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县试

县试是童生试的第一阶段，由知县组织本县童生进行考试，并按一定的数额选取，录送府试。就清代而言，童试无疑是涉及区域最广，应试人数最多，考场最为分散的考试。特别是县试，几乎是一千多个州县学在同一年内相继开考，数十万童生涌进考场。对于清政府来说，加强对考试的监管，保证童试的顺利进行，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为此，清廷在明代定制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了童试的各项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报名、审查、考前准备、考试实施、阅卷录取，乃至发案的条例。而县试正是推行这一制度的开始。

一、考前事宜

县试开考之前，须组织应试童生报名，并进行资格审查，随后将根据报名人数备办试卷。而资格审查可谓是重中之重。

1．报名与资格审查

州县考试童生，均须学政文到，方组织实施。⁽⁷⁸⁾因为县试、府试都是为院试做准备的，只有学政案临院试的时间定下，县试、府试才依次进行，故每省之内县试时间并不划一。顺治九年（1652年）定：督学文到，先期晓谕报名。⁽⁷⁹⁾各州县官接到学政行文后，先期一月出示试期，并告知报名等相关事宜。许多州县还另行颁布告示，强调考场条规，重申考场纪律，以警示应试童生。清代文献中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现举两例：

……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与考文童知悉。尔等须知，小试为士大夫进身之阶，首重品谊，次及文字。今国家既以文艺取士，须知制艺，代圣贤立言，志趣自当以圣贤自命。倘有怀挟陈言、钻营请托，无论犯法则有玷身家，即令诡遇获之，而乡里之讥评，士林之鄙笑，其辱甚于鞭挞者。况本县莅官两省，从政十年，躬校郡、县岁、科等试，历三、四届，虽襄校必藉名流，而裁定仍衷己见。⁽⁸⁰⁾

示谕应考代书知悉。闻考代书，向有陋规之说，本县断不收受。尔等各宜安心应考，止须文理通顺、字迹端正，便行录取，给与戳记。倘有藉端撞骗者，许即扭禀究治。特谕！⁽⁸¹⁾

届期，各州县署礼房受理本州县童生报名事。童生报名，须按定例，当堂亲自填写姓名、籍贯、年岁、面貌（一般需写明有须或无须），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不许假手他人，有礼房代填者，必行重责。⁽⁸²⁾童生报名，不得谎报年岁。实际上，谎报年龄的现象屡有发生。有些士子少报几岁，为的是能考未冠题（见本章第二节之“考试场次与考试内容”）；有些人则多报几岁，为的是将来乡试能获得恩赏（见第十一章第一节之“恩赏老年落第士子”）。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湖南学政李绶在院试时发现应试童生，多有册内年岁甚幼，而其人实已过四五十岁不等者，遂令各府查办，并将此情奏报。显然，这些人已用假年龄通过了县、府考试。乾隆帝赞扬了李绶的做法，并称：“此等情弊，恐各省所在不免，易为枪手顶冒，潜行假托，甚有关系。”遂令各省学政“留心详慎体察，务期弊窦剔除”⁽⁸³⁾。乾隆三十一年规定：“童生年岁不符，州县考试以及府试时，例应逐为查禁。至院考点名时，学政查其年貌大异，或有顶冒之弊，即当严为究拟。如考试实系本人，所开年岁稍有短少不符，虽无关弊窦，亦应改填确实，示以无欺。”⁽⁸⁴⁾童生报名时尚须同考五人互相保结，并取本县行优廪生保结，⁽⁸⁵⁾以保证其确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且身家清白，非倡优皂隶之子孙，方准收考。保结之廪生如与应试童生串通，隐瞒实情，查实处罚。廪生如借机勒索规礼，亦为条例所禁。⁽⁸⁶⁾

