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时之所以对苏联在战后世界将要占据的有利地位缺乏关注，取决于这样的假设，即苏联将继续与美国和英国盟友协调行动。只要大同盟保持完好，西方的政治家们便能相互保证，莫斯科作为主导性的欧亚大国不会带来威胁。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即斯大林决心确保其战后利益，而不考虑战时伙伴们的相应利益。正是这些单边主义的表现第一次在西方敲响了有关苏联意图的警钟；由此产生的不安转而引发了更深远的焦虑。
国务卿赫尔在1944年初警告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大使说：“我正日益关切……苏联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接连采取的行动。”对这一份由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所草拟的电报中，赫尔继续评述道，无论莫斯科在东欧的安全利益具有怎样的合法性——“如你所知，我们曾小心地避免，并将继续避免与苏联政府在这样的问题上发生任何争执”——但保证那些利益的单边行动“会对整个国际协作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美国人民不愿参与任何战后世界组织的规划，因为这样的组织将被视作“别的大国基于超级武力在国际领域实施单边行动的掩饰”，“最重要的是，同苏联磋商与合作的原则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下去，但苏联政府也必须推出一些与世界公众舆论相关的合作措施”。[41]
这份文件如同其他文件一样，也反映出美国政治家们开始对苏联的战后意图表示担心。美国既未挑战莫斯科决心继续保留由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签署的条约所确立的边界，也未质疑苏联在东欧保留战后势力范围的权利。它还准备在东亚作出类似的让步，以换取苏联最终参加对日作战。但是，由于罗斯福政府宣称美国参战的理由是为了保卫民族自决，它向国民承诺要把参与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作为执行该原则的手段，这就需要苏联在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时采取审慎和自制的措施。单边行动看起来可能危及均势，这不是因为允许苏联统治超出其边界的地区而造成的——苏联的统治是经同意的，而是因为这将削弱美国在战后世界采取对抗性行动的能力。这将首先引发公众的幻灭感，继而导致孤立主义的复苏。总统及其顾问们为了克服孤立主义，曾作了相当长期、相当艰难的斗争。[42]
可以委婉地说，苏联人对这些关切毫不敏感。当苏联军队在1944年挥师东欧后，立即开始打击潜在的反对力量，不只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先前敌对的国家展开，最显著的是在波兰，波兰毕竟曾一直是其盟国。该年夏末，红军在允许德国人大批杀害华沙的反共抵抗分子中表现出来的冷漠，令西方政治家们感到震惊；其间，英国和美国在巴尔干的联军控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s）代表也发现自己在制定当地的占领政策时无法发挥重要影响。[43]莫斯科认为西方的自制是虚弱的表现。哈里曼在同年9月的报告中指出：“除非我们对当前的政策提出异议，否则，种种迹象表明，在但凡涉及其利益的地方，苏联都会成为一个世界恶霸……任何一种书面协议会没有价值，除非这种协议的执行过程能够本着一种平等交换的精神并承认他国人民的利益。”[44]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做出了勇敢的努力，使斯大林注意到在东欧遵守礼节的必要性，但这几乎立即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苏联领导人将达成举行自由选举的协议，解释为可事实上对波兰和罗马尼亚实施更严控制的通行证。罗斯福在逝世前三周抱怨说：“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与斯大林做交易。他违背了他在雅尔塔所做的全部承诺。”[45]尽管有这些困难，但罗斯福并未准备放弃与苏联进行战后合作的一切可能性。但苏联的单边主义似乎使他相信，到他逝世之时，为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做的努力并未奏效；未来的对苏政策将不得不严格基于交换的原则。[46]
哈里·S.杜鲁门对此极为赞同。尽管新总统对外交事务并无直接经验，但他异常坚定地相信守信的重要性。他曾写道：“当我说我要做什么事时，我就会去做”，“或者（我）会发自内心地努力去做”。他不相信离婚，因为“你签署了契约，你就应遵守它”，这是他的性格使然。[47]他认为雅尔塔有关东欧自由选举的协定事实上是契约，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令人敬畏而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展示其坚定性，杜鲁门决心——可能比罗斯福做得更为直截了当——让苏联遵守其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样的决心，导致了新总统在上任后不到两周便严厉地驳斥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杜鲁门说：“你们若执行协议，就不会遭此责备。”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抱怨苏联没有遵守协议。他对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他们“像贫民窟中那些没有礼数的人一样”[48]。
与斯大林在波茨坦的私人会晤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鲁门的态度。斯大林唤起了他对堪萨斯市政客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的回忆，这是一个向来说话算数、可与之打交道的人。[49]“我能同斯大林交往，”杜鲁门在波茨坦的日记中写道，“他诚实，但像恶魔一样聪明。”杜鲁门为斯大林健康状况欠佳的谣言所困扰，他担心“如果乔（指斯大林）突然死亡”会发生什么，因为斯大林的可能继任者缺乏真诚。[50]之后的好几年里，杜鲁门的头脑中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与苏联的龃龉反映出苏联的内部政治问题——最常见的解释是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局的干涉，而非这位苏联领导人本人想要违背诺言。[51]
但协议要想真正奏效就必须得到执行，随着和平重现，苏联采取单边主义的事例开始增多。虽然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相当自由的选举，但仅限于这两个国家而已：莫斯科对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与从前一样严格。[52]苏联与法国一道反对在德国的苏占区和法占区实行中央经济管理；它们还武断地将德国东部领土的相当一部分划给了波兰。[53]美国统一另一个分裂国家——朝鲜的努力也失败了，因为苏联只想把它变为自己的卫星国。[54]苏联拒绝参加美国决策者认为的对战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在1945年行将结束之时，斯大林表现出强硬态势，试图利用苏联军队在伊朗北部的存在而在那里开辟另一片势力范围。[56]杜鲁门在1945年12月对他的顾问们说，他正“努力找寻达成谅解的基础，以便增强他对与苏联达成的协议能被遵守的信心”。他在处理与英国、德国和中国（尽管没有法国）的关系时有这样的信心，“但就实践契约而言，尚无证据表明苏联人是否可能改变其习惯而履行和约”[57]。
