观地估计，自此以后，招商局必多获利。天津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中指出，招商局将是英美航运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19世纪70年代，有位曾随军舰来华的英国军官酸溜溜地说：“当唐氏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唐廷枢入主招商局，引来一次人事大变动。朱其昂改任会办，专门负责擅长的漕运，后又请弟弟朱其诏来帮忙。唐廷枢接任一个多月后，禀请李鸿章任命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徐润为会办，协助管理局务，兼任上海分局商董。不久，李鸿章加派盛宣怀为会办，代表他来视察局务，但不在招商局办公，不从局里领薪水，也不经手财务。李鸿章评价说：“在事五人，本极一时之选，各有短长。”
这套人马确实不负众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招商局纯粹靠民族资本在运作，再缺钱也不让洋人入股。这家意在从洋商嘴里抢回肥肉的民族企业，从创办伊始就被外国轮船公司视为眼中钉，很快就遭遇价格围剿。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和徐润，都是从一流洋行跳槽过来的，可谓知己知彼。背靠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招商局的行家里手从容应对，不仅没有被挤垮，实力反而有所增强，达到了“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据太常寺卿陈兰彬统计，招商局开办三年以来，使洋商少赚1300余万两。多年以后，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在持续三年的价格战中，旗昌轮船公司第一个受不了，利润一路下滑，股东愁容满面。公司股票面值100两，1871年冬股价一度涨到188两，后来一路下跌，到1876年冬仅为57两。1873年以前，股东每年稳获12%以上的红利，自1874年以后，红利仅为7%。旗昌股东心灰意冷，适逢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经济繁荣，就考虑将资金撤回本国投资，无心在远东恋战。
1876年冬有消息传出，旗昌轮船公司有意全盘出售。旗昌从一开始就想盘给招商局，而招商局合计一下也想接盘，这样不仅自身实力大为扩充，而且少了一个劲敌。旗昌一出价就是256万两，招商局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呀？招商局先去找头头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很难办，踌躇不决。李鸿章很滑头，说：钞票问题嘛，你们去找沈葆桢。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热衷于洋务事业。盛宣怀出身李鸿章幕府，在官场人脉极广，是游说沈葆桢的极佳人选。他一张口就要100万两，沈葆桢说：先给你一半吧。一下能要来50万两已经很了不起，可是盛宣怀盘算来盘算去，不行，资金缺口太大，还得让他再吐更多钱。沈葆桢说没钱，盛宣怀到处有眼线，就当面戳穿他，说：你有20万两还没到要用的时候，你就先借给我用嘛。沈葆桢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
盛宣怀旗开得胜，手里有了100万两银子的筹码，再去跟旗昌谈判就有了底气，事情就好办多了。很快，双方以222万两成交，准予分期付款。1877年3月1日，旗昌轮船公司全部财产换旗过户，招商局一夜之间成了中国航运界老大。《申报》次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沈葆桢早就预期此乃招商局“转弱为强之始”，而李鸿章后来说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六成，“固非归并旗昌不能及此”。
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北华捷报》惊呼，“李鸿章和他的同僚急于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不过，历史偶尔也会开一些玩笑。
六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招商局为了免遭法国军舰的攻击，于1884年7月将旗下轮船明售暗托给美商旗昌洋行，与之达成售产换旗行驶的协定。事实上，这是一种战时习惯做法，招商局是真借旗假售船，次年战争一结束就收回轮船。但当时朝野震惊，策划并经手此事的招商局会办马建忠被骂作“小汉奸”，而“大汉奸”自然就是李鸿章。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李鸿章只好一面声称要严加查办，一面授意马建忠东躲西藏隐居不出。
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仿照洋行的模式经营企业，很快就有了起色。据1875年9月2日《申报》报道，前一日招商局股东在账房聚会，听完财务报告后，“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便向总办道谢而散”。股东的权益得到保障，投资又见到回报，招商局的管理层获得信任，招股工作自然顺利。1881年，招商局招足股本100万两，两年后又成功招股100万两。
尽管招商局蒸蒸日上，官方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唐廷枢以商为主，尽量减少官府的干涉，当然惹恼了官方。官督商办体制有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在产权模糊的状态下，官方认为招商局是政府批准成立的，又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创业资金、低息贷款和优惠政策，理所当然属于国有企业；招商局的股东则认为，我们的资本占大头，企业又由我们经营，自然属于私有企业。企业姓“公”还是姓“私”，背后牵扯到利益归属问题，官商之间必有冲突。
1883年上海一场金融风暴，先后吹倒了徐润和唐廷枢，不受官方待见的人终于被挤走了。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股份制公司，随后发行股票便成为洋务企业募资的重要途径。1882年，上海金融市场空前活跃，股票大涨，引发全民炒股风潮。招商局股票面值100两，一路涨到260两。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价也直线飙升。徐润就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地产，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金融泡沫破灭，上海房价和股票大跌。徐润遭受重创，挪用公款一事败露，1884年被革职。次年，李鸿章改组招商局，唐廷枢被迫离职，专门主持招商局投资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招商局由商人主导的“唐徐时代”结束了，官方势力随着盛宣怀的入主大涨。1885年8月1日，盛宣怀被委任为督办，作为官方代表执掌招商局。此前招商局只有总办没有督办，现在正好相反，不设总办只设督办。也就是说，股东的代表没了，官方的代表实际上成了一把手，招商局从“商事商办”转向“商事官办”。新官上任，盛宣怀抛出《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不由分说地强化了官督权力，股东过问局务的权力事实上被剥夺了。
盛宣怀终于圆了多年的梦，成了招商局的掌门人。官宦世家出身的盛宣怀，1870年凭借父亲的人脉进入李鸿章幕府，因办事得力又文思敏捷，很受李鸿章器重。盛宣怀以前一直想当招商局总办，但他年纪太轻又没有经验，而航运界风云人物唐廷枢一呼百应，他自然只能在人家手下当会办。当时盛宣怀名义上兼管揽载和漕运，但实际上揽载由徐润分管，漕运由朱其昂分管，他两边都插不上手，一度被看成是挂名会办。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抱怨说，自己到处屈居人下，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人。
在招商局最初的几年里，盛宣怀只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等为数不多的事情上有所表现，没想到日后还被人翻旧账参劾。1880年，李鸿章奏请朝廷将招商局三年应还官款100余万两拨给北洋购买铁甲舰。此举引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不满，他鼓动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谏言整顿招商局。在这场南北洋大臣之争中，盛宣怀被指涉嫌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收受中金。盛宣怀当然大喊冤枉，说圣明之世不应有这样莫须有的奇案，而李鸿章自然也是百般维护。不过，盛宣怀此后被迫离开招商局，不准再干预局务。上海金融风暴给了盛宣怀重返之机，李鸿章派他到局查办和整顿，他趁势清除唐廷枢和徐润的势力，为自己入主招商局铺平道路。
盛宣怀主政初期，招商局的表现似乎只是一家听话的企业，头上的“红帽子”越擦越鲜亮，主业却无太大发展。不过，欲办大事兼做高官的盛宣怀雄心勃勃，入主招商局三个月后就向李鸿章拍胸脯保证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毋笑我言大而夸乎？”
盛宣怀总结出一条名留史册的秘诀——“做官不如做事多”。背靠洋务巨擘李鸿章这棵大树，盛宣怀大展身手，招商局成了他广兴洋务的经济后盾。招商局此前已涉足煤炭、保险等行业，1885年以后延伸到纺织、金融、铁路、钢铁、教育、慈善等领域，参与投资或创建近代中国的很多“第一”，比如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在这些近代企事业起步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盛宣怀奔波的身影，以至于他后来被誉为“中国商父”。
督办招商局十年后，盛宣怀已牢牢掌控大清的轮船、电报、矿务、纺织四大行业。当然，从向中央打报告到企业的诞生，从谋篇布局到调兵遣将，整个大框架还得仰仗李鸿章出面；至于如何具体落实宏图伟业，主要功劳则要算在盛宣怀头上。19世纪末，伊藤博文访华时曾当着李鸿章的面说，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好比一间破屋子里放着两张好桌子。中国电报总局的创办人和掌门人，也是盛宣怀。
正如李鸿章所期望的那样，招商局成了洋务派的样板企业。1891年，盛宣怀欣喜地向李鸿章报告，招商局所欠官款已全数还清。然而，这正是招商局噩梦的开始。当年，招商局就向政府无偿报效白银10万两。正因为“桌子”好，大家都想来靠一靠，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报效、摊派和征用无休无止。例如，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招商局报效5万多两。1899年干脆将报效制度化，招商局每年要拨盈利部分的20%报效官府，后来则不论盈亏都照拨不误。刘坤一比喻说清政府跟招商局之间就像父子关系，父亲给了你那么多权力，首先允许你开办，然后又借钱给你，还准你缓交利息，你现在发展起来了，回报父亲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在这种逻辑下，招商局沦为清政府的提款机，至清朝灭亡共报效135万余两规银。
“红顶商人”盛宣怀一直小心翼翼，在办大事与做高官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所以在官商两界都吃得开。中日甲午战争后，靠山李鸿章因兵败失势，而巨大的战争赔款压力，反而使得控制着诸多洋务企业的盛宣怀成了扶危救难的能臣。1901年，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凄然病逝，临终前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与这位亲信和上海的朋友作别。李鸿章在信中嘱咐道：“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然而，李鸿章的遗愿并没有实现。虽然大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但它的臣子们依然在争权夺利，而不是携手与共。