对于非本县籍之童生报名应试，亦有严格规定，不得逾限。商籍、灶籍之童生，或试于盐运分司，或于指定州县报名。商籍应试，专以商结为凭。为防止冒籍，假充子侄冒考，以及顶替、代倩诸弊，乾隆八年（1743年）规定：“遇有滥保之甲商，依不应律严治。”⁽⁸⁷⁾又，顺治十七年（1660年），准湖广平、清、偏、镇四卫赴贵州考试。康熙五年（1666年），准辽生寄籍山东者归并山东各学考试；寄籍永平者归永平府考试。⁽⁸⁸⁾四十三年，以贵州考试，人才甚少，许同省隔府之人往试⁽⁸⁹⁾。雍正九年（1731年），准江西棚民内之童生，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庐坟墓者，即在居住之州县一体考试。⁽⁹⁰⁾乾隆四年，许贵州归化已历百年之苗民与汉童一体应试。⁽⁹¹⁾嘉庆九年（1804年），准四川番民子弟有愿应试者，即于附近州县报名，汉民不得肆行阻挠。⁽⁹²⁾十年又准广西退种土司粮田之正民、杂民呈明应试，该土官不得借端阻挠。⁽⁹³⁾至此，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如湖广之苗、瑶，广东之黎、峒，贵州、广西之土官土目子弟，云南威远之彝人，四川茂州之羌民等，俱准于所在州县应童试。同治五年（1866年），准所有新迁客民在其附入各州县另编客籍，一体考试。⁽⁹⁴⁾

除上述特准考试的童生外，其他童生一律不得冒籍应试。而冒籍问题在清代已成为童试中的一大弊端，屡禁不止。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巡抚范承谟曾针对应试资格分析了士子冒籍跨考的原因：“盖人之必欲冒籍，或因问拟罪犯，本地难容；或系劣行黜生，条例难复；或出身下贱，图他郡之不知；或才学低微，希小邑为易取。”⁽⁹⁵⁾每当报名时，常有当地童生群起攻冒籍，⁽⁹⁶⁾阻止他人报考，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府试、院试时。如乾隆八年（1743年），江苏镇江府定于九月二十八日府试，“溧阳县童生于点名给卷之时，忽有众童指童生蔡士荣系另籍冒考，环请斥逐”。实际情况是，“蔡士荣自河南移住，历年已久，在溧办粮，与入籍考试之例相符”。当知府陈中荣将此情告知众童生后，“仍抗违不遵，坚欲册内除名”，且“阻挠喧嚷”，影响了考试的正常进行。⁽⁹⁷⁾因此，严禁冒籍，一直是童试中的重要内容。为防止冒籍者参加考试，除采取童生五人互结、廪生保结等措施外，清代还创立了一项新的制度，即审音制度。自县试始，以至府试、院试，均有审音之举。

审音，即通过问话，核对报考童生的口音，以判定是否为本州县人。这项制度，自康熙以来，在各地童试中普遍推行。康熙四十年（1701年），礼部议准：“广西省土官、土目子弟，有愿考试者，先送附近儒学读书，确验乡音收送。如试官竟自收考，及土官禁遏典试者，该抚题参，交部严加议处。”⁽⁹⁸⁾这是为照顾土司子弟入学，防止他人冒籍而采取的措施，显然，“确验乡音”是最为简便易行的。乾隆时期，由于严禁科场弊端，各地对审音也较为重视。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西学政刘跃云考试宁都州时，“查出口音不同宁都州文童曾昌辅”，除“将该童扣除”，又发交宁都州知州严查，“枷示”⁽⁹⁹⁾。山东学政赵佑在考试济南府历城童生时，发现“口音不类山东”的童生郭一诚，经“严加诘问”，该生承认系山西人，“顶替历城童生翟勉姓名入场冒考”⁽¹⁰⁰⁾。五十一年，广东学政平恕在考试广州府时，发现“有东莞童生曾天衢语音不符”，亦“照例惩治”⁽¹⁰¹⁾。五十二年，山西学政童凤三在组织童生试时亦表示，“钦遵圣慈训诲，不敢稍有懈怠”，“倘有形迹可疑，语音不对之人，立即严行跟究”⁽¹⁰²⁾。

