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压力与慢性应激让孩子筋疲力尽

无论是生活中的琐事，还是像家庭成员因车祸去世这样的巨大创伤，压力总是存在于孩子的生活中。在正常情况下，孩子的大脑和身体可以适应周围纷繁复杂的环境，并且能够尽量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大部分因素被神经学家称作积极应激（positive stress）。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会努力理解和整合一些压力来源，比如像消防队员灭火那样应付紧急事件；学习艰深的新技能；从事故中恢复过来；接纳生活中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我们可以从积极应激中学会坚强和理解，获得新的力量和目标。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压力对我们是有意义和帮助的，也不会让我们感到迷失。

与之相反，消极应激（negative stress）则需要我们非常小心地对待，特别是与孩子相关的状况。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指出，“如果压力不断持续，你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类压力会损耗你的免疫系统。已有研究显示，90%的疾病与压力有关”。这样的研究结果和我们知道的常识是一致的。当压力超过一定的水平，即积极应激转变为消极应激时，它就会导致3种结果：身体问题、情绪和心理问题以及人际关系问题。

●身体问题：睡眠失调、体重增加或体重减轻、疲倦、哮喘或呼吸短促、病毒和细菌感染增加、偏头痛或其他强烈的头痛感。

●情绪和心理问题：焦虑、抑郁、喜怒无常、精力分散、缺乏动机、自控力下降、滥用药物、在一些日常情境中反应过度。对立违抗性障碍（ODD）、强迫症（OCD）、注意缺陷障碍（ADD）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些疾病都可能会因为消极应激而发作或加剧。

●人际关系问题：反社会行为、争吵、污言秽语、远离人群以及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增加。

某一种消极应激经年累月的持续就可能演变成慢性应激。当我刚刚开始在卡拉、斯托尔和罗伊斯这样的家庭问题中甄别各种消极应激模式时，我就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仅仅是持续一天或一个星期的消极应激，而是全社会都助长的慢性应激，那么多的家庭和孩子又该如何承受？”从这个问题再延伸到另一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区都没有发现慢性应激在不断扩散呢？”

在进行了一些临床调查后，我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对慢性应激的科学研究

目前关于慢性应激的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

●对儿童早期关系中精神创伤的研究。这类精神创伤可能是由于父母和保姆疏于照顾或是粗暴对待所致，虐待也在其中。这样的创伤会提高皮质醇，即压力应激激素的水平，进而导致原本正常的大脑神经递质和神经通道发生“改路”。

●对育有身患严重身体残疾或慢性疾病的孩子所在家庭进行的研究。无论是患病的孩子，还是要时时保持警觉的照顾者，他们都可能会有皮质醇升高的体验，进而导致抑郁和其他一些大脑神经化学递质的问题。

当人们感受到巨大压力时，他们会觉察到和表现为：

●好像总在奔波，总是迟到，总被各种事情催促；

●承担的责任太多，手头上要办的事情太多；

●感到过度兴奋；

●变得脾气急躁；

●感到持续焦虑；

●反应过度或者神经紧绷；

●对很多小事过于担忧；

●关注负面信息，尤其是负面的自我评价和来自身边亲近之人的负面评价；

●总是想到失败和可能的灾难，感觉成功的希望渺茫；

●总是觉得不满足。

看着上述这些症状，还有之前列出的那些慢性应激症状，我意识到这些症状与卡拉以及其他很多家庭所面临的类似问题相吻合。

古里安研究所的调查结果

我请古里安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帮我找来这些家长，并询问他们真实的想法，力图弄清楚慢性应激与这些家庭之间的联系。

2005年，古里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测量这些家长的压力应激水平。我们编写了一份问卷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1 859位家长和看护人，请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等级评分：

●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作为家长感受到的支持程度；

●孩子在社会中受到保护的程度；

●作为家长和看护人，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这份调查问卷的结果非常有影响力。调查中有2/3的受访者认为“在美国，身为家长的他们缺乏支持”，感到“无能为力”，还“长期担心孩子可能会受到伤害”。对任何一个年代的人来说，担忧孩子的安全都很正常。但是，参与调查的这些家长，他们最大的恐惧并非源自躯体暴力的伤害，甚至不是来自恐怖分子或性侵犯者的威胁。超过2/3的受访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正处于一种比之前更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来自“隐性的伤害”，而不是“外显的伤害”。