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死了。按规定，盛宣怀应辞去官职回家守制三年，除非朝廷做出夺情留任的决定。招商局向来是王公大臣眼中的一块肥肉，不少人觊觎这个可能空出的肥缺，理由却是让盛宣怀安心尽孝以示朝廷体恤之意。忧心忡忡的盛宣怀想到了袁世凯，决定向这位接任李鸿章遗缺的权臣求助。袁世凯、盛宣怀同出自李鸿章门下，前者承接了李鸿章的政治衣钵，后者承接了李鸿章的洋务事业。几天后，袁世凯专程赶赴上海吊唁，在盛宣怀父亲的灵堂前焚香拜祭。然而，盛宣怀却感到了一丝寒意，听得出来袁世凯想接手招商局。
当时招商局已还清所有官款，又走上了商股商办的道路。从上海金融风暴那年起，盛宣怀就以低价大量买进股份，到此时已是招商局最大的股东。时移世易，盛宣怀由官的代表悄然转变为商的代表，因涉及切身利益，自然不愿被踢出局。然而，失去李鸿章庇护的他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袁氏就获得朝廷的支持，由亲信杨士琦出任招商局督办。这表面上是袁世凯与盛宣怀的权力之争，实际上背后是政府与企业的利益争夺。官督商办的企业，始终存在着官权与商利的斗争。
新任督办杨士琦原是李鸿章的幕僚，在李鸿章死后转投袁世凯。一介武夫袁世凯的很多点子都出自杨士琦，著名的八字箴言“运动亲贵，掌握政权”也是杨氏提出来的。杨士琦不仅是袁世凯的首席智囊，一生还善用奇毒，帮袁氏解决了不少麻烦。然而，经营企业却不是杨士琦的长项。杨士琦一走马上任就大力鼓吹“官督”，对正在实行的“商办”主张视而不见，很快就把招商局办成一个官气十足的官局。各部门人浮于事，办公经费越花越多，而招商局产业有减无增。持有超过四分之一股份的盛宣怀，此时却成了一个局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招商局几年时间亏损百万。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失去靠山的袁世凯次年被罢黜回籍，盛宣怀的机会来了。正在日本治疗哮喘的盛宣怀匆匆回国，打定主意要走商办路线。1909年8月15日，招商局在上海张园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732人，成立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9月21日，招商局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举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招商局彻底走上了商股商办的轨道，虽然它还得归邮传部管辖。
1911年年初，盛宣怀重新受到清政府重用，就任主管全国交通及邮电的邮传部尚书。几个月后，盛宣怀进入新成立的皇族内阁，摇身变为邮传部大臣，仕途达到顶峰。然而，就任邮传部大臣的第二天，盛宣怀办了一件后悔莫及的大事——推出铁路国有政策，没想到它成了多米诺骨牌，最终导致一个王朝的结束。
铁路曾是违章建筑
1880年12月初，慈禧太后的面前摆着一份奏折——《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折子说，俄、日两个近邻恃有铁路，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须赶紧修建铁路以自强，才能杜绝后患。有了铁路，不仅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厘捐等，而且便于调兵运饷。中国幅员辽阔，应修建东西南北贯通的铁路大动脉，这样全国才能呼吸相通，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
慈禧太后知道，修铁路在中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少有人敢向朝廷提出来。那么，上这道奏折的人是谁呢？这个人怎么有胆量出头，而且一下子提议修建四条铁路呢？此人就是淮军元老刘铭传，而这件事的幕后策划人，正是他的老上司李鸿章。
刘铭传早年靠贩卖私盐为生，十几岁就手刃土豪拉武装，后被同乡李鸿章收入麾下。刘铭传长得短小精悍，好醇酒妇人，但打起仗来骁勇异常，很快就在战场上脱颖而出。据说他年轻时曾登高发宏愿：“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1868年因剿捻有功，淮军骁将刘铭传被赐封一等男爵，从乡间土匪华丽转身为国家栋梁。
中国官场历来重文轻武，刘铭传虽早已升任直隶提督，摘得最高级别的武官头衔，但他感叹“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为不能跻身文臣之列而意气难平，干脆辞官回家当乡绅。刘铭传一度意志消沉，沉溺于酒色。李鸿章就写信劝告说：以你的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将来必有大作为，希望你趁此闲暇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敛浮气而增定力，不要放浪自废。这封信对刘铭传触动很大。赋闲期间，刘铭传看了很多西方图书报刊的中译本，还结交了一些洋务派人士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再不变法，不出十年则事不可为。
1870年，李鸿章向朝廷荐派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说他近年归里读书，不欲以武人自居，愿为国家效死力。李鸿章希望朝廷能破格让刘铭传兼管地方，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在为刘铭传出任陕西巡抚铺平道路。不料刘铭传与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和，眼看封疆无望，头风宿疾加重，“轻即昏晕片时，不省人事，重则脑痛欲裂，坐卧难安”，就请假离营调养。倒霉的是，不久铭军因不服新领导哗变，刘铭传以荐举非人被革职。
1880年，中俄因伊犁问题闹得很僵，清廷颇有乏才之虞，再次征召刘铭传入仕。李鸿章自然不遗余力地夸赞这位老部下，说刘铭传退归故里后韬光养晦，“而谈及时艰，骁果刚劲之色，犹时时见于眉宇，实为干城腹心之选”。的确，此时的刘铭传已不是吴下阿蒙。
在家赋闲八年的刘铭传应诏入京，路过天津时，老上司李鸿章留他在府邸逗留几日。当时李鸿章遇到一件烦心事，想请这位老部下出面帮忙。十几年来，李鸿章想在中国办一件大事，却因阻力太大胎死腹中。如今刘铭传是朝廷要起用的人，不妨让他先放一炮看看，成与不成于大局无大碍，日后还有转圜的可能。李鸿章知道，若自己贸然上奏朝廷，必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再无回旋余地。
什么事让李鸿章如此为难呢？就是修铁路。在今天看来，这是小事一桩，在当时却能惊动鬼神。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人一再申请在华修建铁路，但清政府认为他们包藏祸心，就找各种理由拒绝。李鸿章也觉得洋人没安好心，当1863年外国驻沪领事呈请修建上海至苏州的铁路时，时任江苏巡抚的他断然拒绝。不过，巨大的商业利益让洋商心痒不止，他们经常要求本国驻华官员争取筑路权。1867年，不堪其扰的总理衙门征求督抚大员们的意见，得到的反馈都是碍难实行。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表态说，与其任洋人在内地修铁路，不如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
李鸿章并非首个倡议修铁路的中国人，洪仁玕1859年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过这一主张，只是没有付诸实践。当时中国社会对铁路的看法，不是今天我们所能想象的。1865年，北京宣武门外出现一个“妖物”，长约一里，有“小汽车”在上面行驶，迅疾如飞。这是英国商人杜兰德的杰作。他企图用铁路和火车的实物表演来打动中国人，不料把京城老百姓吓坏了，还惊动了京师卫戍部队。当时“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步军统领衙门紧急出动，以“观者骇怪”为由饬令拆除铁路，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十年后，外国传教士将火车的知识传入中国，此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有过相关记述。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称赞说，这种交通工具“可谓精能之至”。虽然火车在国外已经轰隆隆数十年，但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仅停留于抽象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少见多怪。不过，邻居日本人对火车的心态开放多了，动作自然也就比较快。当洋人把轮船和铁路的模型附加说明书作为礼物送给日本人时，人家是举手欢迎，很快就于1872年建成日本第一条铁路。
面对中国人的铜墙铁壁，洋人软攻不行，就用硬取。1872年9月，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内建成一条铁路并投入运行，天津官员乘坐后非常满意，为它题名“利用”。租界素有“国中之国”之称，清政府的权力之鞭伸不进去，这条铁路才躲过被拆除的命运。
为了让铁路在中国流行起来，洋人的公关策略是走上层路线。1872年同治帝大婚，英国商人找到公关的良机，准备由英国一家公司募集捐款，修筑一条二三十里的铁路，并置办火车，作为贺礼送给同治帝。5万英镑的捐款很快筹集到手，英商请英国驻华公使探询清廷的意思，如果清廷愿意接受这份贺礼，他们随即造成并装运来京进呈。结果可想而知，这份别出心裁的贺礼被婉言谢绝了。
洋人一再献媚，中国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没办法，明的不行，只能来暗的。1872年，美国驻沪副领事发起修建吴淞至上海的吴淞铁路，后来把这个项目转让给英商怡和洋行。1874年12月，吴淞铁路动工兴建，直到1876年2月才引起中国官方的干涉。清政府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条路并不是寻常马路，而是非同寻常的铁路！当初英国人申请修路的时候，含糊其辞说要修“道路”，挖好了陷阱让清政府跳。
恼怒的清政府与英方进行严正交涉，英方则对这个违章建筑自有一套说辞，双方打起了口水仗。上海道台冯焌光于是采取手段阻挠修路，英国驻华公使遂派代表梅辉立赴沪解决此事。1876年4月，梅辉立途经天津时特地拜访了李鸿章，希望这位明白大局之人能有解决之道。
李鸿章认为，吴淞是中国地界，英人兴筑铁路而不告知中国官员，实为有心欺蔑，不过洋商既已兴工，势难中止，何不由中国照原价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如此则洋商资本不致无着，而中国自主之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不过，总理衙门并未采纳李鸿章的意见，称“开筑铁路，为中国未有之事，而为洋人久蓄之谋”，应严行禁止。
英方代表与上海道台谈不拢，后者愤而采取封锁政策，却挡不住人家修路的步伐。1876年6月30日，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正式开通运营，铁路公司大肆举办庆祝活动。据《申报》报道，当天铁路公司发帖请本埠领事眷属以及各巨商试坐，次日请有头面的中国人乘坐。其中外国人请帖仅150副，中国人请帖多达1000副，可见铁路公司瞄准的目标客户群是中国人。
这条铁路7月初投入运营后，每日往返六次，高昂的票价挡不住中国人的尝鲜之心，就连城内终年不出门外半步者，也会携眷一游。车站旁原是冷寂之处，现在人来车往络绎不绝，竟变为热闹之区。