清代审音最严者，当属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大兴、宛平二县，地居辇毂之下，为贤才聚集之所，是以大兴、宛平二县入学率多外省入籍之人。缘本童之祖、父，或因经商而寄籍，或系仕宦而卜居，因而子侄得以援例考试”⁽¹⁰³⁾。由于入籍者多，故冒籍者亦众。最初审音，由大兴、宛平二县的知县负责办理，然二县往往草率从事，甚至有包庇纵容之情，因此有许多人得以冒籍入学。针对这一情况，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规定：嗣后审音不详，或审出不据实呈报者，分别以降级、革职论处。⁽¹⁰⁴⁾要求虽然严格了，但实际效果并不佳。雍正九年（1731年）议准：“顺天考试童生，例由大兴、宛平二县严加审音，的系本籍童生，然后造册，由府送院。嗣后由府尹不时稽察，如该县视为具文，朦胧申送，照徇庇例议处。”⁽¹⁰⁵⁾后因顺天府尹无暇兼顾，乾隆四年（1739年）又将府尹不时稽察改为府丞专管审音事，且定：“嗣后考试，仍令该学政严饬该教官、廪生等，于应试童生，务逐一认识，出具保结，该县及该府丞于府、县考之前详加审音。”⁽¹⁰⁶⁾由此，二县县试之审音由知县负责，府试由府丞专管。十年，顺天府府丞郑其储奏报，大兴、宛平额进生员，冒籍者居多，宜彻底澄清。工部右侍郎励宗万亦以大、宛二县审音不力，奏请特派大臣一二员，或满洲御史一二员，协同审音。这两个奏折都引起了清廷的重视，礼部议复时认为，严格审音，势在必行，但“审音向专责大、宛知县及府丞，今以两县童试特派大臣，似非政体”，因此稍作变动，提出“应于府试时，该府丞移咨都察院，奏派满、汉御史各一员，会同审音。乐舞生，令知县、教官一体审音。声音不合，究出冒籍情弊，将本生、廪保，照变乱版籍律治罪，受财、计赃从重论；申送之知县，照徇庇例议处；教官婪赃者，计赃定罪”，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¹⁰⁷⁾由此，专设审音御史成为定制。四十二年，以冒籍大、宛二县者多为南省人，特规定：“嗣后考试大兴、宛平二县童生，其审音之汉御史籍隶南省者毋庸开列。”⁽¹⁰⁸⁾以示回避。由于所派之审音御史亦有惧招嫌怨，不实力稽查者。嘉庆十二年（1807年），礼部遵旨议定：“学政衙门于审音时仍令御史详加查核，如有假冒，即行严参，该管官不实力稽查，仍照例议处。”⁽¹⁰⁹⁾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更做出严格规定：“有冒籍大、宛犯案者，先将廪保斥革，审讯有无受贿，分别治罪，永远不准捐考，并将审音御史查取职名，照例议处。”⁽¹¹⁰⁾审音之推行，一直到清末。其间亦有成效，如嘉庆十九年，大、宛两县童试，斥逐冒籍者一百余名。⁽¹¹¹⁾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冒籍问题与童试相始终。

2．备办试卷

报名审查后，各州县即根据应试人数，由礼房备办试卷。顺治九年（1652年）定：“生童试卷，各照定式置办，不许长短不齐。卷面三圈，上圈书府、州、县，中圈，生员书廪、增、附、青、社及武生，童生填文、武童，下圈书习某经。接缝处，上用提调、下用儒学各印钤盖。”“卷面加浮签，书姓名，粘第三圈下，旁留少许，以备填坐号。”⁽¹¹²⁾

