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慧琳：《一切经音义》，1737年本，卷73，5页下；卷99，3页上。关于鵽，见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台北：大化书局，1982年，卷10，2649页；许慎：《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卷4上，8页下；丁度：《集韵》，693、694页；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卷5下，18页上—下。据郝懿行，鵽也被称为“沙鸡”。对鵽的相关讨论，见蔡鸿生：《突厥方物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158—159页。

2关于《旧唐书·五行志》的编撰和内容，见Denis C.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1992），pp. 223—224。

3《旧唐书》，卷37，1368页。《宋史·五行志》也有关于鵽的记载，见脱脱编撰：《宋史》，卷64，1409页；《新唐书》，卷215上，6043页。关于“突厥雀”，见李昉：《太平广记》，卷139，1009页。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有关沙鸡的故事，见Timothy Brook，Vermeer’s Hat（New York，2007），p. 121，p. 137。

4慧琳：《一切经音义》，1737年本，卷73，5页下。

5《通典》，卷198，1074页。对突厥起源这一复杂问题的相关考察，见Peter B. Golden，“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Turk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Turkic Peoples”，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ed. Victor H. Mair（Honolulu，2006），pp. 138—143；Yamada Nobuo，“The Original Turkish Homeland”，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9（1985），pp. 243—246；Peter A. Boodberg，“Three Notes on the T’u-chüeh Turks”，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ed. Alvin P. Cohen（Berkeley，1979），pp. 350—360。

6《唐会要》，卷72，1302、1306页。

7令狐德棻编修：《周书》，卷50，907页；魏征等编修：《隋书》，卷84，1863页。另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12页。

8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首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修订载林斡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68页。另见Chauncey S. Goodrich，“Riding Astride and the Saddle in Ancient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4，no. 2（1984），pp. 279—306。关于马鞍和马镫的讨论，见Robert Drews，Early Riders（New York，2004），p. 5，p. 162。关于隋唐时期使用的武器，见Yang Hong ed.，Weapons in Ancient China（New York，1992），pp. 246—259。

9《新唐书》，卷217下，6147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99，13页下。

10汉代的匈奴首领在战斗中就曾使用过鸣镝，见《史记》，卷110，2888页。鸣镝在唐朝的使用情况，见《文苑英华》，卷459，3页上。有关鸣镝的讨论，见Benjamin E. Wallacker，“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histling Arrow”，Oriens，11，nos. 1—2（1958），pp. 181—182。

11615和617年发生过这样的战例，见《旧唐书》，卷63，2399页；《资治通鉴》，卷192，6046页。

12关于玄奘的英文研究，见Sally H. Wriggins，Xuanzang：A Buddhist Pilgrim on the Silk Road（Boulder，1996）；Kahar Barat，The Uygur-Turkic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Bloomington，2001）。

1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27页。

14突厥军队以组为单位，十人为一组。中军的士兵为可汗的侍卫队（“侍卫之士”），左右翼的士兵来自突厥及其从属或被征服部落（“控弦之士”），先头部队的士兵主要是中亚人（汉文史料称之为“柘羯”）。有关突厥军事组织的讨论，见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259页。柘羯为精兵，在唐朝的军事行动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关讨论见Edwin G. 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ung Pao，41（1952），pp. 317—356，p. 34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9—30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汇编》，1930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修订重印，卷4，296—303页。有关突厥军事战术的简要讨论，见Gerard Chaliand，From Mongolia to the Danube，translated by A. M. Berrett（New Brunswick，2004），p. 23。

15有关突厥军队阵型和战术的更多细节描述，见《旧唐书》，卷56，2280页；卷195，5198页。

16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四库全书》本，卷上，2页上。其他游牧民族，例如汉代的匈奴、南北朝的拓跋和鲜卑，也使用过同样的战术，见《史记》，卷110，2879、2892页；魏收：《魏书》，卷24，609页。对温大雅的研究，见Woodbridge Bingham，“Wen Ta-ya：The First Recorder of T’ang Histo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57（1937），pp. 368—374。关于温书的成书时间和真伪问题，见罗香林：《〈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接下页） （接上页）《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15—46页；福井重雅：《〈大唐創業起居注〉考》，《史観》63、64合册，1962年，83—88页；Howard J. Wechsler，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New Haven，1974），pp. 19—22；Denis C.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pp. 38—42。

17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106页。

18Andrew Eisenberg，“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T’oung Pao，83，nos. 4—5（1997），pp. 300—328，p. 300，p. 317.

