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所见牡丹社事件与日本蓄谋吞台
1868年起，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得以建立，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军国主义获得了重新抬头的机会。
一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申报》接连报道日本人进入台湾东部的事件。台湾东部当时属于生番居住区，清王朝虽然于1683年统一台湾后，已经在台湾建立起完备的行政区划，但生番区域相对于熟番区域的官方管理仍然少得多。日本在自我外扩的过程中，曾把朝鲜作为侵略目标，却屡试不成，就继续驾船往南寻找目标。1874年日本的一艘船只进入台湾东部生番的生活区域，遇到了生番的截杀，死伤数十人，对于充满了扩张欲而急于寻找借口的日本而言，这成了它侵入台湾的最好理由。
他们声称“今台湾之生番启衅寻怨，据险负隅，劫掠我国货财，戕贼我国人命，兹尔众士欲为君父雪耻，欲为死者洗怨，务宜奋勇”。当场同声敌忾，特以战舶三艘，立命驶赴三府，俟至三府之日，更令齐现所泊之船一艘，并速向台湾进攻。日本在到了台湾东部后马上便看中了这里“田壤沃厚，水土温和，且地藏五金”。《申报》认为“以常理揆度后势，东洋若果据台湾生番之地，则我两国必成肇衅之疮痍，两边之患将恒出而无暇日，往来文书繁难而无止期；两国自此以后，难揖和睦之好矣”。《申报》的眼光是敏锐的，一下看到了日本的险恶用心。
三月十六日，日本雇佣西国火船二艘，以供调兵载饷之用。清廷亦派兵船开始观望，以防备不虞。当时日本派了多少军队，并不明确，或说是一千，或说是五千，让人莫衷一是。
三月十七日，《申报》明确登载了长崎的一则新闻，计伐台所用诸船甚多，有战舰“的波千”一艘，内置阿墨士唐炮四大尊，“逆进考”战舰一艘，内置来复炮弹重六十四磅者六尊，阿墨士唐炮一尊，“加苏加乾”一艘，内置大炮七尊。水师提督名纳加马子，将乘“逆进考”船以往台湾。又有“阿师拉”一船，“尼羁勒”一船并“古罗打”一船，亦皆随师前往。据说“古罗打”还要先到厦门备买马牛。
三月二十二日，长崎的报上更详细地记录了日本派兵的状况。二十日时，由六百名士兵组成的陆路兵到达台湾，其中有火船三艘，一艘叫“牛约”，载银两兵饷，加上统帅我古马和参将美国人仁得勒，一艘叫“象可马酥”，载有士兵八百名。第二天又有一艘叫“约沙”的英国船驶来，船上有兵士五百八十名，加上部分军饷。第三天，又开来一艘叫“火攻马鲁”的日本船，船上有士兵二百余名。这样日本派来的士兵总数已逾五千之数。
二
日本的这种挑衅行动自然会引起清廷中有识之士的不满。他们认为日本太藐视堂堂中国了。面对这种状况，日本一度也曾产生“半途而废，退缩不前，将拟以所集师船转攻高丽”的念头，但中国朝廷的忽视却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斗志。
中国完全可以把这当作日本的挑衅，实际上也已调兵到了台湾，目的在于“不使东洋逞志以夺我边陲”。国人认为“夫动兵戈，用兵旅，祸莫大焉。耗国帑，丧民命，无所不至也。然苟当时势已至于此，亦不可畏难而苟安也”，表达了爱好和平，却也不容日本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之行为的决心。
当时关于两国间的讹言甚多，有的说日本征台曾得到中国的允准，也有的说，日本慑服于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敢贸然行事，已准备“将聚集兵船移向高丽，索立条约”，而且高丽已从不与各国通商的故辙中走出，愿与东洋订立和约。俗话说“兵不厌诈”，战前的各种言论都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情况。英国有一艘本来停泊在上海的叫“加马士”的练兵船，甚至经厦门前往台湾“旁观东洋伐生番之事”。
三月二十四日的《申报》说：日本四艘船于二十三日避“海面风大”于长崎外海口停泊，其后出海行泊于厦门，并要在厦门置领事衙门，以作接应之用，这次派兵共三千三百人，由外国人管领，所配兵器皆是本国精选出来的。
三月二十六日的《申报》分析说：日本还于厦门“以关榷设领事衙门在彼”是看中了厦门是离台湾南部最近之码头，台湾一岛四围没有好的港口，所以选择了厦门这个可避风处，以求得到接应。日本声称出兵台湾是处理生番杀死日本人的事件，可日本却调用军队达七千人，耗费国帑至十兆之多，而且还配备西方军事指挥官，显然怀有更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申报》说：日本国内已有人传言说，台湾生番所踞之地，于二百五十年前已皆东洋辖下，各乡村取名既多东音，而当地人亦多东洋人之后裔！这种强词夺理的编造与普鲁士侵占法国边郡编造的理由如出一辙，所以《申报》“所望于操政者不可深信其言以中其诡计，且为之思患预防焉可耳”。
同日《申报》附述了日本扩军之举，一方面在长崎大造运兵船，另一方面购买西方火船多只。日本公开称在收军，实际上是掩人耳目，盗人之铃而已。日本在高丽与台湾之间反复权衡，觉得直接用兵台湾不易达到目标，于是想以用兵台湾而令高丽心悦诚服。
台湾是福建省最要之边陲，闽疆兵勇对日本的出面入台似乎缺乏应对之心，加上日本口头上总是申言收兵，更加麻痹了清军。说到底，日本的收兵之谎言一方面也源于对中国的害怕，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也有反战之呼声，于是那些右翼分子们炮制了这些收兵谎言，不仅要瞒中国，而且也在瞒外国，进而转借以再瞒中国。