制办试卷，须向应试童生收取卷价（即试卷价格费）。清初以来，童试期间书吏人等之饭食及杂费，不入正项奏销之内，皆取于卷价，因此很多地方之书吏等贪得卷费，而该管官又招立卷户，明索高价，以致苦累生童。为此，雍正十一年（1733年）规定：“嗣后府州县以及院试，无论大中小学，每本试卷定价三分，令该提调官自行办置，不许再招卷户。其纸价工费之外，盈余卷价即为办事书吏人等饭食之费。若再立卷户，仍前增价，查出照例参处。”⁽¹¹³⁾乾隆二年（1737年），因安徽应试童生有完纳卷价之陋规，所收卷价用于修葺考场及补学政之养廉，特颁上谕：“着将生童交纳卷价一事永行禁止，毋使不肖官员及吏胥人等，借名苛索，致滋扰累。”⁽¹¹⁴⁾然禁而不止，“江苏等属卷价浮多，有贵至一钱及二三钱不等者，寒士未免拮据。此皆由书役舞弊巧取，该管官不行查察之所致”。因此，十一年有旨，“着该督抚、学政等通行各属，嗣后童生府州县以及院试卷价，仍依雍正十一年部定之例，毋得违例多取。如有仍蹈前辙者，着该督抚查出，分别究治”⁽¹¹⁵⁾。实际上，条例所定，地方多不遵行，仍以各种方式多取卷价。如湖北宜城县，“县、府试，每名卷费钱一百文”⁽¹¹⁶⁾。尚有府州县于考试时多印试卷，并不按名给卷，惟听吏胥重复收取卷价，为敛钱之具，以致一人重卷至三四倍、五六倍之多，极易滋弊。乾隆十七年议准：着该学政严饬各府州县，考试时若重卷至数十名、数百名之外，即会同督抚题参，以肃功令。⁽¹¹⁷⁾

二、考试的组织与实施

县试的组织与实施，包括考场的安排、童生入场的相关规定、考试场次及考试内容的确定等。同时，对考场纪律也有严格的要求。这是因为士子参加科举，自县试始。因此，培养士子遵纪守法的习惯必须从童试起。县试的具体组织工作由本县长官（散州、厅试则由州、厅长官）负责，而所管府之长官及本省学政亦有监管之责。

1．考场之安排

各州县童生报名投卷（即交纳卷价费）具结后，即按公示之试期进行考试。为防止同府异县间的骑考、重考现象，顺治九年（1652年）定：童生入学，每府各州县约定一日同考。⁽¹¹⁸⁾对于这一规定，各地执行不一，往往各行其是。因此，各省学政多有督促执行者。如乾隆时，安徽学政赵佑即详定章程，强调：“各提调严饬所属，不论地方远近，人数多寡，务照定期，各县同日正考。勿任托故前后参差，以杜两地骑考、重考之弊。”⁽¹¹⁹⁾由于各地的考场条件不同，因此在考场的安排上某些地区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建巡抚陈宏谋奏报，福建“因各属考棚窄狭，一县童生分场考试，是以一人先后冒考”，应令一县合为一场，“则人各领卷，不能分身，其弊自绝”。至二十三年，御史刘龙光再奏此事，礼部议准：嗣后各省考试童生，“一县务并一棚，不得分场叠考；其两县同城，亦照此例办理”⁽¹²⁰⁾。遂成定制。

县试之考场，如有专供考试之用者，称试院，或称考棚。清初，仍沿袭明代之状况，各州县多未设考棚。每届试期，或试于县署，商籍试于盐运分司署，或试于孔庙明伦堂，诸童应试者，大多自带几案，⁽¹²¹⁾拥挤不堪，或借他地为考场。总体而言，县试考场是比较简陋的。许多州县的状况为“冬遇风雪，笔冻不能作字”，“夏日暑雨，上淋下湿”，可谓艰辛。每有书吏、胥役“藉以牟利”，如孝感县，每届试期，他们在县署“自堂皇戒亭至仪门，画地张幄或蓬席，仅蔽风日，列长凳短椅于其间，应试者先期议其值，曰买坐”，否则只能在外拥挤。⁽¹²²⁾县试为士子发轫地，竟简陋如此，故有官员、士民主动捐资设试院。⁽¹²³⁾康熙以后，各地州县即有陆续创建试院者，考试条件有所改观。⁽¹²⁴⁾

