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提起民国间的报纸，影响面最大的应该是《申报》了。《申报》不仅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其鼎盛时期，《申报》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报纸的代名词。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富翁。更因为《申报》的影响，史量才实际上掌握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势必要与政治发生牵扯。对此，史量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毅然决然地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民间也广泛传播开他的事迹。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此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其中一则是这样的：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史量才这种性格，势必会引起独裁者的嫉恨。
1934年11月13日，沪杭公路翁家埠地段发生命案，六个黑色短衣打扮的特务拦路刺杀了史量才。这是一起周密部署的行动，组织者是戴笠，下达命令的正是蒋介石。
那么，史量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
史量才，原名家修，字量才，1880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县泗泾镇。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中、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创了我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到苏州等地开拓蚕桑事业。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三年后，史量才的目光开始转向报业，兼任起《时报》的主笔。《时报》创办人狄楚青特在报馆辟出一个房间，供报馆同人和教育界、学术界、金融界等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展开讨论。史量才积极参与，认为兴教育、办报纸、开民智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他还积极参加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得以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曾被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工作，以办事精干而获得好评。然而，史量才好直言，疾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这种性格使他遭到了一些挫折，也因此看到了政界的黑暗，遂退出仕途，全身心投入新闻事业当中，与实业家张謇合资12万元购进了《申报》。
《申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以华人席子眉为经理，蒋芷湘为主笔。席子眉去世后，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后来，美查返回英国，席子佩购得《申报》全部股权，使《申报》得以转入国人手中。但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并未得到发展，反而连年亏损，销售量仅7000多份。史量才接办后，聘请了得力人才，努力提高报纸的吸引力；他还争取到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购置了新式机器，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低价购入大量纸张，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拓宽发行渠道……最终使《申报》成为经济独立、无党派关系、完全商业化的报纸。由于其经营有道，《申报》发行量从民初的7000余份发展到民国17年公开宣布的15万份，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1916年，张謇等退股，《申报》报社成为史量才独家经营的企业，他自任总经理，并进一步向外扩展。1927年，史量才买下了《时事新报》部分股权。1929年又从美国人福开森手中购得《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30年代，史量才又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开办“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流通图书馆”等机构，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而且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
不过，史量才毕竟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免要受到官僚当局的压制。购买《新闻报》就是一例。
1929年，雄心勃勃的史量才想要收购上海另一家报纸《新闻报》的股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报业梦想，组建自己庞大的报业集团。当时，美国人福开森为《新闻报》的老板，拥有65%的股权。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怀疑，福开森害怕自己的产业流产，所以在《新闻报》蒸蒸日上的时候，决定卖掉股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史量才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绝不能失之交臂。他与福开森多次秘密谈判，最终以70万元的价位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让股合同。但是，福开森暗中出卖股权的行为遭到了该报总经理汪伯奇的极大不满。汪伯奇不仅组织报社职工抵制史量才派人接收，而且联合虞洽卿等人一起反对史量才。此事越闹越大，为国民党当局插手此事提供了条件。
国民党当局早就注意上史量才了。他们认为《申报》本来就实力雄厚，影响力大；如果再加上《新闻报》，极有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所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边警告《新闻报》持股人不得出卖股权，一边呈请国民党中央收买福开森的所有股权。他们还发表致《新闻报》的公开信，说该报的大量股票被反动分子购买，一定要在两星期内将之收回。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恐吓，处境非常恶劣。这种情况下，史量才派出了与蒋介石有过交往的总主笔陈景韩活动，再加上邵力子也劝说蒋介石，认为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民间股权纠纷，蒋介石这才打消收买意图，但仍然给史量才以压力。史量才不得不撤回对《新闻报》接收人员的任命，转而将《新闻报》改组为华商有限公司，仍由汪伯奇任总经理。史量才只得将到手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的工商界人士。最后的结果，史量才虽然仍持有50%以上的股份，但是他既不能担任董事长，也不能干涉报馆事务，以前的设想基本泡汤。
接着，史量才经历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爱国者的声音
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他是以实业来办报的，意图以实业救国。他办报以赢利为主导思想，政治态度比较保守，经常采用光报道不评论的方式。当遇到当局的“红灯”时，他常常采取躲避的行为，尽量避开政治大事，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读者不知所云。
