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与中国特色

博物馆学作为一个专业，在国外很多大学开设，并有关联的专业课程。中国的复旦大学等也有博物馆专业了。通常是把它放在文物考古或艺术管理院系中，还有放在历史学院、文博学院里的。中国的博物馆专业的基础理论来自西方的博物馆学，虽然能够涵盖博物馆历史和发展中的若干专业问题，但博物馆是千差万别的，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博物馆的体制、运营都不尽相同。中国的博物馆问题尤其特别，基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博物馆更具有中国特色。

在博物馆管理上，这几年我反复提起建立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学的问题，我现在招了博物馆学的博士，希望基于此做一些专门研究。自1912年到2019年，中国的公立博物馆走过了107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基于西方博物馆的基本方式，是拷贝过来的，是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也是基于教育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于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们的前辈，包括康有为、蔡元培等前贤，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推动教育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提出建立中国的博物馆。

2010年11月7日，“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暨第25届全体大会”在上海举行

关于博物馆学研究以及博物馆的实际运作，我们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渐渐有了自己的经验，找到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更大规模地发展博物馆事业。在这个时期，博物馆宣教功能的强化，很大程度上来自苏联的经验，苏联博物馆宣教功能的植入，改变了我们原来运营博物馆的方式，我们在博物馆展览中更多强化阶级斗争，强化为政治服务，在此基础上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历史发展的分期方法，用相关的文物来阐释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视野更加宽阔，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发展的成就以及他们的经验，我们开始吸收西方博物馆的管理方法，有了一些专门的杂志翻译西方博物馆的理论研究及个案研究等，获得了西方博物馆学方面的知识。当我们回头看中国博物馆的时候，管理中很多方面与西方博物馆学的知识和理论是不一致的，这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是基于现阶段中国很多具体的问题而提出的，我们难以全面接受西方博物馆学的全部内容。我们要加以改造，必须融入中国经验以及中国国情来开创中国的博物馆学。

现在大学里开设的博物馆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和博物馆的中国特色是脱节的，因为大学里所教的基本是西方博物馆学的内容。我想有待时日，博物馆发展得更完善，博物馆学的中国特色更鲜明，更系统化，尤其基础理论的系统化会带动整个博物馆学的建立，这需要一个过程。

博物馆学的中国特色，其一是基于中国的社会体制而建立的。其二是由体制决定的经济来源。国有博物馆的经费是由国家统一负责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全额拨款的博物馆并不多见，像荷兰国家博物馆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私有化改造，国家基本上不管。法国的很多国有博物馆，国家只给三分之一经费，罗丹博物馆甚至是没有国家经费的。在美国，绝大多数博物馆不属于国有的史密森学会，也就是说，没有国家的经费支持。史密森学会旗下的国有性质的博物馆也并不是全额拨款的。因此，很多博物馆馆长主要的使命是筹集经费，他可能并不关注具体藏品的征集，也不关心具体某一个展览，而是游说在商贾之间。其三，中国博物馆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博物馆的馆长有些来自党政部门，有些来自考古机构，大到经费安排、人员进出，小到展览策划、藏品征集、教育组织、宣传推广等，事无巨细都得管。西方很多博物馆的馆长不管那么多。其四，基于这种体制有很多问题。我们在藏品的征集方面，因为依赖于政府投入，规划性比较强，有年度经费的预算，如果一年收藏经费是1000万元，是很难突破的；如果年度经费是500万元，突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藏品需要1000万元，但只有500万元，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是所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西方博物馆也有大致的年度经费预算，但灵活性比较强，因为它一般是由基金会支持，遇到重大事情会通过基金会筹资来获得藏品。同样的原因，我们年度的展览经费也有预算，没有预算，展览就办不成；预算也难以突破。西方国家的展览策划时间比较长，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有，但中国的展览一般是按年度计划的，策划和展览时间都短，也跟年度经费有关系，今年的预算，今年得做完。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馆长（中）是从美国招聘来的，2012年9月在新西兰惠灵顿设宴招待中国国家博物馆代表团

