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张季鸾第一次见到了一年前被他痛骂过的蒋介石。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计前嫌，两人“悦然面晤”，交谈甚欢。
刘宪阁（历史学博士、教授）：蒋介石之所以会这样重视张季鸾和《大公报》，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北方在他政治格局中的考量，需要重视北方的报纸。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张季鸾好友陈布雷等人的居间调停。
据说，从见面的第一天起，蒋介石便尊称张季鸾为“先生”，此后十余年从未改变。而更令张季鸾心动的则是蒋公的一番郑重承诺——北伐统一后，他将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达成中山先生之遗志。见完蒋介石之后，张季鸾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他欢迎南方新生力量一扫北方的阴霾，更期望新政权能尽早将民主共和的承诺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据说，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办公室、卧室、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翻阅。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宣传部决定对报刊进行整肃。大家一致认为《大公报》影响力过大，其言论常令政府尴尬畏惧。如何才能让张季鸾免开“不合时宜”之口呢？这天凌晨，一张15万元的交通银行汇票送进了大公报社。拿到汇票，张季鸾微微一笑。
张季鸾虽然拒绝收买，其人却越来越被蒋介石倚重。据说，蒋介石经常通过陈布雷约见张季鸾，并时常致电大公报编辑室，向张季鸾垂询国事。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同一天，胡适也发来贺词，题为《后生可畏》。贺词说，《大公报》已经超过《申报》和《新闻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并且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而之所以赢得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居然肯努力去做。
尽管与蒋介石的关系日渐亲密，然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张季鸾始终保持着民间报人的独立立场。《大公报》尤其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张季鸾他们对中共的同情态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神圣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无数进步青年如花的面容。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的张季鸾发表《党祸》，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痛惜。
刘宪阁：自从共产党在农村开始活动以来，张季鸾和《大公报》就一直关注着这支力量的演变，特别是当它可能影响到中国政局发展的时候。
傅国涌（民间学者）：他始终认为，之所以在农村地区有那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非常凋敝，国民党政府在很多政策上有问题。
1930年至1931年，当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频频发动“围剿”之际，《大公报》却刊出“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块钱”的消息。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的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
张育仁（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叫“共匪”，共产党骂国民党“蒋匪”，相互妖魔化。但是张季鸾很冷静，说不管怎么样，红军也好、共产党也好，它是当时社会影响很大的政治势力。中国上上下下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间百姓都不知道的话，这对中国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1935年，《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报道了长征后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的红军。文章轰动全国，扩大了人们对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方汉奇（中国新闻学会名誉会长）：很多人是看了《大公报》的社论才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北上抗日、一致对外。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他对共产党还是帮过忙，而且这个忙还不是小忙，是帮了大忙。很多人就是看了《大公报》的社论、看了《大公报》的报道而厌恶反对蒋介石政府的。
1937年2月15日，范长江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与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口径大相径庭。蒋介石大怒，申斥正在南京的张季鸾，认为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但张季鸾仍然坚持让《大公报》刊发范长江的通讯。
牛济（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毛泽东在接见《大公报》记者孔昭凯的时候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刘宪阁：抗战爆发以后，张季鸾主持的汉口《大公报》相继披露过平型关大捷、叶挺将军以及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讲话。从中可以看到张季鸾对共产党人是没有偏见的，他还是愿意承认这样一个党派，特别是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愿意打日本的话当然是支持的。
西安事变发生，《大公报》建议和平解决
1935年春，日军对华北步步紧逼。张季鸾提出将《大公报》南迁至上海以备非常，胡政之不愿南迁，两人发生分歧。后来胡政之权衡利弊，认为张季鸾的建议有远识，便决定创办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正式创刊。
1936年，当蒋介石信心十足地准备给聚集在陕北的红军“最后一击”时，上帝之手出现了。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扣押起来，要求他“停止剿共，立即抗日”。12月14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社评，向南京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12月16日，张季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南京政府接受了张季鸾的建议，力促事变和平解决。12月18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上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40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新闻报纸的奇迹，展示出舆论宣传的强大威力，张季鸾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局。
据在《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说：看了这篇社评，我们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大家都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随后我们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只见副司令也在读那上面的文章，看完之后，他的神色也变了。1988年在台湾举办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依然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公开信。