总统最初倾向于把这些困难简单地当作是沟通失败造成的；[58]根据这一解释，他授权国务卿伯恩斯再作一次努力，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以求能解决这些困难。但到那时，美国公众和国会对苏联的单边主义已经相当不耐烦了。杜鲁门对这些压力很敏感，又为伯恩斯在不咨询他的情况下便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而深为恼火，他在1946年初宣称要停止“纵容”苏联。总统后来声称，这是冲他自己说的，并非直接针对伯恩斯。他说：“除非让俄国人面对铁拳和强硬措词，否则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只懂一种语言——‘你拥有多少个师？’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再作任何妥协。”[59]
事实上，当苏联未能遵守已达成的从伊朗撤军的最后期限时，妥协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莫斯科公开对抗，并迫使苏联撤了军。[60]杜鲁门得出了恰当的结论，他在1946年3月23日与新任命的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会晤后在任命书上这样写道：“让他告诉斯大林，我曾把他当作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但驻伊朗军队在3月2日后仍停留在那里，推翻了我的这一理念。”[61]到6月时，他给赛珍珠（Pearl Buck）的信写道：“美国对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既没有不友好行动，也没有表现出不友好的姿态……但苏联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友好姿态的呢？”[62]次月，在《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发表了一系列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后，杜鲁门点名邀请他到白宫。[63]同一天他对顾问说，他“对我们被摆布感到厌烦”，“他们从这里骗取我们一点，从那里骗取我们一点”，“现在是对苏联表明立场的时候了”。[64]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总统授权在政府内部第一次对苏美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他的特别顾问克拉克·M.克利福德（Clark M．Clifford）指导此次研究的编写，并咨询了国务院、战争部、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中央情报局主任。该报告承认，两国间的协议有时易受不同解释的影响。但该报告认为，莫斯科方面有着一种不变的行为模式，那就是要么以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方式单方面地执行这些协议，要么鼓励其卫星国这样做。该报告强调，“首要责任在哪是毫无疑问的”。
该报告暗含的意思只能是：苏联无意与西方合作维持现有均势；它试图尽可能地扩张其影响，而不顾先前盟国的安全需求；在适当的时候，苏联将准备冒战争风险实现那一目标。因此，美国政策不能再基于共同利益的假设；今后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不得不转向积累足够的军队，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与此同时，一旦克里姆林宫最终改变心意，要随时准备利用可能的机会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该报告总结道：“我们希望，当他们认识到我们是强大而无法战胜的，是坚决抵抗而不会被吓阻的时候，他们最终将改变主意并与我们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案。”[65]
杜鲁门总统罢免了公开倡导对苏联采取更多和解政策的亨利·华莱士。在1946年9月24日，也就是在他解除亨利·华莱士的内阁成员职务之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收到了克利福德的报告。杜鲁门无疑是同意报告的总体结论的：在他解除华莱士职务的前两天，他在日记中抱怨道：
赤色分子、假内行以及……喜好空谈的激进分子们，认为苏联有450万军队是对的，苏联对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东北的掠夺也是对的……而认为我们在中国帮助为我方而战的朋友们却是糟透了。苏联掠夺了这帮朋友们的工厂，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苏联为获得石油而占领了波斯湾，也被看成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情。[66]
但杜鲁门没有选择用克利福德报告来为增加军事预算做辩护，他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相反，他命令将所有报告都锁到白宫保险柜里，这些报告此后就一直被束之高阁了。[67]在解除华莱士职务的第二天，他写信给前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他说：“对苏联局势信口乱说的现象很多。我们并没有想为难他们，而他们是难对付的谈判者，往往可能只想得到一英亩地但却张口要整个地球。”[68]
总统对克利福德报告中所列举的苏联单边主义表现的谨慎反应，虽反映了一种避免采取轻率和不明智行动的决心，但美苏共同利益的假设无疑已不复存在了。苏联一再漠视其前盟友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情感，到现在为止，这种做法事实上已耗尽了美国人在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对苏联的善意。几个月以来，美国领导人倾向于对克里姆林宫有所怀疑但仍做出较为宽容的决定：他们假定与莫斯科的龃龉是由误解而非利益的根本冲突所导致的，尽管相反的证据在不断增多。但这种仁慈不可能无期限地延续下去，如同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鹰停落在栖木上，它是一只有着可怕喙爪的强壮大鸟……葛罗米柯先生被派来每天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去戳它，戳它的喙，戳它的翅膀，戳它尾巴上的羽毛。鹰一直都保持着安静，但就此认为鹰的内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