吴淞铁路红红火火，清政府气哼哼，却无可奈何。眼看着“妖物”得意扬扬地在大清国土上横行，一路吐黑烟鸣汽笛，清政府就主权问题跟铁路公司交涉数次，可是人家爱理不理的。8月3日，火车撞死一个中国人，这下可让清政府抓到把柄了。据英籍司机戴维称，那天他看到前方铁轨上有行人，就鸣笛警告，那个人一度下了铁轨，不料在火车即将通过时，突然又上了铁轨，被来不及刹车的火车轧死了。这看起来很像是一起自杀事件，更怪的是居然无法查证死者的身份，难怪英方怀疑此人受雇于清政府。
清政府才不管英国人怎么想，一口咬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应将肇事司机交由中国审判，一命偿一命。英国人哪肯把戴维交给清政府，坚持享有领事裁判权，宣判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死者应承担全部责任，火车司机无罪释放。上海道台一边照会英国领事，命令吴淞铁路公司即刻停工；一边下令清军开进铁路沿线，责令英商立即停运并停止修路。中国人曾在机车后部系上绳子，冀图拉住火车不让行驶，后来实在斗不过机器动力，不得不松手。
当时李鸿章正在烟台与英国驻华公使就“马嘉理事件”进行谈判，梅辉立又跑去找他，威胁说威妥玛公使深怪上海道台蛮霸行事，已调两艘军舰由大连湾星夜赴沪，兵端将开，此间和议亦不能成。李鸿章不受英方胁迫，拒绝将吴淞铁路列入《烟台条约》的谈判范畴，最终议定双方派员到上海会商。9月14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为了保中英和局，拟派朱其诏、盛宣怀去跟英方商洽，谈判应以双赢为原则，即“保我中国自主之权，期于中国有益，而洋商亦不致受损”。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清政府比较有利，就连英国国内也出现同情中国的声音。《泰晤士报》发文谴责本国人在上海修建铁路违反了国际公法，伦敦的人道主义社团也对怡和洋行在沪之举不以为然。上海某英文杂志质疑道：“在上海，怡和洋行是否比中国政府更有权力？”
谈判初期，英方虽然同意把吴淞铁路卖给清政府，但要求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遭拒后就开出37万两白银的高价。中方查阅工程明细账后，只同意付29万两，而英方死守30万两的底线，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后来盛宣怀以“折旧”为由砍价1.5万两，最终以28.5万两白银买断吴淞铁路，限一年内分三期付清，款未付清之前仍由英商经营，只准载客不许运货。12月1日，全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英商随即全线投入运营，直到清政府还清欠款正式收回。
花巨资买回一条现成的铁路，照常理来说，当然是让它赚钱，起码要把本钱捞回来。在洋商眼里，铁路是一个财源滚滚的财神爷，可是清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横竖看不顺眼。曾有百名华商禀请代为经营吴淞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一概回绝，一收回铁路，一声令下就拆毁了。沈葆桢的理由是：“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所创也。”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不满地说，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公使，以前在京师曾跟宝鋆说过，方今识洋务者仅三人，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稍能尽其实”。然而，即使是像沈葆桢这样的洋务干将，也会做出这种没有远见的蠢举，让人笑掉大牙。郭嵩焘悲观地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征兆，意味着“中国永无振兴之望”。
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称，沈葆桢有着犟驴般的自大，是在耍小孩脾气。这件事让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在洋人面前抬不起头，他在日记中抱怨说：“西国有心人无不窃笑，乃至妇人孺子时时于茶会酒筵间推问其故，余赧然无以应之，托词支吾而已。”
吴淞铁路的器材运到台湾后，因丁日昌奏请修建的台湾铁路终成泡影，以致这些器材放在海滩无人过问。三四年后，枕木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生了一层铁锈，车厢也在朽烂。台湾铁路修建不成，主要障碍是经费短缺。曾有台湾绅士自愿捐银50万两作为筑路经费，谁知被清廷挪去赈灾，没钱就没法办事。一向支持丁日昌修路的李鸿章很焦急，亲自出马为台湾铁路筹资，曾向英国银行商洽贷款，终因利息太高作罢。丁日昌因病重离台，1878年又被免去福建巡抚一职，修路计划彻底泡汤。
李鸿章如此热衷于修铁路，主要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进入19世纪70年代，大清边疆危机四伏，俄国窥伺西北，英国垂涎滇蜀，日本觊觎东南，李鸿章忧心不已。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献策说：“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然而，对于他的大声疾呼，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同为洋务重臣的文祥也只是“目笑存之”。
李鸿章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1875年进京参加同治帝的葬礼时，他趁机向洋务派中央领袖奕䜣力陈修铁路的益处，并请试造江苏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奕䜣知道这件事阻力太大，以“无人敢主持”搪塞。李鸿章不死心，让奕䜣找机会向两宫太后建言，可是奕䜣一口掐灭他最后的希望，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连最高统治者都不敢触犯众怒提这件事，李鸿章很绝望。郭嵩焘1876年出使英国后，曾写了四封信劝李鸿章奏请修铁路。李鸿章在给这位友人的信里赌气似的说，自己“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赌气归赌气，事情还是要做的。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以“防外安内”为由奏请在台修铁路，事先参与策划的李鸿章自然力挺，而一向支持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奕䜣也站出来说话，总理衙门又特别强调“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这才减少了来自顽固派的阻力，最终促使朝廷批准了在台修铁路的建议。中国人修建铁路的禁区终于被突破了，这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谁知因为没有真金白银而功亏一篑。
李鸿章的视野当然不满足于台湾一隅，他的脑海里有张全国铁路网，但他不能贸然提出，只能等待时机。1880年11月22日，应诏入京的刘铭传抵津，在李鸿章处盘桓六日，而后肩负使命起程。在短暂的相聚时日里，这对老战友除了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外，还筹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李鸿章找来几个机要幕僚，帮刘铭传起草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几经润色后，于12月3日上呈朝廷。此折建议修南北铁路各两条，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至京师，一由汉口经河南至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申报》评论说，此议“如果准行，则中国之利赖无穷矣”。
时间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发展交通和通信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刘铭传的折子呈递朝廷之后，李鸿章在给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的信中说：“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李鸿章还说他会力挺刘铭传，不至于“负国负友兼负平生”。当然，明眼人看出刘铭传只不过是李鸿章的代言人。这是李鸿章一贯的做法。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上，李鸿章善于通过集团政治的运作，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让朝廷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大多数属吏的意见。
刘铭传蛰居数年后献给朝廷的这份见面礼，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第一次铁路大论战。顽固派说，修铁路会使沿途乡镇繁华起来，刺激列强侵略内地的野心。李鸿章反驳道：“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狡逞。”顽固派又说，铁路与官道并行，会让车马行人感到不便，容易起争端。李鸿章介绍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搭旱桥，类似于今天的立交桥；二是设铁路防护栅栏，火车将至则闭栅，以保护行人安全。这些做法我们今天习以为常，当时很多人却是闻所未闻。
当然，顽固派的反驳理由还有很多，比如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一口气就提出修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人可不是井底之蛙，前几年出使过欧洲，说出来的话自然更有说服力，赢得一片喝彩声。比如他说，若铁路畅通，中国险要尽失，外敌即可长驱直入；他还说，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导致白银外流，会冲击社会结构……诸如此类带有几分危言耸听色彩的话，自然吓得清政府把脑袋缩了回去。
在这场唇枪舌剑中，刘铭传、李鸿章被扣上“用夷变夏”的大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有人说他们意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把他们说成是乱臣贼子；有人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潜台词是他们是汉奸。刘铭传一见事不可为，便打道回府，李鸿章一时孤立无援。
密切关注这场论战的美国驻华公使，1881年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预言顽固派会获胜。果不其然，1881年2月14日，清廷一锤定音：铁路断不宜开，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阻，李鸿章绝望地捶胸顿足：“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曾经创造了一个世界首富的帝国，如今却成为这个帝国贫弱不堪的罪魁祸首。那些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沉重负担。值此内忧外患的乱世之秋，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光靠小打小闹扑腾几下，是无法拯救即将崩溃的帝国的。虽然李鸿章一再呼吁“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但清廷终究没有那个胆量给自己动大手术，也没有那个气魄去建丰功伟业，只求能守住江山就阿弥陀佛。