牛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有个人就出主意，叫杨虎城的娘到西安来，众人跟他说，虎城现在把蒋先生都关起来了。娘一听说就坐轿到了新城广场：九娃九娃你出来，你这个高官厚禄都是蒋先生给的，你怎么能够把蒋先生扣起来呢。
刘宪阁：陕西人是非常敬重张季鸾的言论的。老太太就说了：张先生都这么说了，你肯定得听张先生的。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12月26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欢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精神上更加团结的中国，从今天起将要进入一种新阶段。
刘宪阁：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发过一份电报，让他搜集西安的各份报纸，其中就包括《大公报》。起码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对毛泽东来说，当时《大公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从未在敌人铁蹄下办过一天报纸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7日，张季鸾带领两位同人冒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创办汉口版《大公报》。在敌机不时威胁下，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他断言中国能持久必能胜利，能全国动员则必能为最大限度之持久。他的文章刊出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率部重创日寇。4月8日，张季鸾在汉口版《大公报》发表《台儿庄胜利以后》。他说，台儿庄之捷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此文由张季鸾起草。文中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刘宪阁：《大公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对日缓和、不主张马上对日抗战的报纸，变成了一个坚决主张抗战、宣传抗战到底的报纸。
国难当头，一张报纸能否苟安？张季鸾说，《大公报》不能在日寇的包围下窒息而亡。于是，这张承载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报纸开始了流亡之路。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都留下《大公报》流亡的身影。国难的痛苦，这张报纸感同身受。
牛济：《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纸，这正是中国报人的气节。
国事飘摇的1937年夏，张季鸾50寿辰刚过，他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出生了。张季鸾喜出望外，他对人戏称：多年奋斗，私人成绩仅此块肉略可告慰古人耳。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国府高官赠送的金银饰物堆成了一座小山。
李赋英（张季鸾外甥女）：后来张先生就和他的夫人商量，说国难当头，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的民众在敌人的炮火中大量伤亡，我张某人怎么可以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呢？咱们捐献给租界的难民吧。他的夫人很明大义，后来全部都捐出去了。
多年以后，张士基说：父亲为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难忘的存放之地。
牛济：他这个人为人非常清廉，在他过50岁生日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万块钱，当时他经济拮据，却说：我在报社如同守节一样，现在到快立牌坊的时候了，我岂能为这一万块钱把牌坊丧失掉了。
在《大公报》上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1940年1月，张季鸾在《大公报》上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抗敌锄奸，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对日主和派从此偃旗息鼓，义愤填膺的各地民众纷纷铸造汪精卫夫妇跪像，警示汉奸及其卖国行为。
刘宪阁：《日汪秘约》披露以后，原来对汪精卫还抱有幻想的人终于彻底清醒了，汪精卫因为个人的私欲已经真正走到卖国的道路，不能够再为人们所认同。从香港《大公报》开始，国内各地坚持抗战的地方，都在转载并发表评论，而很多消息的源头也都是从《大公报》这边开始的。《大公报》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一下就打开了。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得到过这项殊荣。颁奖词中说：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大公报》，也是张季鸾一生的巅峰。
葬礼备极哀荣 蒋介石、周恩来等均到场致哀
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高负荷的工作与精神压力，长期身患肺病的张季鸾刚过50岁，便已十分羸弱。
李赋英：他当时得的是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唯一的办法就是静养。可是，国难当头，张先生根本没有认为他应该休息，还是在拼命地工作。他抽烟抽得很凶，身体越来越坏了。
1941年9月4日，蒋介石赶到中央医院，探望弥留之际的张季鸾。据报载，蒋握着张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似有晶润，喃喃数语，情意深重。
9月6日，报界宗师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撒手人寰时，他粗布长衫的口袋里，只有10元法币。妻子陈孝侠说：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孤儿寡母的生活，全靠《大公报》同人及亲朋照顾。张季鸾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有他的精神风骨令人仰止。
张季鸾的葬礼备极哀荣，前往吊唁的既有国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宋子文、于右任等人，也有来自中共高层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
张育仁：张季鸾鞠躬尽瘁，真正是累死的，抗战累死的。国共两党和民间的各派政治势力举行了陪都历史上对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隆重的悼念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获得如此高的哀荣。
1942年4月29日，张季鸾魂归故里，灵柩抵达西安，3000余人在西安西郊迎候。9月5日，全国新闻界及陕西各界公祭张季鸾大会在兴善寺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9月6日，西安南郊竹林寺举行张季鸾公葬典礼，当日西安下半旗志哀，十万余人公葬了一代宗师张季鸾。
张季鸾去世不到十年，属于他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此后，他渐渐被人遗忘，他的墓园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尽劫波，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张季鸾的精神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30年的时光， 3000余篇稿件，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光芒。于右任说：先生积30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