19这是因为在突厥政治体系的顶层，可汗的男性亲属与可汗分享权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资格通过横向继承取得汗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前引书，301、325页。突厥可汗为了政体的稳定性，在610年后大幅减少了突厥部落首领中拥有“小可汗”头衔的人数，见Michael R. Drompp，“Supernumerary Sovereigns”，in Rulers from the Steppe：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ed. G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Los Angeles，1991），p101；Andrew Eisenberg，“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p. 310。

20阙特勤碑文有关于唐朝这一策略的明确记载：“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接下页） （接上页）了成为可汗的可汗。”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22页。此碑文的英译见E. Denison Ross，“The Orkhon Inscription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5，no. 4（1928—1930），p. 864。这段文字的修订英译见 Chaliand，From Mongolia to the Danube，p. 30。还可参考耿世民的中译，见氏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22页。另见柴田武：《オルホン碑文の発見と研究》，《東洋學報》第31卷第3号，1947年，79—103页。关于碑文的详细研究，见Even Hovdhauge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rkhon Inscriptions”，Acta Orientalia，36（1974），pp. 55—82。另见菅沼愛語：《唐玄宗「御制御書」闕特勤碑文考——唐·突厥·吐蕃をむぐる外交關係の推移》，《史窓》第58号，2001年，329—339页。

21关于唐与突厥关系，见Jagchid Sechin and Van Jay Symons，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Bloomington，1989），pp. 69—71；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Cambridge，1989），pp. 140—150；Larry W. Moses，“T’ang Tribute Relations with the Inner Asian Barbarian”，Essays on T’ang Society，ed. John C. Perry and Barwell L. Smith（Leiden，1976），pp. 61—89；傅乐成：《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275—292页；護雅夫：《突厥と隋·唐兩王朝》，《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Ⅰ》，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161—223页；Chaliand，From Mongolia to the Danube. pp. 30—33；Re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trans. Naomi Walford（New Brunswick，1970），pp. 80—120；William Samolin，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London，1964），pp. 59—71。有关突厥的汉文史料的研究，参考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22柔然，汉语也作茹茹。柔然也见于希腊史料中，有关希腊史料记载的突厥与柔然的交往，见G. A. Macartney，“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1（1943—1946），pp. 266—275。

23一里大致相当于三分之一英里。

24令狐德棻编修：《周书》，卷50，909页；《通典》，卷197，1069页；《旧唐书》，卷194上，5153页；《唐会要》，卷94，1687页；《资治通鉴》，卷185，5792页。

25有关中国和突厥关系的记载见《旧唐书》，卷194上、下；《新唐书》，卷215上、下。其中唐与东突厥关系的相关章节有德文译文，见Liu Mau-tsai，Die Chinesischen Nacht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T’u-küe）I—II（Wiesbaden，1958）。有关西突厥及广泛的相关补充资料的法文翻译，见Édouard 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T’oung Pao，5（1904），pp. 1—110。另见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与西突厥相关的汉文原始文献资料的文本研究，见岑仲勉：（接下页） （接上页）《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关于突厥汗国的分裂，见Denis Sinor，“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Türk Empir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 Denis Sinor（Cambridge，1990），pp. 305—308；Peter B. 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Wiesbaden，1992），pp. 134—141。

26关于突厥君主名号的详细研究，见Volker Rybatzki，“The Titles of Türk and Uigh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44，no. 2（2000），pp. 205—292。

27这些旗帜相当于唐朝的官印，表明持有者在突厥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作为突厥君主之臣属的身份，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0页。有关突厥旗帜的讨论，见大原良通：《八世紀中葉における吐蕃の対南詔國政策》，《日本西蔵学会会報》第48号，2002年，110—116页。

28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3页上—下。

29Howard J. Wechsler，“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181—182；黄约瑟：《略论李唐起兵与突厥关系》，《食货月刊》第16卷第11—12期，1988年，14—25页。

30有关这一事件的讨论，见刘健明：《隋代政治与对外政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242—246页。

31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页下—2页上。

32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9页下—10页上；《资治通鉴》，卷183，5734—5735页。

33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1页上—下；《资治通鉴》，卷184，5737—5738页。

34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2页下。

35同上书，卷上，12页下—13页上。在这条记载中，李渊用“此胡”称突厥始毕可汗。这个词的英译是“this barbarian”，以表达李渊对始毕措辞强硬的来信的愤怒之意。除了“胡”，史料中也使用“夷”“狄”“戎”“蛮”“蕃”等字。不过，这些字并不总如英文的“barbarian”一词那样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当代学者应该避免笼统使用英文“barbarian”。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Christopher I. Beckwith，Empire of the Silk Road（Princeton，2009），pp. 320—355；Michael R. Drompp，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Leiden，2005），pp. 172—175。尽管不加区分地使用“barbarian”一词有欠妥当，笔者却不会对这个词弃而不用。准确翻译上述六个称呼，应考虑使用这些称呼的具体语境。当唐朝与四邻和平相处时，唐朝君臣把这些称呼当作中性词用在书面语或口语中。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称呼最好根据情况翻译为“non-Chinese”“foreigners”“aborigines”“aliens”。当然，唐朝官员有时会谴责其他政权君主的逾矩行为或无理要求，他们仍然会用上述六个词中的一个来指其他政权的君主及民众，但此时这个字显然带有贬义。

36魏征等编修：《隋书》，卷84，1873—1874页。相关讨论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48—150页。

37这两个称号中的“杨”字指隋朝皇室姓氏，所以这两个称号的含义是“平定隋朝的可汗”，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97—99页；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接下页） （接上页）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22页。