失望归失望，李鸿章还是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1878年7月，由轮船招商局投资创办的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有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接下来要解决的自然是煤炭运输问题。“要想富，先修路”绝对有道理，李鸿章1879年奏请修建一条便于运煤的铁路，但遭到顽固派强烈反对，理由是火车的动静太大，不但会损伤地脉，还会惊扰附近的皇陵。李鸿章只好改修运河，可是有一段路修不了河，于是再次奏请修路。为避免朝廷非议，李鸿章声明修的是用骡马来拉的“快车马路”。不过，李鸿章在自己的辖区搞起了小动作，这条“马路”完全是按铁路的标准来修的。
1881年6月9日，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开始铺轨。这一天是“铁路机车之父”乔治·史蒂芬森的百岁诞辰，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李鸿章相信，只要铁轨在就有希望，只要火车在走，哪怕它是被骡马拉着走，那也是在前进。三个月后，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开始试运行。11月8日正式通车。
此后有一段时间，这条铁路上演着滑稽的一幕：车把式们坐在火车车皮上，吆喝毛驴拖着车皮在枕木间前行。据说当时铁路沿线聚集不少乡民，跟着驴拉的火车捡驴粪。这个畸形怪胎，总算让百姓捡了一点便宜，虽然得捏着鼻子。
突然有一天，乡民捡不到驴粪了，因为毛驴变成“铁驴”了。那头“铁驴”是一位英籍工程师利用废旧物资制成的火车头，虽然很粗糙，却有个洋气的名字——“中国火箭号”，以向史蒂芬森1829年设计的著名蒸汽机车“火箭”号致敬。不过，参与制造这台机车的中国工匠不太喜欢这个洋名。他们在车头两侧各镶嵌一条金属刻制的龙，还起了一个极富中国味道的名字——“龙号机车”。
“龙号机车”欢腾没多久，就被清廷叫停了。轰隆隆的火车声终于被人传进京城，言官连奏弹劾，说“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事实上，清东陵远在百里之外，所谓惊扰皇陵，只不过是用来打压洋务派的一顶大帽子。所幸唐胥铁路的效益摆在那里，当时正在组建的北洋舰队需要吃粮草，急需开平矿务局的煤作为燃料，而“驴拉火车”的速度会让舰艇饿死。对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来说，军事建设是定海神针，绝对压倒一切，就只好允许“铁驴”继续撒欢了。
唐胥铁路是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李鸿章要用它来播种。这条铁路通车后，美国驻天津领事就预言它“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中国建设一个庞大铁路系统的核心”。直隶总督李鸿章确实雄心勃勃，而时势也恰好成就了他。中法战争后，清廷开始正视铁路的军事用途，由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李鸿章得以跻身会办一职，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很快就于1886年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后将它升级为中国铁路公司。
李鸿章就像一只勤勉的蜘蛛，在唐胥铁路的基础上不断向外织网，延伸修建了唐芦铁路、唐津铁路、津榆铁路等。在李鸿章及其继任者的努力下，唐胥铁路一路延伸至天津、山海关、北京等地。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有志者的辛勤耕耘下，终于遍地开花。
当年因上书修路备受攻击的刘铭传，在中法战争期间应诏出山，立下战功后被委任台湾首任巡抚，实现了从武官转文官的夙愿。1887年，刘铭传拾起丁日昌未竟的事业，向朝廷奏请在台修建铁路。朝廷就让海军衙门审议，会办大臣李鸿章自然鼎力相助，台湾筑路计划顺利通过审批。台湾首条铁路以台北为中心，向东到基隆港，向西南到新竹。铁路修到基隆时，遇到一个硬骨头工程——挖狮球岭隧道，但刘铭传硬是把它啃下来了。因此，这条清朝仅有的铁路隧道被冠名为“刘铭传隧道”。
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刘铭传，修铁路的过程中总是绕不开一个难题：经费从何处筹集？台湾铁路本拟向商人集资100万两，后因商人觉得投资风险不小，刘铭传仅筹到现银30余万两，只好改商办为官办。台湾铁路分段兴筑，采用边建边营业的方针，每一通车则男红女绿满载其中，每逢新茶上市则装运者络绎如梭。
那个时候的火车，在当时人眼中是迅疾如飞，在今天看来则慢如蜗牛。据说开往桃园的火车爬坡时，乘客要是内急的话，可以跳下车在路边小便，然后紧走两步又能赶上。坐车不误小便，小便不误坐车，这火车真是够慢的。
不管怎样，修铁路的禁区总算被突破了，很多人再也不会“闻铁路则掩耳”。至于经费问题，李鸿章并不反对借洋债修路，但他绝对不允许洋人侵夺铁路主权，贷款时也不得附加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件。李鸿章想独立自主地搞经济建设，引进外资是迫不得已之举，所以要利用它而不能被它所利用。李鸿章认为安全的做法是，让它仅限于商业交易，绝对不涉及政治。当然，在那个时代，要实现这个理想很难。
南有刘铭传，北有李鸿章，淮系集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中国的铁路建设一时颇有起色。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论战又席卷而来。这场风暴的起因是，李鸿章想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这触动了顽固派的承受底线。1888年，唐津铁路建成通车后，为了京津之间交通便利，李鸿章奏请延修至北京通州。顽固派群起而攻之，指责李鸿章是在误国，津通铁路一修则京师门户洞开，敌人兵车即刻直捣黄龙。“资敌”是一宗大罪，此外，“扰民”也不是小罪。顽固派说，修铁路要毁坟拆屋，还会夺民生计，民何以堪？跟七八年前那场论战相比，顽固派基本上是老调重弹，而洋务派现在可以用事实说话，驳得顽固派几乎难以招架。
不过，事关重大，而洋务派和顽固派各执一词，清廷一时难以抉择。顾虑重重之下，清廷最终听从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缓修津通铁路，先修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吊诡的是，通州、卢沟桥同为京师近畿，张之洞却没被人骂作汉奸，而且随即被调任湖广总督，主持修建卢汉铁路。李鸿章当然有些不服气，也不看好卢汉铁路，认为张之洞大言无实，恐难交卷。他在给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的信中说：“鸿章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李鸿章没有时间去伤时感事，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想办法去改变现实。1888年，大清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收到李鸿章进献的一件小玩意儿。这件玩意儿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是一条长仅一里余的铁路。
两年前，慈禧太后宣布次年由光绪帝亲政，自己要退居西苑（今中南海）、清漪园（今颐和园）颐养天年。于是，扩建西苑三海、重建清漪园的重任，就落在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的头上。如果慈禧太后有了安乐窝，自然懒得再出来干政，光绪帝也就能摆脱傀儡之名，他的生父奕当然乐颠颠地铺张修园。李鸿章趁势搭上顺风车，提议在西苑修建一条小铁路，让太后尝一下坐火车的滋味，以减少日后修路的阻力。
西苑铁路全长约三里，其中先期修建的紫光阁路段，完工于1888年12月8日。当时朝臣正在为津通铁路吵得不可开交，李鸿章就把从法国购来的火车运进西苑，让慈禧太后过了一把瘾。慈禧专列当然制作精工、陈设华美，六节车厢连同机车、铁轨，总共才耗银6000两。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原来，法国人听说这是大清皇室的订单，就只收了一点材料费，指望着来一场广告秀。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坐上了法国某厂家生产的豪华专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广告营销机会，所以法国人这笔赔本生意还是蛮划算的。
向来不排斥洋玩意儿的慈禧太后，无意间充当了火车的代言人。在皇家重地这条微型铁路上，慈禧晃晃悠悠地转了一大圈。除了司机的屁股对着她这一点让人不快外，她很愉快地发现，这比坐马车和轿子更稳健，也更快捷。不过，因害怕火车的轰鸣声会破坏皇城内苑的风水和气脉，慈禧很快就不让用机车驾驶，改由太监们用绳子拉拽，出行队列颇为壮观。
这幕“人拉火车”的奇观，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的“驴拉火车”。虽然表面上看似没有进步，实际上历史还是在前进的。1889年5月5日，清廷下诏斥责顽固派官僚“偏执成见，不达时务”，肯定了修筑铁路乃是“自强要策”，以后但凡“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长达二三十年的修铁路之争，终于被这份“中央红头文件”画上休止符。这一年，距离李鸿章向奕䜣倡议修路整整过了14年。这些年间，近邻日本的铁路里程数与英国相比，由相差1000倍迅速缩小至4倍。
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在这场杀人狂欢中，日军还欣喜地发现了6000吨铁轨，全是从欧洲进口的好东西。这些铁轨原本要用来修建关东铁路，而这条铁路原是为了防患日、俄的侵略而未雨绸缪。令人唏嘘的是，路还没修好，雨就来了，而且是一场腥风血雨。这批铁轨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与《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一起成了日本经济腾飞的动力。原本用来抗日的战略物资，反而成了日寇口中的肥肉，历史就是这样极具讽刺意味。
关东铁路的主持人李鸿章，当年不知作何感想？挪用筑路经费去给慈禧祝寿的清政府，不知是否悔断肠？或许没有，因为有人为甲午战败埋单。那个替罪羊，就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最大功臣，成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罪臣。不过，不知悔悟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得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洋务派孜孜以求地搞铁路建设，原是图谋强国富民，不料日后清政府竟想夺民路权，最终葬身在“保路风潮”引燃的革命火海中。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又是公平的。
海归，忧伤的“海龟”
1902年11月，一条专供清皇室祭陵之用的铁路动工了。前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西逃，待李鸿章与十一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后，才晃晃悠悠地回銮。残局由老臣李鸿章收拾好了，承接他衣钵的袁世凯也很能干，慈禧太后得以风风光光地“西狩”归来。最后一段路程，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慈禧太后舒舒服服地乘坐专列回京。江山社稷保住了，慈禧太后当然要继续尽孝道，可是去清西陵祭祖路途太遥远，便下令修建一条祭陵专线。