1931年之前，史量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促使《申报》走向现代化道路，加强了新闻性，并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专职、兼职通讯员，以多种形式展示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激起读者的关注。他还重用黄远生、邵飘萍等目光犀利的记者，发表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时局报道。正因为这样，《申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史量才又生怕自己的事业受到当局及外国势力的摧残，为求生存，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不真实的报道。例如，在“五卅”惨案后，《申报》竟然刊出公共租界工部局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诚言》第一期，遭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革命报刊严厉批评《申报》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呼吁人们不要订阅此报。虽然史量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申报》上刊出道歉启事，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方登出《辟诚言》一文，还自愿捐助银币，支持工人群众，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了史量才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成为要求抗战、反对内战、正视危机、要求进步的爱国人士，《申报》也因此换了一个天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申报》就以自己采写的47条电讯和“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侵略的性质。接着在9月23日，又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时发表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要求南京政府“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当年12月，全国各地学生组成抗日请愿团齐聚南京，向南京政府举行爱国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申报》不顾最高当局的禁令，向全国真实报道了27日发生的“珍珠桥”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国难当头之际，史量才积极投入爱国的洪流之中，他经常参加集会，与各界人士商讨反日对策，参加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他被增选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检查奸商偷售日货行为。在日本步步紧逼、谋占上海，而上海市政府按照南京政府旨意步步退让之际，史量才邀集20余名社会名士，在他的住宅成立“壬申俱乐部”，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抗日对策。他多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准备自卫的建议，但均未受到采纳。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领将士奋起抵抗。史量才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为，为他们声援助威。1月29日，《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做正当防卫。1月30日、31日，陶行知执笔，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此次的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的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它负起完全责任，号召全国军队举起爱国旗帜，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河山。
1月30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史量才发起组织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史量才的言行深深激励了大家，他被众人推选为会长。
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93万元。史量才和他经营的《申报》在这一时刻，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当宋庆龄在杨杏佛的陪同下与史量才商谈十九路军的军饷时，史量才很快将《申报》准备购买纸张的7万美元兑换成银圆捐给十九路军。他还跟宋庆龄、杨杏佛一起研究战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好的建议，但当局根本不理，并且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行为。1932年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史量才对此很不理解。
自始至终，史量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十九路军撤退，《申报》发表时评，疾呼：“我军以敌重兵压迫，后援不至，已全线退却。国人乎，今日之事，吾人为救国计，惟有继续奋斗而已。复何言，复何言！”又强烈地呼吁：“吾人惟有继续作艰难而持久之奋斗，毋灰心，毋气馁。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决心，则更大更光荣之历史，终当在吾人热血溅洒之下，展开于世人之眼前”，并将言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称：“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奋勇前行争自由
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曾多方拉拢过他。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应付舆论，召开掩人耳目的“国难会议”。主持筹备会议的汪精卫表示，会议将以讨论御辱、救灾、绥靖为内容，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史量才也被南京政府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史量才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马相伯等66名会员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声明不参加会议。接着，4月1日的《申报》还刊登时评，揭露“国难会议，一言以蔽之，不过为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吾人是否应重视斯会，被征聘之诸君子是否甘为傀儡，其三思”。时评发表后，又有多人声明不参加此会。结果，原聘会员500人，真正到会的只有百余人。
“国难会议”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就一些议案向史量才等人疏通，史量才不改初衷，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绥靖”政策。《申报》也继续发表时评，批判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致国民党报纸纷纷攻击《申报》“不明是非，思想‘左’倾，为共产党效力”。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0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士商谈后，决定由陶行知撰写时评，明确表明《申报》反内战的立场。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刊出了陶行知的三篇时评，分别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名为“剿匪”，实为剿民，这种不将枪口对外、反将枪口对内连续剿杀人民的战争，后果非常严重。文章称：“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这样的时评引起了国民党的震怒，后来由蒋介石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使《申报》面临危机。而《申报》的时评，蒋介石本来是没有看到的，他之所以能够得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的告发有关。而朱家骅之所以告发《申报》，又与“中大殴段学潮”有关。