2．入场点名

童生入场时，按照条例规定，应点名领卷，且由保结廪生当场识认，然后按卷面所印坐号入场归座。然各地州县考试，或因报名人多，或囿于考场狭窄，或因州县长官草率从事，多不点名，童生领卷后蜂拥而入。亦有童生“不遵知县点名，径自哄然杂进”⁽¹²⁵⁾，造成考场秩序混乱。为阻止违纪童生，竟有州县向营汛借兵，以维持秩序，反被世人讥笑。⁽¹²⁶⁾为严肃考场纪律，雍正十一年（1733年），礼部议定：“府州县考试童生，原有点名定例，嗣后府州县有徇情滥纵，不肯点名，及地方豪绅劣衿有倡纵闹场之处，该学政访闻，即会同该督抚指名题参。”⁽¹²⁷⁾其后，各省学政亦多颁训士条规，要求县试童生遵守点名领卷之制，“果有仍前抗顽不服，点名领卷，擅闯门堂，立即逐出”⁽¹²⁸⁾。然直至清末，在一些州县，正场点名之条文仍旧是形同虚设。⁽¹²⁹⁾

清廷规定点名领卷入场，既有维持考场秩序的需要，更有防止枪冒、顶替之弊的作用。因此，点名的同时，保结廪生必须当面识认。然而枪替之弊一直是清代童试中的突出问题，其严重程度要远远超过乡试。这也是清代童试的一大特点。早在顺治九年，礼部即提出，童试中“更有一种冒名顶替、换卷代笔之徒，尤属伤风败类，宜倍加严查重治”⁽¹³⁰⁾。雍正十三年（1735年），严定枪代处罚例，代笔、雇倩、包揽之人，均发烟瘴地方充军。⁽¹³¹⁾定例，充军以极边四千里为限，并刺面“烟瘴改发”⁽¹³²⁾四字。乾隆八年（1743年）又定：“应试童生，有一人诡捏数名及借顶他人姓名入场，其有干于枪手、冒籍诸弊者，审实自应依枪手、冒籍定例，从重问拟。”⁽¹³³⁾防止枪手入场，认保廪生当场识别一环至关重要。然总有廪生并不到场，识保一节有名无实。乾隆二十九年规定：“府州县考前，教官先将廪生预造一册，申送府州县，于点名时将廪生亲到与否，填注册内，申学政查核。”⁽¹³⁴⁾条例虽严，然以身试法者多有。如乾隆四十八年秋，新任江西学政李绶到任，“甫及半年，仅考过五府，而拿获生童枪冒等弊，前后已有十案”⁽¹³⁵⁾。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积惯随棚枪手”⁽¹³⁶⁾，以为谋生之道。乾隆五十七年，四川学政戴均元考试成都府时，查出“希图入场枪替”三案。⁽¹³⁷⁾嘉庆二十年（1815年），因顺天府考试童生，“有不肖廪保串通学书门斗，设立私局，包揽顶替枪代等弊”，特颁上谕：“着交顺天学政饬属严查，如有前项情弊，立即严拏究明实据，将廪保从重惩处，以肃考试。”⁽¹³⁸⁾然而，嘉庆皇帝的上谕并未能杜绝枪替之弊。至道光初，顺天大兴、宛平二县，“有本童毫无学业，雇倩能文之人，自县试、府试，以至院试、覆试，皆系一人顶替，而本童则潜匿家中，坐候衣顶，并有廪保受其贿嘱，代为容隐”。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皇帝以此等现象不为顺天独有，特“通谕各省学政认真稽查，责成各廪生务须查明赴考之人实系本童正身，方准具保。如有顶替情弊，将该枪手严行究办，其具保之廪生一并重惩，以杜弊端而正士习”⁽¹³⁹⁾。咸丰四年（1854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奏称，“川省考试，文场枪冒之案过多，每府或至七八起”⁽¹⁴⁰⁾。总之，有清一代，枪替之弊一直未除，屡有枪手被处罚，地方官被查办，学政被议处。

至于严禁夹带、传递、干谒考官等规定，亦同于乡会之考场，详见第六章第二节之“考场禁令”。

3．考试场次及考试内容

县考童生，考官即为本县之知县。考试一般分为五场，第一场为正场，最为重要。其后为覆试，亦称招覆。其中，第二场为初覆，第三场为再覆，第四、五场连覆。亦有考四场者，只三覆，也有考六七场者，多至五、六覆，⁽¹⁴¹⁾各地并不划一。按规定，每场只考一天，黎明前点入，限即日交卷。考试时，除发试卷外，另附空白草稿纸数页。童生书写时，正、草稿要全，且文字必须相符。交卷后，试卷弥封。