这是一项紧急任务，铁路必须在半年内完工，以免耽误来年清明节的祭陵典礼。负责操办此事的袁世凯，本想交由唐胥铁路总工程师金达来修建，不料引来法国的争夺。相持不下之际，袁世凯干脆不用外国工程师，改由中国工程师担当重任。1902年10月19日，留美海归詹天佑被任命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负责修建从河北新城高碑店至易县长达40多公里的祭陵专线。詹天佑团队没日没夜地勤思苦干，于1903年2月下旬提前竣工，成本也比交由外国工程师来主持修建低得多。
这条耗银60万两的铁路，慈禧太后只用过一次。1903年4月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等人出宫乘火车前往西陵，对这条新铁路十分满意。慈禧太后将自己车厢内所有摆设都赏赐给詹天佑，但他只拿了一个小座钟留作纪念，其余则分给参与筑路的人员。虽然这条路在当时并无经济价值，但它是由中国工程师独立设计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粉碎了中国人没能力自己修筑铁路的断言。
新易铁路是詹天佑的处女作，为后来承建京张铁路打下了基础。1906年10月24日，京张铁路正在紧张施工期间，总工程师詹天佑抽空给美国“家长”诺思罗普夫人回信。他在信中骄傲地说：“诚然，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修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好像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是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将来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34年前赴美留学的詹天佑，曾在诺思罗普夫人家寄宿多年，幼小的心灵在异国他乡受到抚爱。1872年8月21日，詹天佑和一群年龄相仿的少年在上海登船，起程前往一个叫“花旗国”的地方。这30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在兴冲冲地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时，浑然不知他们已被镌刻在中国历史的画卷上。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史称“留美幼童”。
这项留学计划出自容闳，而促成此事的功臣，有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容闳是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高才生，家乡是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与澳门仅一水之隔。1835年，7岁的容闳没像哥哥那样被送进私塾，而是被父母送去澳门一家西塾读书，他的命运从此迥异于中国传统文人。容闳的父母虽是农民，却能预见搞洋务大有前途，希望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谋得一个翻译或洋务委员的肥缺。只不过，他们没想到儿子日后会成为朝廷通缉犯。
容闳就读的那家西塾，是由著名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创办的。那其实是一所女校，校内附设一个男生班，为马礼逊学堂培养预备生。1839年，这家西塾因故停办，容闳只得辍学回家。次年春夏之交，鸦片战争打得正酣之际，容闳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一个寡妇和四个孩子。家徒四壁，12岁的容闳不得不像哥哥和姐姐那样，为生计奔波操劳。他每天早出晚归，在本乡及邻镇之间奔走贩卖糖果，每天只能赚到银币二角五分，全部给母亲贴补家用。一进入严冬，店铺不再制作糖果，他只好跟着姐姐在田间干活。
喝过四年洋墨水的容闳，虽被打回农家子弟的原形，但他学的那点英语有时还能派上用场。有一次，姐姐跟村里人说他会英语，有一个农夫就叫他说说看。他忸怩说不出口，姐姐就怂恿说：你试试看嘛，人家说不定有东西赏你呢。那个农夫痛快地许诺说：我生平从未听过洋话，你小子要是会说，我就送你一大捆稻子，让你背都背不动！这个“重赏”让容闳顿时胆大，于是他站在泥水没胫的稻田里背诵26个英文字母，把周围农民都惊呆了。表演完毕，他喜出望外地获得数捆稻子，赶紧跑回家叫人来帮忙扛奖品。会说外语能收到如此奇效，这让他始料未及。
1841年，在澳门打工的容闳重返校园，入读马礼逊学堂。寒窗内书声琅琅，寒窗外硝烟弥漫，在香港割让给英国后，容闳随学校迁港。在同时期的校友中，有一个人也很有名，那就是唐廷枢。唐廷枢也是香山县人，之所以在这所洋学堂读书，也是因为有一位很有远见的父亲。他的父亲唐宝臣曾在布朗校长家当听差，后来主动要求给学校打八年工，条件是让他三个儿子在这里免费读书。这个农民的决定影响了儿子唐廷枢的一生，而李鸿章后来有了唐廷枢的襄助，他的洋务事业更加多姿多彩。
1846年，彻底改变容闳一生的机会来了。布朗校长要回美国了，问谁愿意随他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意。可是，容闳的母亲很不乐意，经儿子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却已凄然泪下。除了依依不舍的亲情，当时家长送孩子出洋留学，还要顶住社会舆论压力。今天出洋留学叫镀金，当时叫有辱门楣。堂堂天朝上国的子民，怎能去蛮夷之邦拜洋鬼子为师呢？这是背宗叛祖！在“大逆不道”的大帽子下，很少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出国留学。
穷人顾忌少，背起行囊就走，哪管背后流言蜚语？1847年1月4日，容闳、黄胜、黄宽三位中国学子，跟随布朗校长乘帆船远赴美国。他们的同学唐廷枢，碍于家人不同意，错过这次留学机会。与容闳同行的两个伙伴，一个因病于次年秋提前回国，另一个中学毕业后赴苏格兰读大学。1857年，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黄宽回国悬壶济世，成为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
就在容闳赴海外求学那一年，比他大五岁的李鸿章金榜题名，似锦的前程唾手可得。24岁的李鸿章，已经闯完科举考试的所有关卡，成了安徽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翰林。当李鸿章在翰林院里把玩中国旧学时，容闳正在大洋彼岸汲取西方新知。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日后因缘际会，竟然携手完成了一个中华创始之举。
容闳本应在美学习两年即回国，否则求学经费无着。但他不想像黄宽那样为了得到赞助而转赴英国求学，也谢绝了中学校董的资助意愿，不愿接受大学毕业后须当传教士的条件。1850年，布朗校长为这位穷而不改其志的学子拉来赞助，而容闳很快也考上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四年后，很多著名学者赶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是为了看一看这个中国学子。一千多个日夜的刻苦学习没有白费，容闳成了首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的画像至今仍挂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
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农民之子容闳抓住机遇，成就了自己。但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要回国去实现脑海中酝酿的留学计划，带领中国走向文明富强。然而，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就让他怏怏不乐，回国后更是失望透顶。1860年，他曾跟随美国传教士去天京探访太平天国，还向干王洪仁玕提了一些改革的建议，但这个伪基督教政权同样让他看不到希望。
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这个美国名校毕业的海归，满腔抱负无处施展。容闳起初在广州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当秘书，但这份工作事少薪薄，也结交不到中国达官，实现不了他的夙愿，于是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他随后到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本想潜心学习法律，谁知在这块殖民地屡遭外籍律师排挤，不得不黯然离开。1856年8月，他搭船去上海，不久在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薪金优厚且工作清闲。几个月后，他不满这个机构贿赂成风，而且受外国人把持，华人无出头之日，就愤然辞职。
容闳在政府部门混不开，就跑去商界谋职。他在洋行打过工，一度还以译书为生，后来成了一名商人。但他念念不忘留学计划，说自己的志向是改造中国，如果总像现在这样为生意忙碌，他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幸运的是，当时间进入19世纪60年代，立志改造中国的人多了起来，一群志同道合者在茫茫人海中越靠越近。
1863年，容闳终于遇到贵人。经两位友人牵线搭桥，他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被委以赴美购买机器的重任。1865年完成使命后，他被曾国藩保举为五品候补同知。留美归国十载，这只“海龟”终于熬出头，成为体制内的人。他远涉重洋购回的机器，被安装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里，成了中国近代军工业腾飞的翅膀。
不过，留学计划迟迟未能实现，容闳怅然若失，常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叨唠此事。政府派人出国向洋人学习，这对中国来说是古今未有之事，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自我标榜天朝上国惯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有的人见了洋人要以扇遮面，看一眼洋人都觉得丢份儿。什么东西沾上“洋”字，在今天国人是趋之若鹜，在当时则避之莫及。
容闳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学外语，那在当时是一个异数。直到1862年，清政府才开设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政府就遇到语言不通的麻烦，只得依靠洋人雇请的翻译，或者自雇略懂外语的华人来沟通。在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驻上海领事议定的《上海土地章程》中，第十二条规定英租界可以“雇募更夫”来维持秩序，而“更夫”在英语文本中用的是“watchman”一词，不仅仅指巡夜打更之人，还可以指警卫。不谙英文的中国官员认可了这一条款，日后上海租界将更夫换成巡捕就有了依据。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交中国的文件，均用它们本国的文字书写，暂时附送中文副本，若遇有歧义之处，则以它们的文字为准。清朝政府官员无人懂外语，自然被外国翻译官牵着鼻子走，而临时雇请的华人译员也不太可靠。那些在中外政府间往来传话的华人译员，主要是来自广东、浙江一带的商人子弟，或是外国在华义学所培养的贫寒子弟。李鸿章认为这些人心术卑鄙、唯利是图，有时“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私利”，乃至“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由这等人经手军国机要，实为“洋务之大害”。