策划时间和展览时间与展览的品质有着必然的关联，我们的效率更高，西方国家效率偏低；但是，他们的规划性强，前期准备的时间长，这也是一个不同。

在人力资源上面，中国的特色是博物馆馆长由相应层级的政府任命，国外的博物馆馆长大多数是由基金会任命的。国外博物馆的馆长是国际化的，可以全球招聘。中国是区域性的，一般来说，在省级博物馆中，比如天津的博物馆很难聘上海的博物馆人来做馆长，上海的博物馆也很难聘天津的博物馆人来做馆长。国外的情况不同，英国的V&A上一任馆长马丁先生就是全球招聘的，从德国来的。马丁曾经负责与国博合作“启蒙的艺术”展览，他之前在德国的馆长位置上比较稳当，可是，与V&A相比，人往高处走。所以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馆长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美国馆长的工资比英国馆长的工资高，美国博物馆的中层也比英国中层的工资高，所以，有人愿意去美国。也有人愿意去大英博物馆，虽然大英博物馆的工资低，但是愿意到那里工作。人员的流动与工资有关系，但也可能更多的是由兴趣爱好等因素决定。比如有人就愿意在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或者有人原来在史密森学会旗下的博物馆工作，却愿意到私立博物馆去。一个人原来是一个部门的研究员，可是一家小馆空缺一位主任，他可能会到那里去做主任，从而在管理方面有所作为，哪怕馆小一点也无所谓。这与人员的发展规划有关系，这种人员流动是基于需求，基于可能性，而不是基于体制。比如国内某省级博物馆一位很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想到上海博物馆工作，首先要有上海户口，可能还要有体制内的人事关系，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坎。在人事方面，是国家层面上的招聘，还是制度内的流动，还是其他因素，很复杂。比如湖北荆州博物馆的人员想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这是调动，要看有没有武汉户口，看人事关系和人脉，看级别，等等。馆长是处级的，而你是副科级的，就不能到处级的博物馆做馆长，除非得到提拔。人事部门要看级别，这就是中国特色。

国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际上的流动性比较大，中国博物馆的管理者流动性很小，不能说没有，但小到几乎是个案，因为我们很少有人在这个馆工作，自己想调到那个馆，而是通过招聘的方式来实现的。博物馆没有形成一种用招聘的方式来解决人才流动问题的机制，比如说这个单位要招聘学术部主任、研究部主任，或者是要招收藏部主任，往往是在本馆遴选。收藏部正主任退休了，副主任接替，或者是在部门里面换一个，不存在全中国招聘一个收藏部主任的情况。馆长也是这样，馆长退休了，不可能招聘一个新馆长，而是由上级主管的行政部门来任命。这种中国特色会影响整个博物馆的运营和管理，以及博物馆的面貌。而在大多数基层单位，存在着事业编制与临时聘用的人事关系，基层干部的任用往往是在事业编的人员中提拔，临时聘用人员就不可能获得升迁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才的发现和利用。

2017年5月18日，在油灯博物馆（常州）开馆仪式上，与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馆长签署两馆合作协议

2018年9月9日，作者与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画家沈嘉蔚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展览上合影

这对上层的决策来说可能基于很多方面的考虑，如财政预算、人事管理、干部管理等，因为博物馆管理体制和政府运作的体制是关联的，所以，不可能局部改变。因此，面对中国博物馆界的现实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只能是积极努力，小步慢行。

本文根据2018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2011年4月2日，“启蒙之对话”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图为德国三大馆的馆长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的馆长

↑2012年7月1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纪念建馆100周年，举办了中外博物馆馆长论坛

↑2013年1月31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出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精品展”开幕式。2017年3月1日，坎贝尔因财政赤字4千万美元宣布辞职

↑2014年9月19日，作者与法国尼斯亚洲博物馆馆长合影。他从该馆建馆到现在一直担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