考试内容，清初并未做出统一规定，各省多依明制，以考四书文、五经文为主。所谓四书文，即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书之内容命题，令作八股文，亦曰时文、时艺、制艺。五经文，亦称经文，即以《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之内容命题，文体亦用八股文，与四书文同。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定：考试童生，出《四书》题一，令作时文；《小学》题一，令作论，通行直省遵行。⁽¹⁴²⁾是为府州县试正场之内容。四十五年复准：儒童正考时，仍作四书文二篇；覆试，四书文一，《小学》论一。⁽¹⁴³⁾雍正三年（1725年），令童生覆试，加默写《圣谕广训》一条。⁽¹⁴⁴⁾乾隆八年（1743年）议准：府县试，于覆试时用《小学》命题，作论一道，必须通晓明顺者方准收取。⁽¹⁴⁵⁾二十五年，以乡会试增考五言八韵诗，故令童生试亦兼作五言六韵诗一首。同年规定：“考试童生，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后，以一书、一经、一诗，永为定例。”并强调：“其经文务期发挥经旨，理明词达，倘有模糊、舛错、草率敷衍者，书艺虽佳，不得录取。”⁽¹⁴⁶⁾五十三年议准：童生覆试，加用经文一篇。至府州县于正考后招覆，亦仿照办理。⁽¹⁴⁷⁾至此，童试正场考《四书》题一道，经题一道，五言六韵排律诗一首；覆试内容为《四书》题一道，论题一道，默写《圣谕广训》一条。⁽¹⁴⁸⁾《四书》题、诗题之命题亦同乡会试之要求。覆试内容，于初覆、再覆时略有不同。有于二场初覆考四书文一篇，《性理》论一篇，兼默写《圣谕广训》；亦有于正场加试《性理》论一篇，二场试四书文、经文与诗者。⁽¹⁴⁹⁾不但各省颇有参差，即一省之内各县亦有出入，未必均依条例。有些省分的州县试，根据应试者的年龄，头场试题有未冠、已冠之分，未冠者指二十岁以下的童生。同场而题目各出，未冠题易，已冠题则稍难。⁽¹⁵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惯例，致使一些老童生在报名时故意隐匿年龄，以达到考未冠题之目的。

4．罢考之处罚

童生试虽非抡才大典，亦属获取功名之始，因此，清政府对于考风、考纪的要求亦如乡会试一样严格，以保持考场的严肃性。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考试涉及的地域辽阔，考点分散，监管难度要大于乡会试；同时，由于各地风土人情之不同，以及政治、经济、官僚作风等多方面问题，致使清代的童生试在考风、考纪方面问题较多。除了不遵点名、争抢入场及场内喧闹外，一些民风刚强之处，每届考试，童生恃其人众，往往闹事，州县官亦难阻，人皆惮之，有“童天王”⁽¹⁵¹⁾之称。更有甚者，动辄闹考、阻考，以致罢考。有清一代，县试、府试乃至院试，罢考之事屡见不鲜，实为童生试之一大特点。