对外交涉时屡受人欺蒙，清政府有了缺乏外语人才的切肤之痛。在奕䜣、文祥等满洲大员的奏请下，清政府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奕䜣在总理衙门内选了一处院落安置它。故步自封的老迈帝国，终于迈出颤颤巍巍的第一步，羞羞答答地学“夷语”。独霸中国教育界千年的老书桌，总算腾挪出一点空间，让新书桌搬了进来。
新书桌虽然有了一席之地，却发现脚下踩的是一片荒漠，真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师资匮乏问题，当时整个中国能讲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少得可怜，能教授外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奕訢曾向广东和上海这两个最洋气的地方摊派，要求从懂外语的商人中挑选4名诚实可靠者来京当教习，不料广东称无人可派，而上海虽有人可派，却艺不甚精，且要价过高。奕䜣大失所望，只得延请洋教习。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外国传教士，曾在京师同文馆执教，只是不准在课堂上传教。这是清政府的雷区，学生只准学外国语言文字，不准被外国人洗脑。
洋教习撑起了京师同文馆的门面，可是生源问题又让人愁眉莫展，第一批才招到10名学生。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学了外语，便是降了外国。或许是为了避免动静太大，或许是为了与汉人抗衡，由满臣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最初只招收八旗子弟。虽然清政府要求八旗各保送二三名资质聪慧的学生，但是有人情可托的学生都不愿入读同文馆，被招进去的大都是没有后门的“倒霉鬼”，或者愚笨而又不用功的学生。同文馆的学生不仅受人鄙视，还会连累家庭，很多亲戚跟他们断绝来往。据说有一女子本是好儿媳，却因弟弟入读同文馆，婆家很瞧不起她，整天受气。
因招生不易，同文馆不得不诱之以利。学生初进馆，每月就可领3两膏火费，随着学习年限的延长不断增加，最多可领到15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少的助学金，当时一个翰林在尚书家做家教，每月束脩最多不过8两银子。同文馆学生的伙食也很好，每顿饭六人一桌，每桌耗银6两，桌上有四大盘、六大碗，夏天还添一个大海碗，冬天则改成火锅，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鸡蛋、冻豆腐等应有尽有，有熟人来还可以留饭。
这些被朝廷捧在手心里的官费生，不用像容闳那样为学费而发愁，也不用为前途而烦恼。《同文馆章程》规定，每年除有月课、季考、岁试之外，每三年由总理衙门考核一次，优等生被授予七、八、九品等官职，劣等生则给予降革或留级处分。虽然有着看似严格的考核制度，但同文馆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理想，比如严复留学期间常去中国驻英公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才生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了。
或许是待遇太过优渥，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大多是在混日子而已。与皇城根下的优哉游哉不同，十里洋场的上海竞争激烈，人们的生存压力很大，有识之士便把充电作为必需品。在京师同文馆招不到学生的时候，上海却掀起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出现了“大英学堂”“英语班”“英华书馆”等名目纷繁的英语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大都由外国人开办，其中有一些是学费昂贵的贵族班，主要招收富商子弟，也有一些比较便宜，比如英语夜校。
当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能听到孩子们在唱洋泾浜英语歌谣。1862年，有个从浙江定海到上海混生活的14岁少年发现，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收入比普通人高很多。由于没钱报名参加英语培训班，这名五金店学徒就把每月五角钱的工资全部交给隔壁店铺的伙计，每天晚上跟他学一小时英语。这个勤勉的少年还自学珠算、记账等知识，三年后就被提拔为总账房和营业主任，再后来被店主聘为经理。这个有心人叫朱葆三，后来自己创业成为上海富商，曾参与创办盛宣怀奏请开设的中国通商银行。
看到京师有了教育改革的动静，江苏巡抚李鸿章很快跟进，于1863年3月奏请添设上海同文馆。不过，李鸿章不想把它办成八旗子弟学校，也不想办成纯粹的语言学校。他要招收上海及其周边14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在中西教习的悉心教导下，三五年后培养成精通外语的读书明理之人，尽阅洋人所著的科技书籍，通晓洋人制造坚船利炮的巧技，为中国的自强梦助力。这一理想在他给学馆题写的楹联里展露无遗：“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1867年，上海同文馆改称上海广方言馆，两年后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与翻译馆在同一栋楼里办公。
李鸿章是个看得很远的人，知道建一两所新式学堂只是杯水车薪，要想改变整个国家的观念，就得改革科举制度。1864年，他就向总理衙门建言在科举取士时，增设一科录取科技人才。考试是个指挥棒，考什么就学什么，这样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理科，就有望吸引很多学子去攻读，整个国家的人才结构就得以改善。也就是说，科举制度一变，整个局面就会随之而变。当然，李鸿章这个建议太超前，被总理衙门束之高阁，没有上报慈禧太后。
虽然李鸿章看得很明白，但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还昏昏沉沉，只有少数几个早醒的人在那儿着急。1866年年底至1867年年初，奕䜣见京师同文馆开办数年成效甚微，连连奏请在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生对象扩大为贡生、举人、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以及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顽固派大臣群起攻之。京师同文馆本来只招不成器的八旗子弟，如今竟然把手伸进体制内挖人，让科举正途出身之人拜洋人为师，这不是在羞辱中国儒林吗？
在一片反对声中，以帝师倭仁的话最铿锵有力。这位理学泰斗、文渊阁大学士在奏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认为天文、算学只是雕虫小技，培养出来的不过是术数之士，根本振兴不了中国。倭仁尤以师法夷人为耻，认为夷人诡谲，未必肯传其精巧，而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
与一些为博取虚誉的投机分子不同，倭仁是个真诚的反对派，发自内心认为这样做不行。奕䜣则认为不这样做不行，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你既然有更好的强国良策，那就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定当追随你竭力效劳，如果你仅空谈礼义而想制服洋人，那我们实在不敢相信。双方你争我吵，闹得不可开交。倭仁说过中国必有精通天文、算学之人，这句信口开河的话被奕䜣抓住不放，让他赶紧保荐这样的人来授课。这明显是在刁难倭仁，而慈禧太后竟也颇为默契地顺水推舟，弄得倭仁窘迫不堪，只好老实承认无人可荐。
慈禧太后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身为女人，她在那个年代没有正式上过学，脑子里也就没有那么多传统的教育观念，觉得哪个东西好用就用哪个。执掌朝政六年，她深知中国不变革不行。善于制衡之术的她，一方面同意奕䜣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另一方面又委任倭仁为总理衙门大臣。倭仁郁闷死了，哪肯与洋务派为伍，称病拒不赴任。
不过，顽固派的反击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阻吓效果。天文算学馆开始招生时，有翰林对人说：“你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你绝交。”湖南、湖北的京官还发通知说，凡有同乡报考，就与之绝交。起初有98人报考，后来有26人打退堂鼓，而应试者大都是冲着同文馆的优厚待遇来的，素质并不是很高。同文馆从72名应试者中录取30人，但第二年就有20人被淘汰，最后仅有5人能毕业。
难得的是，翰林出身的李鸿章，思想一点都不陈腐，只不过他深知传统儒家社会变革之难，所以在思想争论面前往往藏起高大的身躯，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当西学与中学发生大的争议，洋务派与顽固派吵得一塌糊涂时，他往往只是局部介入。不过，他跟慈禧太后一样是个务实的人，其实私底下已在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李鸿章明哲保身，但又是个实干家。他比朝廷中枢集团那些开明官僚更明智，也是洋务派当中最明了时势之人，所以他后来越走越远。
1871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手做了一件漂亮的事。当时曾、李师生二人，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个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当中最有权势之人。上年曾国藩六十大寿，朝廷派人送来寿礼，曾国藩在上谢恩折的同时，还“顺便”附片密奏一个大胆的构想——让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候补同知容闳携带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留学。这个构想来源于容闳的留学计划，经丁日昌屡次进言后，终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也引起李鸿章的兴趣。
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先是从国外引进洋枪洋炮，然后又引进制造坚船利炮的机器，接下来就遇到新型人才匮乏的问题。李鸿章早就说过要“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中国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可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尤其是在千年科举造成的荒漠中树人，更是难以立竿见影。因此，赴西天取经不失为一条捷径。容闳的建议引来有识之士的赞同，于是在曾国藩领衔上书的密片中，李鸿章、丁日昌、毛昶熙三位大臣也署名其后。
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联衔上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此前征得朝廷的同意后，他们已经在让陈兰彬、容闳等人筹办此事，并且及时跟总理衙门沟通。经多方努力，留美幼童计划日渐成熟，最终决定每年从各省选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四年共计选派120人，让他们学习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听候朝廷差遣。这些留美幼童是中国首批官费留学生，不准加入外国籍，不准私自在外国逗留或提前回国，也不准另谋他业。
