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隐喻

我们来看齐鲁斗法所包含的几个隐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两位的施政纲领。在斗法之前，太公提出要“尊贤”，周公提出要“亲亲”。哪个好？相信不等聊公问完，大家就要举双手外加脚丫子赞成太公。“亲亲”两字联想开去，大约可以想到的有“任人唯亲”“封建礼教”“家族式管理”乃至“家天下”等。

但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古代来问，恐怕答案就不会这么一边倒，而可以激起一番唇枪舌剑了。我们先来看看“亲亲”和“尊贤”的象征意义。

所谓“亲亲”，乃是指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一个宗法制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来看看周公的智慧：

首先，国家元首产生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兄终弟及，比如贤人政治，比如投票选举，等等。那么最早的原始部落是怎么产生领袖的呢？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先生告诉我们：一个部落里面，总有一个打野兽打得最多或者分配食物最公平大家都信得过的人物，比如某甲，就被大家公推为部落首领，此时还是选举政治（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某甲再牛，也只能领导本部落，别的部落自有其能人在，如某乙某丙之流。三个部落组成一个联盟（方式可以有多种，比如联姻合并，比如战争兼并），公推一个更牛的，于是某甲又被推了上去；两个部落联盟互殴，决出胜者，某甲又成为胜利者……如此下去，最后各大赛区胜出者中的终极冠军，便成为天子（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

天子某甲老了，要死了，搞禅让，搞贤人政治，以自己为标准挑一个同样优秀的人把位置让给他。这实在是一个好制度，问题在于让人起了争心。

商鞅先生用他一贯刻薄而讥讽的语气说过：市场上满是兔子，但是最贪心的小偷路过，也不会多看一眼，因为这些兔子都是有主的；一只兔子在野外跑，尧、舜、禹、汤这样的大圣人也会争相来追，因为这只兔子还没主。

的确如此。此言命中禅让制度的最大要害。从古至今，很有一些人和书对禅让制度揭出所谓黑幕，说尧是被舜逼宫的，舜是被禹害死的，等等。或许不乏以今小人之心度古圣人之腹，但实有其事的可能性也不小，且能得到一些非主流史料的支持。在我们这里，某甲要老死了，继承的候选人有乙丙丁三个。谁上？谁贤谁上呗。关键问题在于——

谁贤？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武力解决。如此一来，政治继承的成本就太高了。这是“尊贤”的第一大害：考核贤能的指标过于主观，无法量化。

怎么办？我们继续看王夫之的论述：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有身在其位的人（比如大禹）谙通其道，赖在位子上不肯走，而产生了世袭制度（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制度一旦产生，经历数世，便有了惯性和惰性。后世即便有那么几个昏君暴君，也起码比无政府状态强（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

以上抄自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就是世袭制度的起源。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这确实不失为一个选择。

有人要说啦，那君主一人世袭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搞诸侯卿大夫士的全面封建世袭吧？（“封建”在这里指封邦建国，即分封诸侯搞世袭的制度）这岂非效率太低下了？

今人考虑过的事情，古人都已经考虑过了。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说今人没有思考的权利，但今人的思考必须在古人思考的结束之处展开，这是起码的负责任。

三国的时候，有位曹元首（不是外号，是人名）。说起来此人也不陌生，乃是曹操的干爷爷大太监曹腾的哥哥之后（关系还是有点远），在魏国也是位皇室宗亲。

在哪个时候当宗室也别在魏国当宗室，那叫一个憋屈，看看曹植就知道了。曹元首憋屈之余，写了篇《六代论》，大谈分封诸侯搞世袭的好处。他说：一个人搞，不如大家搞。一旦出事情，兄弟之间可以有个帮衬。他用了一个俗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扶之者众也。”不过墙倾有众人扶，墙倒自然有众人推。对于封建世袭制的这个弊端，曹元首可怜巴巴地说：“以前七王之乱，乃是因为给诸王的权太大了。如果少给一点权，断不会造反的。”分明是“大爷，您看着赏点儿吧”的口吻。

曹元首是局中人，我们请上第二位封建世袭制的辩护者，来看个局外人的说法。此人也不陌生，乃是三国陆逊之后——陆机。

陆机先生为封建制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有利于地方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用句现在的话来讲，有利于地方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陆机从人性的角度做了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人是趋利避害的，不管在官僚制度下还是封建制度下。比如某甲，在洛阳做个县令。按照太公“尊贤上功”的纲领，他最紧要的是做出业绩来。所以，洛阳老百姓的所谓幸福感、洛阳城的所谓长远发展百年大计，是不在他考虑范围内的（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他会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三年任期一到就往中央提拔了，把一堆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留给下任。

但是如果皇帝下令，封某甲为洛阳侯，情况立马不一样。侯爵可以世袭，也就是说洛阳这块地方就成了你和你的子孙的私产（当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讲洛阳只是由你代管）。这可得好好珍惜了，子孙根呀！老百姓快乐了你得好处，国家吃亏了你倒其霉（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所以世袭制对国家好处大。

到明末的时候有位顾炎武。他老先生经过对天下郡国的实地考察，虽然没有提出恢复封建制的动议，但也认为不妨使地方官员封建化，以抬高其地位加重其权力（尊令长之秩），一个县令便是五品官职。地方搞得好则不妨以世袭为奖励。这样一来，人人为己，则国泰民安（合天下之私，恰可成天下之公）。

我们再回到周公的时候。究竟是“亲亲”为核心的封建世袭制度好一点，还是“尊贤”为原则的理性官僚制度好一点？

这真的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前引齐鲁斗法的故事，出自西汉人的记载，反映的未必是西周的历史事实，而更可能是“废封建、行郡县”的周秦之变大背景下，汉代人自己的思考与纠结。如此纯粹的“亲亲”和“尊贤”，只可能存在于理论层面，而不可能出现在西周现实之中。“亲亲”之礼反映的乃是一个“差序”，即等级；而“尊贤”之法则是一个“平等”，即流动。差序和平等，孰优孰劣，不好说，得看具体的事情。而在一定的情势下如何达到两者的比例均衡，才是最关键的。

周公现在就面临着如何在西周初年精确调节两者比例，使其达到制度上的黄金分割点的问题。

非大圣贤不能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