关于罢考的缘由，则是多种多样：或因地方官办事不公，以致群情激愤；⁽¹⁵²⁾或因考场发生泄题，童生发泄不满；⁽¹⁵³⁾或为清官鸣不平，以示抗议；⁽¹⁵⁴⁾或因不满朝廷的某项政策而泄私忿；⁽¹⁵⁵⁾或受不法之徒煽动。⁽¹⁵⁶⁾总之，造成童生罢考的原因很多，既有地方官员的问题，也有士子本身士风不正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罢考不仅为条例所不容，也是清政府断然不能允许的。因此，清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罢考者必罚！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江苏靖江知县郑荣无故凌辱士子，造成士子不满，并产生严重对抗情绪，最终导致生童罢考。康熙帝震怒，令督抚严讯，将为首者二人拟斩监候，并禁该县生童十年不得应试。至雍正二年（1724年），从江苏督学俞兆晟之请，特恩准靖江生童应试。⁽¹⁵⁷⁾同年，河南封邱生童因不满“绅衿、里民一体当差”之令，不愿参加黄河决堤之抢修，围攻知县，大闹县衙，而地方官又一再迁就，互相推诿，以致造成一时局面失控，最终导致罢考的发生。⁽¹⁵⁸⁾布政使田文镜下令捉拿带头闹事者，请旨查办。雍正帝速遣部臣前往审理。⁽¹⁵⁹⁾后将为首者斩决或绞监候，将临事处理不当的学政张廷璐革职，按察使陈时夏革职留任。生童又回到考场，进行补考。十二年，镇江府试，童生深夜犯禁，与将军王釴发生冲突，亦率相罢考。⁽¹⁶⁰⁾雍正帝震怒，立颁上谕：“各省生童，往往因与地方有司争竞龃龉，相率罢考，此风最为恶劣。士为四民之首，读书明理，尤当祗遵法度，恪守宪章，化气质之偏，祛嚣凌之习。况国家之设考试，原以优待士子，与以上进之阶。凡此生童不知感戴国恩，鼓舞奋勉，而乃以私忿罢考，为胁制长官之计，有是理乎？嗣后，如果该地方官有不公不法、陵辱士子等情，许令生童等赴上司衙门控告，秉公剖断。倘不行控告而邀约罢考，即将罢考之人停其考试，若合邑合学俱罢考，即全停考试。该部妥议通行。”⁽¹⁶¹⁾礼部遵旨议定：

嗣后地方官如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身受其害者，准其赴该管上司控告。该上司秉公审理，即将地方官题参，按其情罪之轻重，照例议处。如系情虚，将该生童等治以诬妄之罪。倘该上司袒护地方官，不行准理，或徇情营私、剖断不公，一经发觉，将该上司从重议处。如有豪横之徒，逞其一时私忿，辄敢聚众罢考、挟制长官者，照山陕题定光棍之例，分别首从治罪。其逼勒同行罢考之生员，褫其衣顶，童生记名档案，俱停考试。如合邑合学同罢考，即将合邑合学罢考生员全褫衣顶，童生全停考试，仍照例分别杖责。如该生童已经惩治之后，果能改过自新，该督抚会同学臣，察实具题请旨。倘有不肖学臣市恩邀誉，暗中寝息，或将罢考案内之人滥行收考者，该督抚查参，将该学政照徇庇例议处。倘该督抚通同徇隐，一经发觉，将该督抚一并严处。⁽¹⁶²⁾

由此，形成了清代惩治生童罢考的重要条例，且一直奉行至清末。乾隆十七年（1752年），安徽砀山县又发生激众罢考案，清政府除将为首者依法惩治外，乾隆皇帝特颁旨：“生童激众罢考，最为学校恶习。必明正典刑，方足示儆。”⁽¹⁶³⁾乾隆三十七年规定：凡生童罢考、殴官等事，无论是非曲直，擒拿审究。地方官处理不当，降级调用，若凌辱士子，导致罢考者，革职。⁽¹⁶⁴⁾尽管处罚条例甚严，然至清末，罢考之风未息。⁽¹⁶⁵⁾

三、录送府试

县试的主要目的是选录参加府试者，因此，阅卷录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尽管阅卷要求一如乡会试及院试，但与乡会试及院试按定额录取不同，县试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选录名额，所以，阅卷工作相对而言比较简易。