38渔阳（今天津蓟州区）的高开道、河间（今河北河间）的窦建德、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也都曾臣服于突厥，不过史料并未详细记载他们的突厥封号，见《隋书》，卷4，89页；《旧唐书》，卷54，2234—2243页，卷55，2245—2248、2251、2252—2256、2256—2257页，卷56，2280—2281、2282—2283页，卷57，2301—2302页；《新唐书》，卷85，3696—3703页，卷86，3705—3708、3711—3713、3714—3715页，卷87，3730—3732页，卷88，3745—3746页，卷92，3804页，卷251上，6028—6029页。关于这些突厥称号的讨论，见Michael R. Drompp，“Chinese‘Qaghans’Appointed by Turks”，T’ang Studies，25（2007），pp. 183—202。

3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50页。

40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3页上—下；《册府元龟》，卷7，6页下；《资治通鉴》，卷184，5738页。陈寅恪认为，裴寂、刘文静二人与突厥合谋逼迫李渊反隋并向始毕称臣，见氏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104页。但是，没有文献证明他们此时曾与突厥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接触当发生在刘文静作为李渊的使节出访始毕之后。

41《旧唐书》，卷57，2292页；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3页下—14页上。

42《隋书》，卷1，15页。

43初唐统治者曾通过道教崇拜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相关讨论见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唐代研究论集》第2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407—416页；傅乐成：《李唐皇室与道教》，《唐代研究论集》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95—100页。

44气贺泽保规认为，突厥统治者推崇白色是因为当时道教在突厥的传播，见氏著：《〈大唐創業起居注〉の性格特點》，《鷹陵史学》第8号，1982年，64—70页。即将造访李渊的突厥使者康鞘利即为一例。他在太原期间下榻兴国玄坛，每次经过殿堂时都会参拜老子像，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下，18页上。

45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下，14页上—下。《资治通鉴》的校勘者，元人胡三省认为，混用绛旗和白旗表示李渊不再绝对忠于隋廷，见《资治通鉴》，卷184，5738页。陈寅恪不同意此说，认为李渊此举表明他并不绝对服从突厥，见氏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101—102页。笔者认为，李渊此举是一种“模糊策略”。对此时的李渊来说，符合其最大利益的举措是，不公开反叛隋廷，同时诱使隋廷和突厥相信，他对双方至少还保持着部分的忠诚。有关李渊军队用白旗的记载，另见彭定求：《全唐诗》，卷426，4689页。

46费子智对李渊的刻画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李渊“才智平庸，性格软弱”，见C. P. Fitzgerald，Son of Heaven（Cambridge，1933），pp. 32—33。

47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3页上—下；《旧唐书》，卷57，2292页。

48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19页上。关于李渊是否曾决定向突厥称臣，学界一直有争议。陈寅恪和薛宗正对此持肯定看法，但李树桐和牛致功持反对意见，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97—100页；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03—205页；李树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唐史考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240页；牛致功：《唐高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25—26页。笔者支持陈氏的看法。始毕可汗同意以兵马援助李渊，答应不再袭击太原，并命令其他割据首领效法的先决条件是，李渊承认其君主的地位。李渊除了向突厥称臣别无他选。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做出称臣突厥的决定过程中李渊的实际作用。原始材料将李渊刻画成一个胁从者，做出该决定的首脑人物是李世民及其主要谋士刘文静。笔者认为这些描述切实可信，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事件的后续发展，刘文静在唐征服突厥后即被草草处决，而李世民则竭力将当初称臣突厥的决定归咎于自己的父亲，见《通典》，卷197，1069页；《旧唐书》，卷67，2480页，卷194上，5153页，《新唐书》，卷215上，6028、6035页；《唐会要》，卷94，1687页。另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69—70页；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6页。

49对此次战役的研究，见David A. Graff，“The Battle of Huo-I”，Asia Major（3rd series），5，pt. 1（1992），pp. 33—55。

50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下，17页上—下；《资治通鉴》，卷184，5741、5749页。

51香火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乃至当一方结婚时，其他兄弟不仅前来庆贺，还会与新娘共度一夜。而按照突厥的习俗，新郎不能因此妒忌他的香火兄弟。见崔令钦：《教坊记》，240—241页；《资治通鉴》，卷191，5992页。陈寅恪认为李世民和突利结过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陈氏进一步指出，结盟的时间是在李渊与李世民进军大兴城之时，而且李世民的母亲有游牧民族血统，这也是他能够建议与突厥结成香火兄弟，并被接纳的原因，见氏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107、108页。还可参考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3页。实际上李世民还能讲一口流利的突厥语，见Chen Sanping，“Succession Struggl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ng Imperial Hous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ies），6，no. 3（1996），pp. 379—405。有关“点烛焚香”的其他记载，见李延寿：《北史》，卷6，213页，卷89，2944页；李百药：《北齐书》，卷32，430页；赵翼：《陔余丛考》，卷43，21页上。

52《旧唐书》，卷58，2315页；《新唐书》，卷83，3642—3643页。

53《旧唐书》，卷55，2246页。

54《资治通鉴》，卷186，5822页；《新唐书》，卷86，3708页。

55《旧唐书》，卷55，2247页；卷194上，5155页；《新唐书》，卷215上，6029页；《资治通鉴》，卷185，5786—5787页。

56有关这一外交斡旋的讨论，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54—161页。

57对这一时期突厥对外政策的讨论，见Andrew Eisenberg，“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p. 313，p. 319；林恩显：《唐朝对回鹘的和亲政策研究》，《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期，1970年，259—290页。