比如，一位受访者写道：“我们的社会已经消除了大量对儿童的明显伤害，比如缺乏食物或住所。但是现在，那些隐性的伤害更加可怕。”对受访父母来说，隐性伤害既包括媒体的刻板成见，如纤瘦的女孩、强健的男孩，也包括媒体中的语言暴力和儿童不宜的性内容，还有日常生活中缺少家庭情感联系，以及孩子所承受的沉重社会压力。大量受访者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和家庭对我们的孩子有非常高的期望，期待他们以一种并不适合孩子天性的方式去行事，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只会让孩子们不堪重负。”

调查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3/4的受访者感到他们的孩子当下的处境要比他们自己小时候更加恶劣。其中许多受访家长成长在冷战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人认为他们随时会在核灾难中丧命，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认为孩子们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隐性伤害比核灾难还要糟糕。

这些调查结果促使古里安研究所的科研团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们试图探查家长们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与社会期待和社会压力相关的应激和焦虑感究竟是从何而来。我们查询了大量有关父母育儿过程中焦虑症状的研究文献和调查结果，发现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同类研究中最早试图确定慢性应激和家庭生活存在确切联系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调查研究试图找到普遍的父母育儿焦虑症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关系。这些同行的研究也验证了我们的调研结果。

其他同行对家庭中慢性应激的研究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一些状况，这些状况都得到了慢性应激理论的印证。2004年11月，众多来自不同大学的学校健康服务工作者发现，很多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上都有所恶化。哈佛大学的教务长、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前所长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指出，当今学生的心理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对大学的核心课程进行干预”。

心理学家哈拉·埃斯特罗夫·马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曾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指出，在许多学生健康中心，“焦虑已经取代人际关系问题，成为学生面临的首要的问题”。大约有40%的女性在其大学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饮食障碍的影响。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自杀预防小组的主任、心理学家保罗·约弗（Paul E. Joffe）跟踪研究了年轻人中危险性饮酒比例增加的现象。他发现，很多处于青春期后期的孩子“身处一个颠倒的世界，他们把狂饮到失去意识和记忆当作一种感受情感联系和活力的方式”。

显著下降的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如同之前提到的那样，我开始临床调查工作是因为很多家庭被指出“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了：那些家庭充满痛苦和折磨，是因为孩子和父母经受着慢性应激。当然，统计结果或个案报告有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一个特定的统计结果背后也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和解释。那些宣称我们的孩子比上一代人糟糕得多的言论也是不能全信的，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更出色。但是，调查研究、专家分析和个案信息显示，为了养育和保护孩子，在已形成的家庭和社会体系中存在焦虑感。考虑到这些信息，古里安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决定收集更多应激相关儿童疾病的量化数据，来看一看应激在过去两代人中增加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团队包括训练指导凯茜·史蒂文斯（Kathy Stevens）、父母项目协调人米蒂·佩德罗萨（Mittie Pedraza）、依恋关系专家帕特·克拉姆（Pat Crum），他们帮助我们处理那些既令人恐惧又极具革命性启发意义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足以说明，我们的孩子不仅表现出了与成人慢性应激同样的症状，而且从总体上看，孩子的基本心理健康状况正在显著下降。

如今，关于儿童健康的统计数据已经亮起红灯。我们需要倾听父母的心声。在研究儿童健康的科研人员和努力保护孩子的家长中，存在着最明智的一群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在报告儿童生活中的不适感，为了能够让家长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保护，我们需要逐一倾听每个家庭的情况。不论你的孩子年龄多大，他遭遇慢性应激的可能性都在持续增加。这些压力从哪里来？要保护你的孩子免受痛苦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要觉醒：不仅要意识到慢性应激本身，也要对引发应激的压力源有所察觉。除了明显的应激压力源，比如心理上的虐待和忽视，还有一些被社会潮流左右的强大力量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必须面对的。为了孩子的福祉，我们必须成为敢于变革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