在做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时，清廷不得不胆大心细，先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交总理衙门复议，后由总理衙门与曾、李商议并修订奏稿，最后再呈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审批。1871年9月9日，总理衙门接到通知：“依议，钦此。”这简短的四个字，背后浓缩了多少争议，只有当事人知晓。就在几年前，朝臣还在为了同文馆争吵得口沫横飞，如今清廷居然允许远赴“蛮夷之邦”学习，不可谓不是大跃进。
容闳萦绕于心十余年的留学计划，就这样一锤定音。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加快了容闳圆梦的速度。这起因谣言引发的排外事件，像是30年后庚子事变的预演，只不过规模比义和团的疯狂排外小得多。当时容闳被招到天津，给处理此案的丁日昌当翻译，于是趁机请他向权臣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半夜听说曾国藩将和三位大臣联衔入奏时，容闳整晚像夜鹰睁着双眼，兴奋得不能入睡，身体飘飘然如凌步云端。
容闳兴奋归兴奋，烦心事还是有的。跟同文馆的遭遇一样，传统观念是一堵巨墙，留美幼童的招生非常困难。虽然政府包学费包分配，但还是招不来人，一些地方官不得不挨家挨户劝说，并许给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家庭本来已经报名，但一听说洋人会把他们的儿子剥皮，然后披上狗皮到处展览赚钱，马上就反悔了。眼看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招生任务完不成，容闳焦虑不已，亲自跑去香港招生。
在120名留美幼童中，有80多人来自广东，其余则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山东。这些敢吃螃蟹的孩子，无一是八旗子弟或汉族高官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亲在从事跟洋务有关的职业。这些孩子是经过严格甄选的，必须符合“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的基本条件，凡身体孱弱或有残疾者概不招收。此外，这些孩子的品行也是经过检验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规定，出国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读书时，就要将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钝的人斥除，以防害群之马无事生非，或因根器太次不堪造就。大清还是很在乎国家形象的，不仅要求这些官费生不得有碍观瞻，就连名字也要温文尔雅，粗鄙者须责令家长改名。纵观留美幼童的名单，仿佛个个出自书香门第。
这群承载着大清强国梦的孩子，一离家就是15年，回来时年富力强，正当报效祖国的大好年华。清政府的算盘打得很精，却苦了父母心。留美幼童的监护人须与清政府签订生死状，内有“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字眼，怎能不让人触目惊心呢？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恩富在回忆录中重现当年与母亲告别的场面：“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噢，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四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她只是给了我一些零花钱，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经常给家里写信……”
横渡三万二千里的大洋，晕船的孩子们呕吐大作，风浪一起，船舰里便响起一片啼哭声。不过，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十几天后就在船上嬉戏自得。这群代表大清形象的孩子，上岸之前都换上崭新的锦衣绣裳，引来旧金山街头观者如云。如果说他们此前对未知世界充满惶恐的话，那么到达美国后，新奇感则占据了心灵的大部分空间。李恩富回忆说：“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到一个新地方的好奇。”他们还坐上了火车，途经美国西部时，李恩富那批孩子还遇到火车劫匪，第一次听说可以通过电报迅速求援。
孩子们火车之旅的目的地，是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河畔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小镇，清朝人文雅地称之为“春田”。这个小镇位于新英格兰地区，而该地区拥有全美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汇聚着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孩子们被分散到沿康涅狄格河谷居住的美国人家中，一来朴素的乡土人情有助于他们排除干扰用功读书，二来他们稚嫩的心灵在异国他乡得以享受家庭的温暖。这听起来很人性化，不是吗？这个主意来自容闳，他事先征求过耶鲁大学校长的意见。
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圭见到留美幼童的身影。这些孩子的英语作文和试卷，被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骄傲地送上展台。教育展品评判机构的领导是一位英国爵士，他为这些孩子颁奖，表彰他们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展会上游览，李圭在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记述道，他们“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举止有外洋风派”。李圭问他们怎么穿起洋装，有孩子答道：“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们的规矩，只有不剪发辫、不入教堂两件事。”
当然，约束留美幼童的规矩不止这两个，最令他们厌烦的是每七天要接受《圣谕广训》的宣讲，每个暑假还得集中学习中文课程。尤其是第四任监督吴子登来了以后，孩子们被更多规矩捆住手脚，比如不许再学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课程，假期不得出去旅行，每月须做30页的中文功课……坐落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给孩子们留下管教与处罚的黑暗记忆，因此被称为“地狱之屋”。
“地狱之屋”的管家吴子登，在国内可不是顽固派，而是通晓洋文和数学的洋务派。这位翰林公曾在广州同文馆任过教，又担任过中国驻西班牙、秘鲁参赞，也算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谁知一接手留学事务局就开始整肃。从小接受三纲五常教育的吴子登，吃惊地发现这些喝过洋墨水的孩子，竟敢大胆地直视他，敢于直言自己的想法，对他的话也不唯命是从。吴子登不断地向李鸿章打小报告，说留美幼童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且很多人加入基督教和秘密社团。他说，此等学生若久居美国，必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若早一日撤回国，则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当李鸿章来信质问副监督容闳时，容闳回复说这纯属捕风捉影，乃是吴子登造谣生事、耸人听闻。容闳认为，清朝官僚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惯于服从上级，没有丝毫自由的精神和活泼的思想，而中国留学生受到美国新式教育的熏陶，又经常与美国人交往，过去性灵上所受重压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自然与旧式教育格格不入，吴子登之徒自然看不顺眼。这是中西文明冲突的一种表现。
随着冲突的加剧，留学事务局日陷险境，容闳无力回天。这位对中国官场游戏规则知之甚少的海归，不太会应付同僚的明枪暗箭。留学事务局十年间换过四任监督，而容闳始终没有被扶正。当初丁日昌推荐陈兰彬为首任监督时，就对容闳解释说：你的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是对着干的，而我们的政府又很守旧，你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对之势力，以至于功败垂成，因此我要利用陈兰彬的翰林资格，争取旧学派的合作，以减少留学计划的阻力。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让容闳在留学事务局注定只能当二把手。
1881年春节后，吴子登想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制止了。但是，李鸿章已经有所动摇。李鸿章在国内遥遥掌握着留美幼童的动向，得到的负面消息比正面的多，因此也很不满意。2月20日，他给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发电报说，留学计划“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不过，接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美国大学校长们的来信后，他又犹豫不决。
格兰特将军1879年访华时，曾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热情接待。当年留美幼童在费城参观世博会时，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还接见了他们，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寒暄数语。当容闳向一位颇有声望的美国牧师求助时，这位牧师就带上好友马克·吐温去纽约面见格兰特。这位大作家当时就住在哈特福德，有留美幼童曾跟他的两个女儿是同学，据说还跟她们跳过舞。马克·吐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毕竟他为格兰特写的传记马上就要出版了。格兰特说他会给老朋友李鸿章写一封信，而马克·吐温很快就收到这封信，然后寄给美国驻华公使馆，再转交给李鸿章。
容闳的牧师朋友还联络美国若干大学校长，请他们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这封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手笔的信函称：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时间以研究学术，因此各门学科的成绩极佳。论及他们的道德，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诸生言行尽善尽美，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因此比成人还谨言慎行。他们的行为收到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日趋于欢洽。
美国校长们批评清政府没有正式照会，就突然要将留美学生召回国，此举不仅有损中国国体，也会使美国蒙上恶名。这封信声明，美国各校对中国留学生绝无歧视之心，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及其代表来校参观，但该局监督要么不亲临，要么连代表也不派。美国校长们对中国人的造谣诬蔑深恶痛绝，否认中国学生在美国未得其益反受其损，要求中国政府派人来实地调查，以免美国名誉受损。