58关于义成公主与几位可汗的婚姻，见魏征等编修：《隋书》，卷84，1872—1873页；《旧唐书》，卷194上，5154—5155页；《新唐书》，卷215上，6029页。

59依突厥传统，可敦可以参与军政事务，见《旧唐书》，卷194上，5177页；《资治通鉴》，卷182，5698页；《册府元龟》，卷990，20页下。

60《旧唐书》，卷63，2399页；《新唐书》，卷101，3949—3950页；《册府元龟》，卷990，20页下。

61魏征等编修：《隋书》，卷36，1113页；《旧唐书》，卷54，2239页；《新唐书》，卷85，3700页；《资治通鉴》，卷187，5853页。反唐势力聚集在隋皇室，特别是萧皇后周围。630年，当时唐朝已经立国十二年有余，仍有忠于隋朝的人与萧皇后秘密往来，见《新唐书》，卷215上，6035页；《资治通鉴》，卷193，6071页；《册府元龟》，卷41，11页下—12页上。

62魏征等编修：《隋书》，卷59，1444页，卷84，1876、1884页；《通典》，卷197，1069页；《新唐书》，卷215上，6029—6030页；《资治通鉴》，卷187，5853页，卷188，5878页。对该傀儡政权的讨论，见石見清裕：《突厥の楊正道擁立と第一帝国の解体》，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別冊第10集，1983年，135—144页，137—140页。

63窦建德即为一例，见《旧唐书》，卷54，2239页；《新唐书》，卷85，3700页；《资治通鉴》，卷187，5853页。

64《旧唐书》，卷55，2253页；《新唐书》，卷86，3712页；《资治通鉴》，卷187，5850页。

65《旧唐书》，卷194上，5154页；《资治通鉴》，卷188，5884页；《册府元龟》，卷973，10页下。

66《旧唐书》，卷1，11页，卷55，2254页；《新唐书》，卷1，14页；《资治通鉴》，卷188，5882—5883页。

67处罗可汗为控制上述地区，命令他的儿子郁射设率领其从众一万余户迁徙到黄河河套以南地区，见《新唐书》，卷215上，6029页；《册府元龟》，卷990，20页下；《资治通鉴》，卷188，5885页。郁射设后代阿史那哲有碑文，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93页。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57—161页。

68例如，郭子和就是另一位与突厥交恶的反叛首领。张长逊也投降了唐廷，见《旧唐书》，卷56，2282页；《新唐书》，卷92，3804页；《资治通鉴》，卷188，5894—5895页。关于唐与突厥关系这一新发展的论述，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68—174页。

69《旧唐书》，卷56，2280页；《新唐书》，卷87，3731页；《资治通鉴》，卷188，5895页。孝文帝是拓跋首领，在493年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有关梁师都的生平，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617—63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no. 2（2004），pp. 117—153，pp. 126—127。

70《旧唐书》，卷56，2280页；《资治通鉴》，卷189，5895页；《新唐书》，卷87，3731页。

71《旧唐书》，卷62，2379页；《资治通鉴》，卷189，5912页；《唐会要》，卷94，1688页。

72《资治通鉴》，卷190，5968页；《册府元龟》，卷126，17页上。

73《旧唐书》，卷62，2380页；《唐会要》，卷94，1688页；《资治通鉴》，卷189，5911页。其他史料记载，颉利可汗与唐军交战几次后便撤退了，见《旧唐书》，卷194上，5156页；《新唐书》，卷215上，6030页。《资治通鉴》，卷190，5955页的一条史料记载，郑元璹指太宗和颉利是“昆弟”，以此为由劝说后者弃战。但是，太宗似乎只与突利结成过这种兄弟关系。

74《旧唐书》，卷1，15页；《资治通鉴》，卷191，5991页。

75《旧唐书》，卷2，29页；《资治通鉴》，卷191，5989页；《册府元龟》，卷19，15页上，卷57，7页下。

76《旧唐书》，卷194上，5154页；《新唐书》，卷215上，6029页。艾安迪称这种继承方式为“横向模式的继承方式”。他指出，这一模式的产生是出于在统治阶层不同派别成员间分配权力的需要，以便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见Andrew Eisenberg，“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p. 312。

77《旧唐书》，卷194上，5156页；《资治通鉴》，卷191，5991—5993页；《册府元龟》，卷19，16页上—下。对《旧唐书》这条史料的研究，见吴玉贵：《〈旧唐书〉勘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259页。

78《通典》，卷197，1069页；《旧唐书》，卷194上，5156页；《新唐书》，卷215上，6031页；《唐会要》，卷94，1688页；《资治通鉴》，卷191，5989—5993页。对《通典》所载此次事件的文本研究，见吴玉贵：《〈通典·边防典〉证误》，《文史》2005年第1辑，173页。

79对这一事件的最新研究，见 Andrew Eisenberg，“Kingship，Power，and the Hsüan-wu men Incident of the T’ang”，T’oung Pao，80，nos. 4—5（1994），pp. 222—259。但是，崔瑞德不赞成作者的主要结论，见Denis C. Twitchett，“How to Be an Emperor：T’ang T’ai-tsung’s Vision of his Role”，Asia Major（3rd series），4，nos. 1—2（1996），pp. 1—102，pp. 11—12，note 16。

