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

《堂吉诃德》是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文学巨制。可是作者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一辈子只是个伤残的军士、潦倒的文人。后世对他的生平，缺乏确切的资料。

他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城（Аlcalá de Henares）。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日，只知道他受洗的日子是一五四七年十月九日。我们也不知道他早年在哪里上学，只知道一位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教师胡安·洛贝斯·台·沃幼斯（Juan López de Hoyos）曾把他称为自己宠爱的学生。一五六九年，他随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罗马；一五七〇年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充当一名小兵；一五七一年参加有名的雷邦多（Lepanto）战役，受了三处伤，左手从此残废；一五七二年伤愈仍旧当兵；一五七五年他回国途中，被阿尔及尔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曾四次组织同伙基督徒逃亡，都没有成功，一五八〇年才由西班牙三位一体会修士为他募化得五百艾斯古多，把他赎回西班牙。

塞万提斯回国一贫如洗，当兵已无前途，靠写作也难以维持生活，一五八二年曾谋求美洲的官职，也没有成功。一五八四年他娶了一位薄有资财的妻子。这位妻子居住托雷都，塞万提斯经常为衣食奔走，只能偶尔到托雷都去和妻子团聚。他去世时妻子还活着。一五八七年，塞万提斯得到一个差使，为“无敌舰队”在安达路西亚境内当采购员，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城镇各行各业的人，但事情不好办，报酬又菲薄。一五九〇年，他再次谋求美洲的官职，申请没受到答理。一五九四年他当了格拉那达境内的收税员。由于工作不顺利，再加无妄之灾，他曾几度入狱；据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

一六〇五年，塞万提斯五十八岁，《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一六一四年，这本书的第二部才写到五十九章，他忽见别人写的《堂吉诃德》续篇出版，就赶紧写完自己的第二部，于一六一五年出版。这部小说虽然享有盛名，作者并没有获得实惠，依然是个穷文人，在高雅的文坛上，也没有博得地位。他患水肿病，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葬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但没人知道确切的墓址。

塞万提斯的作品除《堂吉诃德》外，还有牧歌体传奇《咖拉泰》（Galatea）第一部（1585）；剧本如《努曼西亚》（Numancia，1584），《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Ocho 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1615）；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Novelas ejemplares，1613）；长诗《巴拿索神山瞻礼记》（Viaje de Parnaso，1614）；他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贝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Persiles y Sigismunda，1617）等。

《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往往也知道小说里的堂吉诃德。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侍从，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据作者塞万提斯的戏语，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来，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1]。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还时常称道；不但称道堂吉诃德本人，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因为堂吉诃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2]。

但堂吉诃德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诃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他就说，他每隔五年读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3]。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性格愈加复杂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

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据记载，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一定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是在读《堂吉诃德》[4]。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5]。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Tomás Tomayo de Vargas）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6]。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的。

《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7]，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可笑的疯子。艾狄生把《堂吉诃德》和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8]，谭坡尔（William Temple）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9]散文家斯蒂尔（Richard Steele）、小说家笛福、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

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堂吉诃德是疯子么？斐尔丁在《咖啡店里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cian）那个剧本里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斐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那个剧本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利害。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10]这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却成了一个讽刺者。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干了不少傻事，受到种种欺负。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堂吉诃德型”。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堂吉诃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这类“堂吉诃德型”的人物虽然可笑，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约翰生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11]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面貌。

法国作家没有像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引进了法国社会。《堂吉诃德》的法文译者圣马丁（Filleau de Saint-Martin）批评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译本[12]一字字紧扣原文，太忠实，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13]。弗洛利安（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不惜牺牲原文。他嫌《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气味太重，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简略了重复的片段，删削了枝蔓的情节。他的译本很简短，叙事轻快，文笔干净利落。他以为《堂吉诃德》虽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学；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堂吉诃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都从理性出发，教人爱好道德，堂吉诃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14]。可以设想，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诃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一六八二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

英国诗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诃德有理性、讲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15]，并且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16]。寇尔列支说，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17]。他又说，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18]。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19]。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这类的见解，各国都有例子。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20]。按照兰姆（Charles Lamb）的意见，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21]。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他在《唐璜》（Don Juan）里论到堂吉诃德，大致意思说：他也愿意去锄除强暴——或者阻止罪恶，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落得狼狈不堪，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叹，所以《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要去申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力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唉，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的梦想罢了[22]。法国夏都布里昂说，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23]。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她和堂吉诃德一样，要教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有些评论家就把她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24]。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希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Tollheit）或“悲剧性的傻气”（Dummheit）[25]。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26]。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锄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觉得他可笑[27]。十九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是他的又一种面貌。