朱家骅原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在职期间因积欠学校经费达半年之久，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但由于朱善于迎合上级，后不降反升，被改任教育部部长。中大校长一职因此虚悬。1932年6月，朱家骅提请行政院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段锡朋是一官僚政客，根本不是校长的合格人选，中大的学生因此非常反感。等段锡朋到校后，不少学生一起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锡朋摆起了官僚架子，申斥学生，甚至动手捉拿为首的学生。段的举动激怒了学生，学生们群起而打之，段多处受伤。此后，朱家骅和段锡朋立即将此事报告行政院，行政院当天就决定命令解散南京中央大学，并先后逮捕了60余名学生。
中大风潮发生的当晚，为掩盖事实真相，教育部电话邀请南京各报记者到部，分散油印稿件一份，要求各位记者照此稿拍发中大殴段学潮新闻。然而，《申报》却于7月1日刊登了钱芝生的《中大风潮原因》，“说明学潮的起因由于中大经费积欠甚巨，开学时教职员只领到月薪三成。学生因在沪战后筹款不易，应缴各费请由教授担保，分期缴清，先准注册上课，而朱家骅予以拒绝。以后师生请求拨英庚款利息为中大基金，而朱为英庚款董事长，又予以批驳，加之朱接任之始，以整饬学风为名，曾几次开除学生多名。平时对学生的请求，也总批驳不准。因此师生对朱极为不满……朱辞职离校后，学生又检举朱挪用水灾捐款3万余元，发给随朱去职的教职员薪金，呈请限朱即期归还，并撤职（教育部长职）查办。因此，师生和朱双方结怨甚深。后来政府决议以教次段锡朋兼代校长。学生认为段是朱的替身，所以加之殴辱，也是对朱积怨的发泄”。在文中，钱芝生还真实报道：由于段锡朋接事时的态度恶劣，所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而被殴打。
此文一出，无异于揭露了朱家骅的真实面目，引起了他对《申报》的仇恨。所以，当他发现《申报》中陶行知的文章时，马上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迅速采取了高压政策。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呢？马荫良透露了这样的细节：
事后有人告诉史量才：“你在4月间批评国难会议，拆国难会议的台，直接对付汪精卫，蒋可诿称不知，同时由于蒋汪间的矛盾，对蒋并无不利。你对蒋批评也可以，但7月的批评，公然和蒋的‘剿匪’政策唱反调。蒋以反共起家，以武力为统治基础，刺他要害，哪能不引起忌恨？哪能不动火？”史答：“我父经营中药商业，讲信实，行直道。我经营新闻事业，岂能不讲信实，不行直道？我父临终时，恐我遇到有人作难，不惜委曲求全，陷入歧途，执手以行直为嘱。《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7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对此非常愤怒，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想办法周旋疏通，尽快使《申报》继续运转起来。几经周折，蒋介石最后终于提出《申报》恢复邮递的三个条件：（一）《申报》时评要改变态度；（二）撤换总编辑陈彬和，陶行知、黄炎培离开《申报》;（三）国民党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对此，史量才表示，时评的态度可以缓和；总编辑陈彬和自愿辞职；黄炎培是自己的朋友，不担任实职，由于生计，每月送一点钱，实际上不到报馆办公，也不负任何设计责任，希望不动；陶行知不是报馆的人，他的文章属投稿性质，以后可不再续登。但是，史量才坚决不同意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指导，认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拿过政府的一点补贴，倘若政府硬要派人，《申报》宁可停刊。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这样，《申报》在被禁邮达35天之后，再次与广大读者见面。
为“人格”“报格”而牺牲
许多《申报》同人都记得史量才常说的话：“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在原则问题上，史量才不会因强权的压制而退让。正如他对言论自由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一样。当时，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又广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文，鲁迅、茅盾、巴金等人都常有文章发表。光是鲁迅，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就以各种笔名在《申报》发表140余篇战斗杂文。对此，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目等人采取各种手法，想要让史量才撤换黎烈文。史量才直截了当地答复：“感谢诸公为《自由谈》赐教。不过，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为不自由谈吧。”
1931年11月，蒋介石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此事内幕被宋庆龄获知后，非常愤怒，以“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该英文宣言由杨杏佛译成中文后，派人密送到史量才手中，希望设法公开发表。史量才为此积极行动，虽未在《申报》发表，但通过他的关系，《宣言》得以在某通讯社的刊物上登出。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决议杀害杨杏佛与史量才。1933年6月，杨杏佛遇刺，史量才成为下一个刺杀对象。
史量才早将生死置之度外。1932年12月，宋庆龄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量才不仅派《申报》原来的总编辑陈彬和、记者钱华参加“同盟”，出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他本人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发言中，史量才表示坚决拥护“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南京政府侵犯言论出版自由、非法迫害进步人士等行径，号召新闻界同人与“同盟”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此后，史量才和《申报》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以及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史量才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而国民党政府将他视为眼中钉，决意要铲除他。
1934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正式将暗杀史量才的任务交给特务头子戴笠。戴笠原本打算在上海租界动手，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后来，他们得知史量才将于1934年10月去杭州休憩，于是将暗杀地点定在沪杭途中的海宁境内。
10月6日，史量才赴杭休养。11月13日午后1点钟，史量才乘自备汽车，沿沪杭公路返回上海。与他同车的还有夫人、儿子咏赓、内侄女，以及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另加司机，共有6人。下午3点钟左右，汽车来到了海宁附近的翁家埠。这时，车前突然出现一辆京字72号汽车，挡住去路。接着，数名匪徒从车上跳下，用枪先后将司机及邓祖询打死。史量才等人见势不妙，迅速下车躲避。史夫人下车时跌伤，内侄女也在奔跑中被飞弹击中。只有史量才与咏赓继续奔逃，匪徒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史量才后来逃入一个茅屋，再由后门逃出，然而因不识路径，只好避匿于一个干涸的小塘内，不料被路上的匪徒发现，匪徒上前开枪，一弹穿过两耳，史量才倒在血泊中，咏赓也在竭力奔逃，虽有三个匪徒追击，打出子弹达20多发，但均未射中，最后，匪徒子弹告罄，便迅速离去，咏赓得以保命。
史量才之死，使新闻界失去了一个领袖级的“民众喉舌”，蒋统区变得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