80泾州太守罗艺是太子的亲信。李世民在长安发动政变，必定使罗艺对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从而无法有效地在泾州组织备战防御工作。见 Andrew Eisenberg，“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pp. 321—322。

81《旧唐书》，卷2，30页。刘餗：《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4页。这些精锐骑兵是柘羯的粟特人。关于柘羯，见《通典》，卷197，1070页。

82《通典》，卷197，1070页；《旧唐书》，卷194上，5157页；《新唐书》，卷215上，6033页；《资治通鉴》，卷191，6019—6020页。有关太宗时唐与突厥关系的更多详情，见Howard J. Wechsler，“T’ai-tsung（reign 626—649）：The Consolidator”，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188—241，pp. 219—224。

83《旧唐书》，卷194上，5157页。以下对执失家族的讨论基于执失善光的墓碑碑文，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489—490页。有关此碑以及初唐执失家族的研究，见石見清裕：《突厥執失氏墓誌と太宗昭陵》，载《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东京：汲古書院，2007年，364—374页。

84Charles O. 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1985），“上大将军”。

85关于突厥的官职体系，见《旧唐书》，卷194上，5153页。

86《资治通鉴》，卷191，6020页。关于此次谈判以及唐与突厥的停战协议，见牛致功：《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55—62页。

87此人为安元寿，系凉州粟特商人安兴贵之子。在七世纪初，粟特人多充当唐与突厥的中间人。617年以始毕可汗之名到太原与李渊谈判的康鞘利就是粟特人。相反，安氏家族成员则为唐效力。安兴贵在唐与突厥的战争中立下战功，受到唐廷嘉奖，被任命为右卫将军。他在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前就为其效力，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因此功被封为右千牛备身。安兴贵死于683年，特令陪葬昭陵，只有极少数官员曾经享有如此的皇恩与荣耀。安氏家族与突厥阵营中的粟特人关系密切，这使得安修仁在初唐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接下页）（接上页）定作用。625年，突厥颉利可汗表达了归降唐朝的意愿，安修仁与鸿胪卿奉命前往可汗牙帐。见《旧唐书》，卷67，2479页；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272页；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37—49页。有关安修仁的研究，见山下将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団——天理図書館蔵『文館詞林』「安修仁墓碑銘」残巻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0号，2005年，73—76页；《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第7号，2004年，67—69页。安氏家族与突厥阵营中粟特人的关系似乎也使太宗认为，在自己与执失思力见面时应该让安元寿在场，见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24—325页。

88《旧唐书》，卷2，30页，卷194上，5157页；《资治通鉴》，卷191，6019页。

89例如，思力曾护送萧皇后到唐都。在唐击败颉利可汗后，思力作为唐朝使者，成功地说服了颉利的残部向唐投降。七世纪六十年代高宗发兵攻打高句丽时，思力率领突厥和薛延陀部落协助唐军行动。见《通典》，卷197，1070页；《新唐书》，卷110，4116页；《资治通鉴》，卷193，6072页。

90《通典》，卷197，1070页；《资治通鉴》，卷191，6019页。这段引文的英文释（接下页）（接上页）义，见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221 BC to AD 1757（Cambridge，1989），p. 144。关于这段文字的文本分析，见吴玉贵：《〈通典·边防典〉证误》，《文史》2005年第1辑，149—184页，174页。

91刘餗：《隋唐嘉话》，94页。

92后来发生的两次事件暗示二人之间确实有约定。626年阴历九月，颉利献给太宗三千匹马及一万只羊。630年阴历三月，颉利被活捉后带到长安，太宗以“自渭水曾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为由赦免了他，见《旧唐书》，卷2，30页；卷194上，5159页。

93《旧唐书》，卷2，30页。有关此桥位置的讨论，见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24—125页。

94“轻骑”身穿盔甲以保护自己，但是坐骑没有护具。

95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见John Masson Smith Jr.，“Áyu Jālūt：Mamlūk Success or Mongol Fail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4，no. 2（1984），pp. 307—345，pp. 335—336。

96《旧唐书》，卷194上，5158页；《资治通鉴》，卷191，6020页。

97《旧唐书》，卷67，2479页；《新唐书》，卷93，3814页。

98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70页；《旧唐书》，卷67，2480页。此段的英译见Sechin Jagchid，and Jay Symons Van，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89），p. 70。

99《旧唐书》，卷82，2761—2765页；《新唐书》，卷233上，6335—6339页；《唐会要》，卷63，1093—1094页；《册府元龟》，卷556，14页下—15页上，卷562，8页下—9页下、14页上—下。

100《旧唐书》，卷194，5153—5154页。此句中的“赏赐”二字，实为高祖向突厥进献的贡物。另见《新唐书》，卷215上，6033页。

101《资治通鉴》，卷187，5858页。

102《册府元龟》，卷991，11页下。

103《唐会要》，卷94，1688页；《新唐书》，卷215上，6032页；《资治通鉴》，卷191，5996页。

104《旧唐书》，卷2，30—31页。

105同上书，卷68，2507页；《资治通鉴》，卷193，6065页。

106《旧唐书》，卷62，2380页，卷194上，5159页；《资治通鉴》，卷192，6064页。

107《通典》，卷197，1070页；《旧唐书》，卷194上，5159页；《新唐书》，卷215上，6034页；《唐会要》，卷94，1689页；《资治通鉴》，卷192，6037、6049页。