以上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略举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究竟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还是堂吉诃德一身兼有各种面貌，每种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我们且撇开成见，直接从《堂吉诃德》里来认认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贵族或绅士地主（hidalgo），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冒险，但受尽挫折，一事无成，回乡郁郁而死。

据作者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其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像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开始确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作者确是用夸张滑稽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他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骍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是一位像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模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模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

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他延长了故事，加添了一个侍从桑丘，人物的性格愈写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像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像我国旧小说里久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骼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譬如桑丘这个侍从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桑丘是何形象，作者当初还未有确切的观念。又如故事里有许多疏漏脱节的地方，最显著的是灰驴被窃一事。我大胆猜测，这是作者写到堂吉诃德在黑山苦修，临时想到的，借此可以解决驽骍难得没人照料的问题。所以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上，故事从这里起才一次次点出灰驴已丢失。这类疏失不足减损一部杰作的伟大，因为都是作者所谓“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只求“讲来不失故事的真实就行”。我们从这类脱节处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预定精密的计划，都是一面写，一面创造，情节随时发生，人物逐渐成长。

塞万提斯不是把堂吉诃德写成佛尔斯塔夫（Falstaff）式的懦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勇骑士相对比，却是把他写成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惊佩倾倒。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能说教，议论滔滔不断，振振有理。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并且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

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小丑可以装出严肃的面貌来博笑，所谓冷面滑稽。因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发可笑。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儿，却是死心塌地、拚生舍命地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破旧的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的腔吻；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很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像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实，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毛羽，现成可以御寒。他所要保卫的童女，作者常说是“像她生身妈妈那样童贞”。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

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予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

譬如塞万提斯曾在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战役里充当一名小兵。当时他已经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上敌舰，受了三处伤，残废了一只左手。《堂吉诃德》里写堂吉诃德看见三四十架风车，以为是巨人，独自一人冲杀上去拼命。尽管场合不同，两人却是同样的奋不顾身。又譬如塞万提斯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他的主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隶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地剥皮。塞万提斯曾四次带着俘虏一起逃亡，每次事败，他总把全部罪责独自承当，拼着抽筋剥皮，不肯供出同谋。他的主人慑于他的气魄，竟没有凌辱他。塞万提斯的胆量，和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的胆量，正也相似。可以说，没有作者这种英雄胸怀，写不出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气概。塞万提斯在这部小说里时时称颂兵士的美德，如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等等，这也都是骑士的美德，都是他所熟悉的道德和修养，也是他和堂吉诃德共有的品质。

塞万提斯有时把自己的识见分给了堂吉诃德。小说里再三说到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很清楚，识见很高明。塞万提斯偶尔喜欢在小说里发发议论，常借小说里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例如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以及史诗可用散文写的这点见解，教长对于戏剧的一套理论，分明都是作者本人的意见。但神父和教长都不是小说里主要的角色，不常出场。堂吉诃德只要不议论骑士道，不模仿骑士小说，他就不是疯人，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例如堂吉诃德论教育子女以及论诗和诗人，论翻译，论武职的可贵、当兵的艰苦，以及随口的谈论，如说打仗受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鄙夫不指地位卑微的人，王公贵人而没有知识都是凡夫俗子，等等，都像塞万提斯本人的话。堂吉诃德拾了他的唾余，就表现为很有识见的人。

也许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情感也分了一些给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一生困顿。《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以后，他还只是个又老又穷的军士和小乡绅[28]。塞万提斯曾假借堂吉诃德的话说：“这个世界专压抑才子和杰作。”他在《巴拿索神山瞻礼记》里写诗神阿波罗为每个诗人备有座位，单单塞万提斯没有，只好站着。诗神叫他把大衣叠起，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您大概没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但没有座位，连大衣都没有一件。这正是海涅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29]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的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为他描摹。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也是逐渐充实的。我们最初只看到他傻，渐渐看出他痴中有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着个疯子不免吃亏倒霉，还是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我们通常把桑丘说成堂吉诃德的陪衬，其实桑丘不仅陪，不仅衬，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为贪图做官发财，会给眼望云天的幻想者所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他们尽管日常相处而互相影响[30]，性格还是迥不相同。堂吉诃德从理想方面，桑丘从现实方面，两两相照，他们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平凡的事物就此变得新颖有趣。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固然滑稽，却不如他和桑丘主仆俩的对话奇妙逗趣而耐人寻味。

