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山公园的茶座
谢兴尧
一
我在数月以前，作了一首打油诗，题为：《丙子元旦试笔步知堂老人自寿韵》，文是：
元旦试笔即不佳，开头便遇险韵裟，
本岁须妨牛角鼠，从今勿再虎头蛇；[1]
命非贫贱因骨梗，文守朴拙忌肉麻，
编罢《逸经》作《逸话》，令人思念“稷园”茶。[2]
的确，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我个人觉得这种话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夸诞。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它客观的条件。至于它主观具备的条件，也可说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别的地方所能赶得上的，则是它物质上有四时应节的奇花异木，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大柏树，每个茶座，除了“茶好”之外，并有它特别出名的点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二
中山公园的花，一年四季都有，但最伟大的要算这几天（四五月）的芍药和牡丹，与九月间的菊花，真是集中西的异种，可谓洋洋大观也哉。不特种类众多，颜色复杂，并且占几亩地的面积，一眼望去，好像花海一般。北平以牡丹著名的，是城外古老的“崇效寺”，是数百年来名流诗人借赏牡丹的吟憩之所，而它除了“年长”以外，（寺内的牡丹，其根茎有茶碗口大，据说是明朝的。）我以为远不如中山公园的多而好看。尤其是夏季的晚上，距花一二尺高，用铁丝挂着一排一排的红绿纱罩电灯，在光炬之下，愈显得花的娇艳，品茗之余，闲步一周，真是飘飘欲仙，再舒适没有的了。
闲言少说，书归正传，中山公园的茶座，虽共有五六处之多，但最热闹为人所注意的，则是园中间大路两旁的三家：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我现在姑画个图式如上）。这三家虽都是茶铺，它们的特点和性质，则彼此大大不同，这是本文所特别注意的。简单地说：“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的。所以有人说：这三个茶馆，是代表三个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又有人说：这是父、子、孙三代，这些话都很对。由它们预备的东西，便可以证明出来，由它们各家的顾客，更可以表明出来。于是凡来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要是走错了路，或是不能认清时代，譬如说你本来是个旧式人物，便应该规规矩矩到“春明馆”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闲学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现代化；反过来你本是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十成十的摩登角色，你硬要“少年老成”一下，钻入“春明馆”“老头票”里，无论是过或不及，而同样的因为环境不适于生存，与空气的不相宜，都可以使“瞎碰”者感到局蹐的坐立不安，结果只好忍痛牺牲一角大洋的茶资迁地为良。否则多喝两杯茶也只好提前的“告辞了”。这三家中，“春明馆”与“柏斯馨”，在地理上和性质上，确乎是两极端，长美轩位于中间，可说是中和派，它的雇主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但柏斯馨的摩登少年，与春明馆的老太爷，同时也可以到这里来坐，唯其较中和，所以它的买卖比那两家兴旺些。
三
刚才我说由它们各家所预备的东西，便可知道它们所代表的时代，如古老的春明馆为使吃茶的人消遣流连起见，设备了好几副“象棋”和“围棋”，这是其余两家所没有的，每天都有好些人在那里很纯粹地消磨岁月。请问在茶馆里能闲情逸致来从容下棋，恐怕中年人也没有这种“耐性”，少年人更不用说了。至于它们的点心，更是带着很浓厚的时代色彩，也是极明显的时代鸿沟，春明馆还是保持古色古香面目，是一碟一碟带着满清气味的茶食，如“山楂红”“豌豆黄”之类；长美轩则维新进化了，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头，除了“包子”“面食”外，碟子有“黄瓜子”“黑瓜子”等；柏斯馨则十足洋化，上两家总是喝茶，它则大多数是吃“柠檬水”“橘子水”“冰激凌”“啤酒”，它的点心也不是“茶食”“包子”“面”等，而是“咖喇饺”“火腿面包”及什么“礼拜六”，还有许多说不上来的洋名字。假若你叫六七十岁的人去喝柠檬水，叫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去下象棋，不简直是受罪吗？