108《旧唐书》，卷61，2369页，卷69，2524页；《资治通鉴》，卷193，6067页。

109处罗之子阿史那杜尔就是一例，见《旧唐书》，卷109，3289页。其他的例子见《旧唐书》，卷57，2300—2301页，卷109，3290页；《资治通鉴》，卷193，6066页。

110《资治通鉴》，卷192，6035页。有关苑君璋的生平，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617—63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no. 2（2004），pp. 117—153，pp. 129—132。

111《旧唐书》，卷194上，5160页，卷199下，5350页；《资治通鉴》，卷192，6049—6050页。

112《资治通鉴》，卷192，6049页，卷193，6067页；《册府元龟》，卷991，4页下。

113《旧唐书》，卷56，2281页；卷69，2517页。

114《旧唐书》，卷199下，5344页；《资治通鉴》，卷193，6061、6065页。有关薛延陀的崛起及其在东突厥灭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见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50—56页。

115《通典》，卷197，1070页；《旧唐书》，卷194上，5159页；《唐会要》，卷94，1689页；《资治通鉴》，卷193，6065页。

116《通典》，卷197，1070页；《旧唐书》，卷67，2479—2480页；《新唐书》，卷215上，6035页；《唐会要》，卷94，1689页；《资治通鉴》，卷193，6070—6072页。关于这次战役的讨论，见David A. Graff，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New York 2002），pp. 186—188。另见他的“Strategy and Contingency in the Tang Defeat of the Eastern Turks，629—630”，in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500—1800），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Leiden，2002）pp. 33—71。

117《旧唐书》，卷67，2480页；刘肃：《大唐新语》，106页。关于唐朝军事力量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中起到的有限作用，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211—214页。

118关于唐朝战略战术的讨论，见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104—114页；《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50—58页。关于李世民使用骑兵追击的论述，见David A. Graff，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pp. 174 —178。

119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2页下。

120《资治通鉴》，卷192，6022页。

121孙子曾说：“穷寇勿追。”见吉天保：《孙子集注》，《四库全书》本，卷7，42页上。此句的英译见Ralph D. Sawyer，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Boulder，1993），p. 171。

122《资治通鉴》，卷247，7971—7972页。

123有关采用这一策略的战役的记载，见《通典》，卷148，776页；《资治通鉴》，卷200，6306页。

124李靖或许是首位讨论这种辩证关系的唐将，见《通典》，卷154，813页。

125《旧唐书》，卷194上，5162—5163页；《新唐书》，卷215上，6037—6038页；《唐会要》，卷73，1311页；《资治通鉴》，卷193，6077页。唐代史料记载，一百余位突厥部落首领获得了“都督”称号，位列五品或五品以上，他们还享有参加朝会的特权，见《通典》，卷197，1070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503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Pan Yihong，“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Nomads”，Asia Major（third series），5，no. 2（1992），pp. 61—77；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09—147页。

126《资治通鉴》，卷193，6077页。

127《资治通鉴》，卷194，6103—6104页。

128《旧唐书》，卷194上，5161页；《新唐书》，卷215上，6039页；《唐会要》，卷94，1689页；《资治通鉴》，卷195，6146页。

129《旧唐书》，卷194上，5161—5162页，卷199下，5344页；《唐会要》，卷94，1689—1690页；《资治通鉴》，卷195，6148页。有关阿史那思摩家谱的研究，见鈴木宏節：《突厥阿史那思摩系譜考》，《東洋學報》第87卷1号，2005年，45—50页。

130《旧唐书》，卷194上，5164页；卷199下，5344页。

131《旧唐书》，卷199下，5345页；《册府元龟》，卷996，15页下—16页上。

132《旧唐书》，卷3，53页；《册府元龟》，卷125，14页下—15页上，卷985，11页下—13页下。

133《旧唐书》，卷199下，5345—5346页；《资治通鉴》，卷196，6177页；《唐会要》，卷94，1696页；《册府元龟》，卷974，12页上，卷978，22页上—23页上。

134《通典》，卷199，1080页；《旧唐书》，卷199下，5346页。

135《旧唐书》，卷199下，5347—5348页；《资治通鉴》，卷198，6237—6239页。

136《旧唐书》，卷194上，5167—5169页；《新唐书》，卷215上，6044—6047页；《唐会要》，卷94，1691—1692页。更多讨论，见Denis C. Twitchett and Howard J. Wechsler，“Kao-tsung（reign 649—683）and the Empress Wu：The Inheritor and the Usurper”，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242—289，pp. 286—287；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221 BC to AD 1757（Cambridge，1989），pp. 145—150。关于汉文史料中有关东突厥汗国资料的研究，见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37默啜的军队于713、714、715年袭击了唐朝在天山北麓的军事基地北庭，见《旧唐书》，卷103，3187页，卷194上，5172页；《新唐书》，卷105，4029—4030页，卷133，4543页；《资治通鉴》，卷211，6696页。有关这些袭击的论述，见内藤みどり：《突厥カプガン可汗の北庭攻撃》，《東洋学報》 第76卷第3—4号，1995年，27—57页。

138《唐会要》，卷73，1310—1311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4，113—114页；《旧唐书》，卷93，2982页；《新唐书》，卷111，4152页。

139Denis C. Twitchett，“Hsüan-tsung（reign 712—756）”，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333—463，pp. 435—437.

