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多极亚洲的复杂性促使各政权——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必须借助软实力来处理对外事务。软实力是指通过非暴力手段引导出相关各方均能满意的结果的能力。这些手段需要上述各方付出有形和无形的代价。8

在古代亚洲，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表示政治效忠是其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初唐统治者就曾以这种方式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唐朝建立、发展的外部环境。一些亚洲政权在与唐或其他政权交往时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目的是创造一个能让它们顺利实行对外政策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政治效忠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对于弱小的政权来说，向强权宣誓效忠不失为一种良策，可以避免与强权发生冲突，获得其军事援助，从双边关系中获取文化、经济利益。不仅如此，这个举措并不简单地使一方成为赢家，另一方成为输家，它是一场能使双方通过不同的方式同时受益的“非零和”游戏。名义上的宗主国可以通过接受朝贡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声望，而朝贡国则能获得军事援助、保护和物质回报。唐与新罗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最好的实例。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在地理位置上比高句丽和百济距长安更远。高句丽和百济与新罗为敌，时常阻拦新罗派往唐廷的使节，意图干扰新罗通过引进唐朝的文化和制度以自强的计划。但新罗还是设法与唐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新罗在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并苦苦抱怨高句丽和百济阻挡了新罗派往长安的朝贡使。新罗巧妙运用软实力，最终使唐廷相信，在唐征服高句丽的大计中，新罗将是忠实的盟友。唐廷决定支持新罗，介入朝鲜半岛的纷争。唐远征军在660和668年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新罗面对强大的唐朝，巧妙运用软实力，实现了自身的利益。

“多重效忠”是弱小势力运用软实力的另一种方式。它们夹在区域强权之间，不得不设法限制和平衡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势力。为了自保，它们往往审时度势改变效忠对象。最终在云南建立南诏国的南诏部落就是一例。

从七世纪五十年代到710年前后，唐和吐蕃激烈争夺云南地区的控制权。当地主要部落大都站在吐蕃一边。但六大部落——六诏——中实力最弱的南诏却选择坚定不移地支持唐朝。南诏的忠心终于在712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回报，当年第四代南诏首领被唐廷封为“郡王”。他和他的继承人在唐的默许和支持下吞并了其他部落，在735年建立了南诏国。但是，南诏和唐不久之后就反目成仇。南诏企图向云南东部扩张，而该地区已经部分处在唐廷的控制之下。激烈的战事随之而起。南诏君主害怕遭到唐朝的报复，遂在751年与吐蕃结盟。他接受了吐蕃封号，并正式宣布南诏成为吐蕃的一部分。

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的奢华生活方式。唐廷决定培养其他政权统治阶层对唐朝生活方式的仰慕之情，期望他们能出于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支持与唐廷维持亲密的政治关系。9为达到这个目的，唐廷允许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接触唐文化。他们能够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不仅是外国使节，其他外国人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经唐廷批准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外国商人则可以在首都、边境市场或港口经商。

唐朝独特的软实力在亚洲受众很广，对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它们效仿唐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将唐朝的许多因素植入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之中。甚至连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者和知识界、政界精英也受唐朝软实力影响，渐染华风。10唐与四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文化隔阂。

然而，四邻虽然推崇、引进、吸收唐朝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却未必因此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例如，唐廷常以华夷观念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辩护。其他政权的一些君主不仅拒绝承认唐廷的这一论调，还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否定了唐廷设想的以唐朝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上述意识形态发端于四世纪末至六世纪末。当时一些游牧部落占领了华北，并建立了几个区域性政权。11大致在同一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12日本13也开始了争取地方统一的历史进程。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应运而生。这是由于竞逐霸权的各方都需要借助“权力中心论”来证明自身权力的正统性，以彰显自己相较其他竞争对手的优越性。以高句丽为例，它在四世纪初开始扩张，至五世纪末，其势力范围已经涵盖朝鲜半岛北部、百济、新罗、扶余（位于松花江流域）和肃慎（位于今中国东北）。414年为高句丽君主和受命统治扶余的高句丽官员竖立的石碑上，刻有“恩洽于皇天”“恩养普覆”“天下四方” 等体现“权力中心论”的字句。14此外，在“权力中心论”的引导下，一些政权视四邻为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属国”，构建起自己的“小帝国”。新罗即为一例。虽然它对日本和渤海国都没有实际控制权，但还是视其为自己的属国。15

“权力中心论”对这些政权的对外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拒绝对唐言听计从，与唐的来往也主要是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例如，初唐时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虽然向唐遣使纳贡，接受唐朝册封，但其真实意图是在朝鲜半岛争夺霸权时赢得唐朝的支持。他们从未在言辞上对唐的天下秩序表示异议，但绝不会执行任何有损自身利益的唐廷指令。新罗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成为朝鲜半岛的霸主之后，随即反对唐军继续在半岛驻扎，但同时依然维持着与唐的外交关系。新罗多次遣使赴唐，寻求机会加强文化联系，保持贸易往来。位于中国东北的渤海国曾一度与唐为敌，并在数十年间向突厥称臣纳贡。它后来恢复了自主地位，唐廷没有质疑，并与之建立了正常的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促使日廷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摆脱唐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日本也与朝鲜半岛的邻居一样，将国家利益置于国家意识之上，避免公开挑战唐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与唐交往时，试图把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区分开。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日廷巧妙运用外交辞令，淡化了呈递给唐廷国书的“中国中心论”色彩。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想损害与唐朝的官方关系，而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关系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16更有甚者，突厥、回鹘、吐蕃和南诏等强邻都曾要求唐朝不得以“属国”对待它们，而唐出于不得已，有时只能在交往中与它们平起平坐。

由此可见，文化、制度的借鉴是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唐试图利用文化吸引力影响四邻的对唐政策，而四邻作为文化的吸收者，则根据自身情况对从唐朝输入的观念加以改造，形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抗拒唐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7四邻以自身的“权力中心论”为荣之时，就是唐廷丧失国际秩序话语垄断权之日。唐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唐朝是亚洲大陆的权力中心，此后却风光不再。亚洲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