从它们的陈设和设备，我们不必进去，便可知道它们座上的人物。不消说春明馆当然是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以自命风雅哼诗掉文的旧名士为附庸，在这儿品茶的，他们的态度，与坐茶座的时间，真可够得上“品”字。他们的年龄，若据新宪法的规定，每个都有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因为起码都是四十岁往外的正气须生了。最特别的象征，便是这个范围里，多半是不穿马褂即穿背心，秃头而戴瓜皮小帽，很少有穿西服或穿皮鞋的。（固然穿西服当然要穿皮鞋。）长美轩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大半都是中年人，穿洋服、中装的均有，这个茶座可说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每天下午四点钟后，便看见许多下了课或下了班的“斯文人”，手里夹着皮包，嘴里含着烟卷，慢慢儿走到他天天所坐的地方，来解除他讲书或办事的疲乏。说到柏斯馨的分子，则比较复杂，但简单归纳说也不过止红男绿女两种人。其原因是一般交际花，和胡同里的姑娘都坐在这儿，于是以女性为对象的公子哥儿、摩登青年，也跟着围坐在这里。这个区域的空气特别馨香，情绪也特别热烈，各个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颜开，春风满面，不像前两个地方的客官，都带着暮气沉沉国难严重的样子。
四
这三个茶铺，便是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不特空气清新，花草宜人，而又价廉物美。单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钱，点心也大半一角钱一碟，长美轩是川黔有名的菜馆，但是几毛钱可以吃得酒醉饭饱，在旁处是办不到的。每逢“芍药开，牡丹放”的时节，或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总是满座，只见万头攒动，真是“人海微澜”。
这三个茶座，大家都喜欢它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外，还有两个附带的好处，第一是“看人”：它们中间的马路，乃前后门来往的人必经要道，你若是“将身儿坐在大道旁”的茶桌上，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世变；看见人间世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以及村的俏的，老的少的，她们（或他们）都要上你的“眼税”，四川的俗话叫作“堵水口子”，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是“会人”：在公园里会人，似乎讲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会他，而事实上又非会他不可，这只好留为公园里会的人了。大家在公园无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会他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这是公园茶座最大的效用。
最后关于这三个地方的遗闻轶事，不可不附记于此。我在北平的时候，常想作一篇《中山公园茶座人物志》，我想这篇东西，或许可以作将来谈春明掌故者的小小参考。至少有人撰《续春明梦余录》时，是一定会把它收进去的。这三家茶铺，虽然茶座稠密，但地方究竟有限，凡是常去的人们，大半彼此都认识，最低面孔是互相熟习的。这些天天去的，都得有“公园董事”雅号（实在不是董事）。据最近两年的统计，常在柏斯馨坐者，有前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物理学专家夏元瑮先生。长美轩常去坐的，有已故画家王梦白和数理大家冯祖荀先生，你看他吃得醉醺醺的样子，手拿毛竹旱烟袋，穿着四季不扣纽子的马褂，东张西望，踱来遛去，谁也猜不出来他是位科学家。还有曾做过外交使臣的廖石夫和发明速记学的汪怡，差不多都天天来，也可说是这里的长买主。尤以廖翁健谈，因为他和孙宝琦很熟，对于“洪宪掌故”及外交秘闻，见闻极富，有时候高兴起来，天南地北，高谈阔论，真使围坐环听的人，乐而忘倦，甚至拍案叫绝。还是去年的夏天吧，我记得有一夜同他在茶座谈天，还有在《国闻周报》撰随笔的徐一士与其他诸人，因为谈得起劲，不觉直至夜午，全公园只剩下我们这一桌。这晚所谈的，是说他驻扎欧洲的时候，正值袁世凯执政，那时法国不知道因何事故，想有条件地将安南交还中国，一般外交使臣都认为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亟电政府报告。但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袁的复电，是不许收回安南，不久得到密令，说明其故，大意谓现在帝制尚未成功，粤桂滇黔，不少潜伏的革命势力，若此时收回，不啻增加革命党的力量，等将来帝制成功后，所有旧日“属地”，都要完全收回来的。像这种秘闻，只有在茶座上，才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也可算是茶座的一种功效吧？常坐春明馆的，有已故诗人黄晦闻（节）先生，其他的许多老年人，可惜我不大认识。至于我常去坐的是长美轩，去得最勤的，是民国廿年，那时骂胡适之先生的林公铎（损）先生尚在北平，他常常邀我同去吃茶。还有两位也时常在长美轩茶座上的，是钱玄同和傅斯年，不过他两人比较特别，总是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约同伴，不招呼人。而疑古老人并且声明在案，凡在公园里，是绝对不和友人周旋的，就是遇见朋侪，也熟视无睹。他的哲学是：“逛公园本求清静，招呼人岂不麻烦。”这可算是“独乐”的实行者了。不过这个公园里很少见胡适之、周启明两位的踪迹，而北海公园间或可以看见他们，这当然是北海的景物比较自然而伟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