140《旧唐书》，卷194下，5181页；《通典》，卷199，1077页。有关突厥在西域扩张的讨论，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277—280页。另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203—207页；嶋崎昌：《西突厥と唐朝の西方進出》，载江上波夫编：《中央アジア史（世界各国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6年，391—398页；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223—247页；大澤勝茂：《隋·唐初、西域少数民族の興亡——波斯·粟特·西突厥·大食の動向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文化研究》第14号，2007年，91—106页。对西域绿洲国家相关汉文史料的研究，见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边防七·西戎三〉要注（上）》，《文史》2006年第1辑，139—160页。

141西突厥还攻击了拔悉密。对该事件的讨论，见内藤みどり：《突厥による北庭のバスミル攻撃事件》，《東洋学報》 第81卷第4号，2000年，1—31页。

142《旧唐书》，卷194下，5181页，卷198，5312页；《通典》，卷199，1077页。

143《史记》，卷23，3168页。还可参考Yü Ying-shih，“Han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 C. — A. D. 220，vol.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Cambridge，1986），pp. 377—462，pp. 409—411。有关汉代与匈奴关系的讨论，见Thomas J. Barfield，“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no. 1（1981），pp. 45—61。

144《旧唐书》，卷199下，5182页；《新唐书》，卷217下，6143页。对葛逻禄和西突厥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讨论，见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449—451页。

145《资治通鉴》，卷193，6061、6082页。关于西伊州的设置，见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8—25页。

146《资治通鉴》，卷193，6086页。

147《旧唐书》，卷194下，5183页；《新唐书》，卷215下，6058页。

148“羁縻”是将统治边远地区的人比喻为驾驭牛马，意思是控制这些人就如同给牲畜系上缰绳（羁），戴上辔头（縻）一般。对“羁”的解释，见史游：《急就篇》，《四库丛刊》本，48页上。

149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西州的形势》，《东洋文化》第68号，1988年，69页。

150魏征等编修：《隋书》，卷83，1847页。

151同上书，卷4，83页。

152《旧唐书》，卷3，41页；卷198，5294页；《资治通鉴》，卷193，6083—6084页。

153《旧唐书》，卷198，5294、5301页；《册府元龟》，卷985，8页上—9页上；《资治通鉴》，卷195，6146页。还可参考Zhang Guangda，“Kocho（Kao-ch’ang）”，in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A. D. 250—750，vol. 3 of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edited by Boris A. litvinsky and Zhang Guangda（Paris，1992），pp. 303—314。

154《旧唐书》，卷198，5295页；《资治通鉴》，卷195，6146页。

155《资治通鉴》，卷195，6150、6156页。另见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247—248页。

156《旧唐书》，卷198，5295页；《新唐书》，卷221上，6221页；《资治通鉴》，卷195，6154页。

157《旧唐书》，卷198，5296页；《新唐书》，卷221上，6222页。

158《旧唐书》，卷109，3289页；《新唐书》，卷110上，4115页；《资治通鉴》，卷195，6146页。

159《新唐书》，卷215下，6060—6061页；《册府元龟》，卷119，15页上。

160《旧唐书》，卷4，70页，卷194下，5186页；《新唐书》，卷3，54页，卷110，4119页，卷281，6154页；《资治通鉴》，卷199，6277页；《册府元龟》，卷986，2页下，卷997，12页下。

161《旧唐书》，卷4，74页；《新唐书》，卷3，56页。

162《唐会要》，卷944，1694页；《资治通鉴》，卷199，6283页。

163《册府元龟》，卷964，8页上；《资治通鉴》，卷200，6294页。

164《旧唐书》，卷4，75页。

165同上书，卷4，75—76页。

166同上书，卷83，2777页。

167同上书，卷83，2777—2778页。

168《唐大诏令集》，卷102，473页。

169《旧唐书》，卷83，2781页。

170《册府元龟》，卷973，12页下。

171《册府元龟》，卷986，5页上。

172同上书，卷964，8页上；卷973，13页上；卷986，4页下—5页上。

173《旧唐书》，卷215下，6062—6063页；《册府元龟》，卷986，4页上。

174《资治通鉴》，卷200，6310—6311页。

175唐朝向这些地区的扩张，得到了吐火罗和萨珊波斯王朝遗族的帮助，相关讨论见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06—108页；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00—105页。