美国校长们惋惜地说，留美幼童的学业正处在至关重要的时期，此前接受的不过是预备教育，很快就要探求学问之精华，就像树木久受灌溉培养，行将开花结果，怎么忍心毁于一旦呢？美国校长们言之殷殷，不过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描述，是无法说服清政府的。当时美国国内正掀起排华热潮，中美关系跌至冰点。在留美幼童撤回国的第二年，美国政府就通过了极具种族歧视性质的《排华法案》，直到2012年才正式以立法形式致歉，但用的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
当初清政府决定将留学生首先派往美国，是因为有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做保障，而且美国总统也同意将来选拔留美幼童进入军校学习；然而当留美幼童该上大学的时候，容闳函请美国国务院允准数名学生入读陆海军学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军事院校里没有中国学生的位置。美国政府允许日本学生在美国军校学习，却不肯履行当初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这让李鸿章彻底寒心。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而不是纯粹的学究。如果国家从牙缝里挤出留学经费来，耗资百万而又得不到所需的人才，李鸿章该如何向朝廷交代呢？尽管李鸿章当时是文华殿大学士，位居汉臣之首，可谓权倾一时，然而一遇到大的争议，他的声音却如同旷野之音，显得苍白无力。千百年来，中国表面上是由皇帝统治，实际上是整个官僚集团在统治。李鸿章的位置很尴尬，他也是这个集团的一员，既要遵守这个集团的规范，又要寻求某种变革，自然束手束脚。
容闳想为中国种一棵苹果树，但李鸿章想要的只是苹果。在顽固派对留美幼童变质的批评沸沸扬扬之时，李鸿章表现得很圆滑：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也跟着责备容闳偏重西学，致使学生中学荒疏；但他又不支持贸然中断留学计划，说美国方面皆谓中国学生颇有长进，中途辍学殊属可惜，而且有损美国颜面，无端全撤会使美国政府不满，不如半撤半留，已进入大学的学生继续深造，另外酌留若干聪颖可成才者，其余则逐渐撤回国。
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方案，可见李鸿章用心良苦。当时已有50多名学生入读大学，再加上酌留若干人，被撤回国的人数就不会太多。这项留学计划已经运行十年，花了李鸿章不少心血，也花了清政府数十万两银子，一旦中止，则一切付诸东流，因此李鸿章不想轻言放弃。不过，国内洋务事业方兴未艾，急需相关领域的人才，李鸿章心想留美幼童已学了一些本事，把一些人撤回国后正可解燃眉之急。5月16日，他命陈兰彬挑选20名尚未读大学的学生，让他们到美国电报馆学习两个月，回国后为正在筹建中的津沪电报总局出力。
始料未及的是，总理衙门借题发挥，说李鸿章此举有“不撤而撤之意”。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请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当天就获得批准。跟十年前一样，这道圣旨只有简短的四个字：“依议，钦此。”只不过，以前这四个字开启了一个梦想，如今却掐灭了这个梦想。文字没变，态度已然变了，火热变成冰冷。
容闳深感痛惜，他认为，如果曾国藩还在世，留学计划当不至于半途而废。曾国藩之死是洋务运动的一大损失，曾国藩很有担当，不像他的门生李鸿章很滑头。当然，李鸿章也一直在推进洋务运动，步伐甚至比曾国藩迈得更大，但他太善于“审时度势”，以一种更加油滑的方式行走江湖。
在容闳眼里，李鸿章的性情、品格远不如曾国藩，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善变，城府极深。留美幼童回国不久后，李鸿章责怪容闳说：你怎么也任由学生归国呢？容闳委屈地说：此事乃由陈兰彬公使奉上谕所为，我以为您和陈兰彬、吴子登都赞成，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鸿章说：不，我当时甚愿学生仍留美求学，还指望你能阻止此事呢！容闳说：我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大人的心思呢？假如您能写封信告诉我，我自当谨遵意旨，可惜当时并未接到训示呀！李鸿章怒形于色，说他已知此事谁是罪魁祸首。后来吴子登去拜访李鸿章时，李鸿章愤怒地叫他以后不要再来，弄得他狼狈不堪。
《纽约时报》一直在关注留美幼童的去留问题，1881年7月23日发表社论说，中国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1881年秋，旧金山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棒球比赛，对阵的一方是接受过半职业训练的美国“奥克兰队”，另一方则是由詹天佑、梁敦彦等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东方人队”。美国球员很傲慢，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到美国后就开始投入棒球运动，只不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梁敦彦走上投手的位置，左手持球，身体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扭曲，辫子在空中划出很多数学曲线，投出很多令美国击球手不知所措的投球。不可一世的“奥克兰队”被中国投手投出的刁钻曲球球路击败，“东方人队”在美国收获最后一次欢呼声，中国小伙子的精神振奋了一点。
然而，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只有不祥的征兆。耶鲁大学肄业生黄开甲在给美国“家长”的信中说：“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岸上人潮环绕，却不见一个亲友，只有一个管理信件的人上船接他们，然后雇独轮车拉他们。一路上，这些远游归来的学子，穿行在满是惊异和嘲笑的人群中。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海归们必须自己扛着行李通过，低头躲避周围冷漠的目光，羞愧地走向污秽不堪的华界。
黄开甲等人到达上海道台衙门后，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在一队水兵的押送下进了“看守所”。那个被黄开甲称为“看守所”乃至“监狱”的地方，是一所已经关闭十年之久的学校。那所学校有个书香气息的名字——“求知书院”，不过当地人言之凿凿地说那里常有幽魂出现。躺在由一块木板铺于两条板凳上的“床”上，海归们有一种锥心的受辱感。
失去四天自由后，海归们被带进衙门拜见上海道台。两天后，黄开甲搭一艘英国轮船经香港回到故乡汕头。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当通译，尚不知阔别九年的儿子已到家门口，因为清国的邮传实在太慢了。在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下，黄开甲终于让汕头海关人员弄明白他想找谁，然后把他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仆人以为他是前来求助的可怜人，居然不让他进家门。因为家乡话已完全生疏，他跟仆人沟通不来，最后只好用手势来比画，但仆人仍旧无动于衷。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后，他突然放声大叫：“爸！妈！”
或许早已预见这种悲惨的命运，有两名留美幼童坚决不肯回国。那两个叛逆者，一个是来自香港的谭耀勋，一个是容闳的侄子容揆。这两人因加入基督教，1880年被吴子登提前遣送回国，在坐火车途中逃逸，匿居美国。在其他留美幼童的资助下，谭耀勋于1883年完成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不料当年秋天就因肺病客死他乡。已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容揆，接受了叔叔容闳偷偷给予的500美元的资助，同时也接受了叔叔的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就读于耶鲁大学；二是毕业后必须从事跟中国有关的事务；三是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偿还这笔费用。
1881年9月27日，最后一批留美幼童踏上前往旧金山的火车之旅。他们在上衣的纽扣孔里别着黑白相间的装饰，哀悼中国教育计划的凋亡。扣除早年病逝或因故提前被遣送回国的学生，以及私自滞留美国的谭耀勋和容揆之外，共有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回国，其中大部分被李鸿章接收到北洋旗下。这些在上海遭受冷遇的海归，北上后被安排到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的楼里暂住，得到较好的照顾。这些游子打量着两鬓斑白的总督大人李鸿章，心中涌起一股亲近和敬意。
留美幼童只是李鸿章的第一批试验品。1876年春，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带足三年的笔墨纸砚，赴德国学习军事。那一年夏天，李鸿章在烟台登上英、法、德三国的军舰参观，仔细观察人家的先进装备。让他忧心的是，他发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人在接受训练，下决心要派人去欧洲学海军。他马上召集有关官员，商议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计划。在他和南洋大臣沈葆桢的推动下，中国有了一批近代海军人才。在留美幼童被召回的那一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他正在酌议北洋水师章程。
南方的海军建设也在进行中，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詹天佑就被分到福州，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八期驾驶班学员。这位在耶鲁选修过铁路专业的高才生，直到1888年才专业对口，可以从事心爱的铁路事业。与詹天佑一同被分配到驾驶班的留美幼童，还有欧阳赓、黄季良、容尚谦等15人。在所有留美幼童当中，唯有詹天佑、欧阳赓二人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其他人未及毕业就被迫回国。
1884年7月27日，时任福建水师“扬武”号见习军官的黄季良，给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
不到一个月，中法马江海战爆发，这封信成了诀别信。8月23日，海战仅开始27秒，“扬武”号就被法舰击中沉没。容闳的侄子容尚谦看到，黄季良的后背和头发都烧着了，这位老朋友正在拼命灭火，痛苦挣扎一会儿之后，鼓起勇气跳入海中，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在6名参战的留美幼童中，有4人阵亡，除了黄季良没上过大学之外，其余三人均是麻省理工学院肄业生。
十年后，一场更惨烈的战争又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沈寿昌，成为甲午海战中首位为国捐躯的海军将领。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打响不久，“济远”舰驾驶台中弹，正在指挥发炮的大副沈寿昌头部被弹片击中，脑浆和鲜血飞迸在管带方伯谦身上。1895年2月17日下午，被解除武装的北洋水师练习舰“康济”号经日军允许，装载六具灵柩以及投降的清军官兵，在细雨迷蒙中离开威海卫港，凄然驶往烟台。灵柩中躺着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沈寿昌、戴宗蹇等五名将领，另外一个则是留美幼童黄祖莲，乃广东水师“广丙”舰帮带大副。
一场战争，结束了一个迷梦。李鸿章的强国梦，在炮火中灰飞烟灭。他所培养的留学生，在甲午战争中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随着帝国的没落受尽屈辱。
海归，终成了出不了头的“海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