《堂吉诃德》里历次的冒险，无非叫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境地，看到堂吉诃德一些新的品质，从他的行为举动，尤其和桑丘的谈论里，表现出他的奇情异想，由此显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对堂吉诃德已经认识渐深，他的勇敢、坚忍等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学识使人钦佩，他受到挫折也博得同情。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部里，有时把堂吉诃德作弄得很粗暴，但他的嘲笑，随着故事的进展，愈变愈温和。

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呢？从他主观出发，可说他是个悲剧的主角。但主观上的悲剧主角，客观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闹剧角色。塞万提斯能设身处地，写出他的可悲，同时又客观地批判他，写出他的可笑。堂吉诃德能逗人放怀大笑，但我们笑后回味，会尝到眼泪的酸辛。作者嘲笑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笑自己。

作者已把堂吉诃德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正如桑丘是个少见的傻子，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傻，或自己承认和他有相像之处。堂吉诃德不是怪物，却是典型人物；他的古怪只增进了他性格的鲜明生动。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近四百年了，还不断地有人在捉摸这部小说里人物的性格。

本书系根据一九五二年马德里版《西班牙古典丛书》（Clásicos Castellanos）中弗朗西斯戈·罗德利盖斯·马林的编注本第六版翻译，并参照两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译文通体校订一遍。

我先物色得胡安·包蒂斯塔·阿巴叶-阿塞（Juan Bautista Avalle-Arce）编注的《堂吉诃德》（1977年马德里版），听说是权威性的新版本。阿巴叶-阿塞在他的《导言》第一节《版本》里，提出了版本问题上的一个新发现——英国新出了傅洛瑞斯（R.M.Flores）的一篇论文：《〈堂吉诃德〉第一部马德里第一、第二版的排字工人》（The Composito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adrid Editions of“Don Quixote”，Part I）（1975年伦敦版）。傅洛瑞斯指出：一六〇五年马德里出版的《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第一版，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但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各按自己的习惯排印；原稿已失，同年马德里印行的第二版按第一版排印，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处。因此，阿巴叶-阿塞认为一六〇五年马德里印行的《堂吉诃德》第一部，只有第一版可靠。他的编注本除了个别例外，严格按照第一版，只把古老的缀字法、音符、标点等加以现代化。第一版上有些极明显的错字、遗漏和排错的章目等，都保存原貌，只在注释里加以说明。

接着我又得到穆里留（Luis Andrés Murillo）编注的《堂吉诃德》（1983年马德里版）。这是个更新的版本。穆里留在《前言》里也提到傅洛瑞斯的那篇论文，但他认为论文对于统一版本的缀字法很有价值，至于怎样修补第一版上那些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就没多大贡献。他的编注本主要依据两种旧版，其一就是我翻译时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至于注释，他认为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而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他。

我把这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对比着做了一番校勘，发现马林本也是依据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他五处采用第二版的改易，都注出充分理由（如作者本人的修改）。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有一点较大的不同，那就是关于灰驴的事。据一六〇五年《堂吉诃德》第一部的马德里第一版，桑丘的灰驴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已丢失，却没有说明怎么丢的。直到四十六章才又提到灰驴，也未说明怎么又找到的。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二版上，作者在第二十三章里补上灰驴被窃数节，又在第三十章里补上重获灰驴数节。可是作者补上灰驴被窃后，只改了随后“桑丘横坐驴背”一句和同一章里“桑丘照常骑驴跟随”一句，此外另有几处桑丘骑在驴上，都没有改掉，因此造成灰驴已失而桑丘仍复骑着灰驴的谬误。两种新版本保存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的原貌，只把作者添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上的几节加在注里。但是《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四章里批评《堂吉诃德》第一部时，明明说：“毛病是灰驴还没出现，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按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灰驴莫名其妙地丢失以后，直到灰驴莫名其妙地重又出现，桑丘一次也没有骑上他的灰驴。如果不把作者的改笔添在正文里，作者在第二部里自认的毛病就没有根据了。马林本按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二版，补上作者本人的修改，而在注里说明他的疏失。我细细斟酌，觉得马林这样处理比较妥当。

阿巴叶-阿塞和穆里留不知是否受了那篇英国论文的影响，似乎太拘泥于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了。那第一版上，二十九章和三十章互换了章目，穆里留也未更正，只加注说明。阿巴叶-阿塞本倒是更正了。他还把那第一版上的cubren一字按第二版改为criban，这大约就是他所谓“个别例外”。但是这个错字既然改得，其他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在充分的证据前，为什么不能修改呢？我这次重订，仍旧按照马林的编注本。

杨绛

一九九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