四月初六日报道引日本三月三十日《西字日报》说：日本采买西方火船四艘，任用西方海官四员，秣马厉兵的步伐在加快。《申报》认为“中国宜设法以明探东军之虚实精弱及备齐载运之充缺、遣兵之多少并战船之优劣，既知其详，宜随时酌量以防不测”。《申报》文章还认为：“台湾系属海岛，距福建海滨约有二三百里，而东洋所恃者，在于战船之精且众也，或图将战船割断台湾来往之道，亦未可知。然中国之为计者，不如速调多兵以备不虞，且东洋兵所执之枪，皆属后门开者，其兵械可谓精矣，而中国防备之策，亦万不可忽焉。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修。亟宜设法广购精械、利器，庶几可以制服之也。”
四月初七日的报道说，日本购得的“德厄得”和“沙弗士自利”两艘船已于当日晚和次日凌晨往台，除搭士兵五百余名之外，另附东洋木、铁、水作各匠多人，盖以起屋以备屯兵之用也。日本有一艘名叫“亚酥马乾”的铁甲船也于当日赴厦。日本征办生番只是幌子，真正目的在据有其地，进而设官移民，渐次以归兼并。
《申报》还提供了这样的消息，即旅日华人已闻风赴英国领事馆办理赴英之手续，这进一步表明了日本侵台之战的即将到来。
四月十三日《申报》登载“闻沈钦使将往台湾论”，认为沈葆桢赴台是合适人选。沈上任后即给日本人照会：“台湾地方，无论生番、熟番，皆属中原地土。其中果有残害外邦过客，尽可知照中国为之查办，岂能径自兴师征伐，殊违万国公法！况番众亦好歹不一，如去年之有日本国民利八等遭风遇救，曾经番目款留，送由凤山县申详解沪回国，极称恭顺。即所谓被害者，闻皆遭风自毙，亦无实在残杀之据。然是否被害，自当中国派员严加查办。现在简派统军前来之陆军中将所部兵船已经抵口，应即转请朝廷撤回。”沈葆桢的照会义正词严，不失大国风范，明确指出了日本擅自出兵有违国际公法的本质，但沈葆桢很快被调离了台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台不再有强有力的对抗者。
日本方面还编造谎言称：“明治四年十二月，我琉球岛人民六十六名遭风坏船，漂到台湾登岸，是处属牡丹社，竟被番人劫杀五十四名死之，十二名逃生，经蒙贵国救护送回本土，又于明治六年二月，我备中州人民佑藤利八等四名漂到台湾卑南番地，亦被劫掠，仅脱生命。幸蒙贵国恤典，送交领事，旋即回国。凡我人民叠受恩德，御感无涯。”日本强调它曾“招彼酋长，百般开导，使毋再蹈前辙，复云虽率兵前往，惟备土番抗抵，不得已始稍示膺惩，是贵国中将之意，但在惩办首凶以杜后患，并非必欲用兵”。竭力为自己的出兵辩护，欺骗善良的人们。
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发表文章表示：对于日本，唯有三条出路。一是以理相拒，不容假道，这是上策。二是拒之不得，则系有意害我边疆；按万国公法，便可交战。生番在前，我师在后，日本能不畏首畏尾乎，这是中策。三是彼既轻视于我，犯我边疆，我亦伐其国土，高丽闻风慕义，必欣然相从，试问日本能复支乎，这是下策。中国人一直抱着和平的愿望，却屡屡得不到日本的友好回应。朱元璋时就是如此。
中国人始终这样认为：“夫兵者，凶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况兵连祸结，靡饷劳师，且推译万国公法之义，彼邦之君非大有横逆为害于我而不得理解者，不可加之以兵。今中外相睦，动须循理，不得不以万国公法为法也。”或许是当时中国反复的忍让，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有机可乘。他们不但不加以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三
其后的军事行动步伐变得更大了。日本军队中有美国的克色里任水师提督，瓦生任陆军千总，其目的显然绝不止于“教训”生番，而在于占领台湾，以侵占这块在海洋世界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肥肉。尽管它的北方领土为俄罗斯占据，却不敢与俄对抗，而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台湾。接着日本从美国购得铁甲船“士多瓦”号用于征台，在练兵过程中，仿照日耳曼、法国做法，号令严厉，士兵变得严肃整齐，日本军国主义由此急剧升温，其目的就在于以最先进之军事，实现其建立东亚霸权的野心。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廷依然意见分歧，特别是那些主和者仍竭力阻碍中国发展军事，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私心膨胀的机会。但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有调动军队的能力，精心的准备给日本以巨大的威慑。到该年的十月，日本甘愿撤军，接受了清政府对其被生番杀死人员的赔偿，和平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日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军事实力尚不能战胜中国的结果。其后，他们扩大了“铁甲之坚也，火器之利也，战士之猛也，谋主之计深而虑密也”这些优势，先是在台湾东部生番居地横行霸道，既而不断把目光转向中国大陆，乃至发动了甲午战争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