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事

在漫长的时光隧道之中，让人不能忘却的，总是那些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名字——比如清朝那些为治水而绞尽脑汁的人——和他们的行为。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武廷适任凉庄道，他依据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用水惯例，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下发执照，以明水权，更立红牌，以正水规，又选任了水利老人，进行分渠管理。他将这套规矩用于武威已形成的六渠灌溉系统之中后，做到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总以旧案红牌为断”，史称“康熙定案”。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廷适“判断水利，永成铁案”。

清雍正年间，甘肃巡抚陈宏谟也传文各县，要求大修渠道，兴修水利。律文中说：“河西凉、甘、肃等处夏常少雨，全仗积雪融流，分渠导引灌田转磨，处处获利。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胪列，否则一望沙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美利，较之他省浚泉开井，利溥法便。”律文中还指出渠道失修、管理不严等弊病，要求整修渠道，严格水规，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

到了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由当时的凉庄道张之浚鉴定、武威人张昭美总修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刊行。此书第一卷《智集·武威县志》的《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威县的水源，并绘制水利图，撰写水利图说，对井、泉也作了相应记载。其水利图说，记录了武威已形成的武邑六渠灌溉渠坝，介绍了分水方法和用水制度，是研究石羊河流域的珍贵文献。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前后，武威黄渠总甲杨明经发现了黄渠用水上的诸多弊病，于是扬正扫弊，完善健全水规，强化了该渠的用水管理。

清光绪初年（公元1878～1881年），甘凉兵备道铁珊也很关心水利，他不但兴修水利，还处理了大量民间水事纠纷，留下了许多案例，供后人参考。此后的百年里，凉州的很多水事纠纷，都是凭借他留下的案例处理的。比如“武威属陈春堡民与永昌属杜家寨民争水酿命案”“武威九墩沟民与镇番农民控争石羊河水利案”“武威与镇番互控洪水河水源案”等。这些案例既能解决当时的水事纠纷，也为历史保留了珍贵的资料。至今，一提到铁道台断水案，凉州百姓还会津津乐道。

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也为甘肃水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考察甘肃水利之后，提出“甘肃之急莫于兴修水利”，驳斥了“甘肃泉源甚少，河渠无多，无水利可兴修”的谬论。为此，他列举了甘肃全省可兴修的水利，还详细介绍了石羊河流域的源流：“其泉源由天梯山南把截口出者为金塔渠，由杂木寺山口而出者为杂木渠、大七渠，由水峡口而出者为黄羊渠，由白岭山口出者为永昌渠、怀安渠。”

左宗棠治理甘肃时，同样大兴水利，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渠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又说：“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各地修复了已损坏的干渠，也新开了许多支渠。

若遇上大旱之年，左宗棠便发动群众凿井抗旱，并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目前之救时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据史料记载，凿井技术正是大兴于左宗棠治内。此举虽然解除了当时的旱情，但也留下了百年之患。科学家发现，那凿井技术，已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之一。

左宗棠还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他要求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及至四五行”，“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至今，凉州等地仍有许多左宗棠和部下种植的柳树，百姓们叫它们“左公柳”，为的便是纪念左宗棠和部下们的善行。这善行，看起来作用于一时，作用于清代，实际上利益了千秋万代的凉州人。

时光可以冲刷仇恨，可以冲走愚人，但它抹不去这些承载善意的行为。只要利益了百姓，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它们都会被人们铭刻在心中。在某个不期然的瞬间，它们会点燃另一颗沉默的心灵，让它迸发出理想的光辉，为世界增添一点光明和诗意。

行为背后的精神，永远比名字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