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记大哥朱自清二三事
朱国华[9]
1948年8月8日晚,我在江苏无锡忽然从报上见到大哥的病情报道,很是担心。不过这一类消息多得很,并非全部都可信的。我期待着下一天的报纸,也许会有好消息。然而,就在8月12日,竟传来“朱自清教授逝于北大医院”的晴天霹雳。大哥的胃病时好时发,并非不治之症;他虽然清癯,却目光炯炯,那样精神;他才51岁,憧憬着新生的曙光,希冀着走上一条更宽广的文学艺术之路……我惊愕不已,恸哭失声。
岁月荏苒,人世沧桑。如今,我已步入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但是,大哥的音容笑貌、大哥的谆谆教导、大哥的品德为人,深深铭记在心中,一切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1903年全家定居扬州后,家父特意将自清送到双忠祠小学,因为该校校长李佑青以治学严谨、执教有方闻名遐迩。当时,生额已满,但李先生很欢喜大哥,亲自在课堂前面加放一张板凳,当即收下了这个全班最小的学生。李先生上单级很有本事,在一个课堂中,同时教授一、二、三、四年级的课程,大小学生竟能各得其所、齐头并进。在他的启蒙下,大哥很快成为全级最优秀的学生。在此后的岁月中,大哥始终惦记着这位启蒙老师,每年暑假回扬州,都要去探望李先生并邀他到“绿杨村”品茗小聚、促膝长谈,从问寒嘘暖、谈古论今一直到互相激励、探求人生……李先生曾欣慰地说道:“佩弦最重情义,真正是文如其人啊!”
大哥的青年时代,以文会友,与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余冠英等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回扬州度假,刚踏进家门,便有传呼电话跟踵而来:友人请他去茶室小聚、共叙友情。在白马湖时,郑振铎先生更是常客,不仅和大哥推敲诗稿,切磋文学,而且常常饶有兴趣地与先母聊天。记得有一回,郑先生摆头晃脑地背出《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引得她老人家开怀一笑。一个炎炎夏日,我和大哥正在天井里忙着晒书,忽然有客来访,是大哥过去的学生,想托他介绍工作,解决生计。大哥马上合上书箱,亲自沏茶让座,仔细倾听了那位学生的要求,并作了记录。学生一走,自清便端坐桌前,动笔写信,并赶忙上街付邮。在他的帮助下,那位学生终于找到了工作,成为一名教员,摆脱了失业的困窘。
20世纪初叶,曾是人才辈出的时期,郑振铎、俞平伯、叶圣陶、余冠英……一代学者卓然成家,大哥也以《背影》蜚声文坛。他们相知相交,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只有真诚的心的交流,却从来不懂得妒忌,不懂得倾轧,也不懂得所谓的文人相轻。当时,我家由于祖父失业,家道中落,债台高筑,给自清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然而,共同的志向、炽热的友谊,使荒芜破落的庭院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勃勃生机。
大哥不论是对待师长、对待学生,还是对待朋友,一腔热情,始终不渝。1946年,闻一多先生死于国民党的枪弹之下,大哥义愤填膺,悲痛不已。他在重病之中承担了《闻一多全集》的主编工作。在此以前,他曾花费了多年心血,准备了很多材料,立志以新的观念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为了亡友的遗著,他毅然放下了自己的书稿,把闻先生的遗作从昆明运到清华园,有些已被水浸过,粘成一块,大哥请人仔细地逐页掀开,为校勘一个字、一条注释,常常四处奔波查考,不肯马虎,他不辞辛劳,以羸弱身躯中的全部心血付给了这项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多全集终于出版了。1948年7月15日晚,在纪念闻先生遇难两周年大会上,自清以平静的语调向与会者报告了《闻一多全集》的编纂过程。会场上没有灯,只点着蜡烛,挂着长髯飘拂的一多画像。烛光中,人们看到,自清大哥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不久,大哥就远去了,他终于没能完成那部新文学史稿。
大哥曾送我一根榆木手杖,这根平常的手杖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往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清华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云贵高原创办西南联大。那时,他住在昆明乡下,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学校上课。有一次,刚下过雨,大哥一不小心摔倒在泥泞的山路上。一位老农从茅舍中闻声而出,扶起大哥,并请他进屋喝一碗热茶,为他擦拭身上的泥浆。老农关切地说:“先生该买个手杖,走山路就稳当多了。”大哥听从老农的话,果真买了根手杖。1945年,抗战胜利了,在离开昆明的前夕,他忘不了那位憨厚的农人,又一次来到那所简陋的茅舍,再一次感谢老农,他俩喝着淡淡的清茶,品味着人生的甘苦,依依惜别……
在自清大哥短暂的生命中,充满了爱的阳光——对学生、对友人、对师长、对人民、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赤子之爱,铸就了他的高尚人格和不朽文章,谱写了他生命的华章。大哥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