176对回纥的民族构成及地域范围的讨论，见Colin Mackerras，trans. and ed.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744—840（Columbia，1972），pp. 320—328；田村実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64年，20—25页。对唐和回纥关系的研究，见Colin Mackerras，“The Uighur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ited by Sinor Denis（Cambridge，1990），pp. 317—342；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pp. 150—161；Jagchid Sechin and Van Jay Symons，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pp. 156—161；Michael R. Drompp，“Late-Tang Foreign Relations：The Uyghur Crisis”，in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Victor H. Mair et al.（Honolulu，2005），pp. 368—370。另见羽田亨：《唐代回鶻史の研究》，《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巻（歴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57年，157—324页；傅乐成：《回鹘马与朔方兵》，《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305—317页；Denis Sinor，Geng Shimin，and Y. I. Kychanov，“The Uighurs，the Kyrgyz and the Tangut（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4，edited by M. S. Asimov and C. E. Bosworth（Paris，1998），pp. 191—197。

177《旧唐书》，卷195，5196页；《新唐书》，卷217上，6112—6113页。

178有关回纥接受的唐朝头衔及自创的称号，见张广达：《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26—232页。

179《新唐书》，卷217上，6113页。有关唐与回纥之间驿道系统的讨论，见严耕望：《唐通回鹘三道》，《大陆杂志》第1期，1985年，1—15页。

180《旧唐书》，卷195，5197页；《新唐书》，卷217上，6113页。

181《新唐书》，卷217上，6114页。

182《旧唐书》，卷195上，5198页；《资治通鉴》，卷213，6779—6780页。

183《旧唐书》，卷195上，5198页；《资治通鉴》，卷215，6856、6860页。唐和回纥交往的编 年史，见Colin Mackerras，“Sino-Uighur Diplomatic and Trade Contacts（744—840）”，Central Asiatic Journal，13（1969），pp. 215—240。另见傅乐成：《突厥大事系年》，《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227—273页。

184对此次叛乱发起者的研究，见Howard S. Levy，Biography of An Lu-shan，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no. 8（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0）。

185《旧唐书》，卷121，3478页；《资治通鉴》，卷218，6998页，卷219，7005页；《册府元 龟》，卷979，14页上—下。对回纥助唐平叛动机的讨论，见Ablet Kamalov，“Turks and Uighurs during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Shih Ch’ao-yi（755—762）”，Central Asiatic Journal，45，no. 2（2001），pp. 243—253。

186《旧唐书》，卷195，5199—5200页。

187《资治通鉴》，卷220，7034页。英译见Colin Mackerras，trans. and ed.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744—840，pp. 18—20。

188《旧唐书》，卷195，5203页；《新唐书》，卷217上，6116页。

189《旧唐书》，卷195，5199—5200页。

190《新唐书》，卷51，1348页；卷217，6120页。还可参考Christopher I. Beckwith，“The Impact of the Horse and Silk Trade on the Economies of T’ang China and the Uighur Empire：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34，no. 2（1991），pp. 183—198；Sechin Jagchid，“The Uighur Horse Trade during the T’ang Period”，in Gedanke und Wirkung：Festschrift zum 90. Geburtstag von Nikilaus Poppe，edited by Walter Heissig and Klaus Sagaster（Wiesbaden，1989），pp. 174—188；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57—171页；Herrlee G. Creel，“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in his 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Chicago，1970），pp. 160—186，pp. 179—181。

191《旧唐书》，卷195，5200—5201页；《新唐书》，卷217上，6116页；《资治通鉴》，卷220，7059页。有关唐与回纥和亲的讨论，见林恩显：《唐朝对回鹘的和亲政策研究》，《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期，1970年，259—290页。

192《旧唐书》，卷195，5203页。

193《资治通鉴》，卷222，7140—7141页。

194《旧唐书》，卷195，5207页。

195同上书，卷195，5207页；《新唐书》，卷217上，6121页。

196《旧唐书》，卷195，5205—5206页；《新唐书》，卷217上，6119—6120页；《资治通鉴》，卷223，7147—7150，7159—7160，7176—7177页。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见Charles A. Peterson，“P’u-ku Huai-en and the Tang Court：The limits of loyalty”，Monumenta Serica，29（1970—1971），pp. 423—455。另见他的“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 and late Tang”，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490—491。

197《旧唐书》，卷195，5208页；《新唐书》，卷217上，6121页；《资治通鉴》，卷226，7282页。

198《新唐书》，卷217上，6121页；《资治通鉴》，卷226，7288页。

199回鹘于814年立的石碑记录了他们在762年参与平叛的经过，见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8—110页。

200《资治通鉴》，卷233，7501—7504页；《册府元龟》，卷979，16页下。还可参考Michael T. Dalby，“Court Politics in late T’ang Times”，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608—610。

201《旧唐书》，卷195，5208—5209页；《资治通鉴》，卷233，7515页。

202《唐会要》，卷98，1746页；《册府元龟》，卷979，17页下。

203Hilda Ecsedy，“Uighurs and Tibetans in Pei-t’ing（790—791 A. D.）”，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17（1964），pp. 83—104.

204《新唐书》，卷217上，6126页；《资治通鉴》，卷235，7568页。

205《旧唐书》，卷195，5213页；《新唐书》，卷217下，6130—6311页；《资治通鉴》，卷246，7946—7947页。

206《新唐书》，卷217下，6131页；《资治通鉴》，卷246，7952—7955页。对此次事件的讨论， 见Michael R. Drompp，“The Uighur-Chinese Conflict of 840—848”，in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500—1800），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Leiden，2002），pp. 73—103。

207《旧唐书》，卷195，5214—5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