1．阅卷录取

县试之阅卷录取，由本县知县亲定。正场交卷后，知县即坐公案阅卷，凭文录取，其文字纰谬者弃之。评阅标准与乡会试一致，按条例规定，所拔之文，务期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不得故摭一家之言，饰为宏博。⁽¹⁶⁶⁾定例，童生试卷须由州县长官亲自批阅，不得假手他人。然多有州县试之阅卷衡文，或委令教官，或延请本地书院院长，更有委之幕友者，而本官并不寓目，甚至听任幕友书役勾通舞弊。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议准：嗣后各省府州县试，不得委令教官阅卷，亦不得延请本地书院院长及他省流寓之人阅卷。违者，该督抚、学政查参议处。⁽¹⁶⁷⁾条例虽定，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县试之录取，只为送府试，并不决定入学与否，故录取较宽。且县试每场之后均有录取。第一场录取最宽；公布录取者称为出圈，因公布之文以圆圈式书写，谓之圈，亦有称团、图者，其上只书童生坐号，亦谓之出号。其圈上居中最高一号为第一名。第一场取录者准考府试，以下各场续考与否，听其自愿。故自二场后，每场人数皆有去留，逐渐减少，前列者亦不免稍有变动。⁽¹⁶⁸⁾终场之后，将各场录取者之姓名全数排列公布，谓之出案，因按名次先后排列，亦称出长案。其第一名称县案首，院试时一般录取入学。

康熙以后，因应试人数日渐增多，试卷难于检阅，故“县、府、院三试，俱有挑堂之例”，亦称提堂，旨在节省阅卷时间。县试自二场始，挑前场名次靠前者上堂面试，三、四、五场亦如之。⁽¹⁶⁹⁾一般以县之大小自十名至二三十名为度，由县官亲自面试。面试的内容，各地不一，多由知县自定。曾经主持过县试的署浙江建德县知县段光清在其自撰年谱中有提堂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到建德县上任不久的段光清“奉学宪行文县考”，“终场之日，礼房备饭一餐，亦与吾乡（安徽宿县）相似。余将前二十名提至后堂，当面试之，或小讲，或项比，或中权，必四五次易题，以核其虚实。最后余再取四五十名入署中，另覆一场，不独观文，亦观其人也。故长案发后，合邑皆无闲言”⁽¹⁷⁰⁾。

县试录取后，即造具名册，送交本县儒学署，并申送直辖之知府（或直隶州厅），以准备府试。

一般而言，县试录取者，方可参加府试。但也有例外：有学籍属于直隶州厅者，只由州厅考试，不经县试。又，贵州之贵阳、安顺、兴义、都匀、镇远、思南、石阡、铜仁、大定等府，及云南之昭通、顺宁、丽江三府，虽名为府，实与直隶州无异，无首县者固然，即有首县者，知府仍自有土地、丁口、钱粮，专设学额，岁科两试，即将所辖地方之府籍童生径行府试，录送学政取入府学，不于州县拔取。有府分无州县籍者，其县试，初以府属教授考录送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为委同知、通判，或他县县官办理，考试一场以代县试。⁽¹⁷¹⁾亦有免去此场，直接于府学报名以应府试者。

2．录送数额

县试录送府试之额，从最初规定名额，到后来不限名额，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顺治九年（1652年）定：各州县考试，照入学定例名额，县考取二倍，府考取一倍。⁽¹⁷²⁾后以应试者众，各州县很难控制在二倍以内，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议准：州县考取童生，不必限数，照常考送。如荒谬不通，故意蒙混，准学臣核参。⁽¹⁷³⁾由于不限定额，各地录送过滥现象比较普遍。至乾隆九年（1744年），礼部议定：“各省府州县童试之额，以入学名额为差，每入学一名，准州县取六十名，府取三十名。”⁽¹⁷⁴⁾此条例刚定，直隶总督高斌即上疏，力陈“实有难行之处”。如照新例，大县入学二十五名，则应取一千五百名。在北方州县，应试者尚不及此额，而福建、江南、浙江等省，“则一州县儒童常至盈万，少亦数千，照应取名额，则得应学政试者才十之一二，不能与试者且十之八九”，极易挫伤士子的读书热情。故称：“不限名额，于取士之法未见其有弊，即使学术荒陋者，托名赴试，而其人既别无可执之业，则应宽以自存之地。康熙年间改去旧例，不限名数，必有深意。与其事难通而滋扰，不若仍照通行之例为便。”得旨：“待朕酌量降旨。”⁽¹⁷⁵⁾随即奉上谕：“今年礼部奏请照每学入学额数，限定录送之多寡，以杜冒滥，朕已降旨允行。今思各处赴试童生，多寡不等，若限以录送数目，恐有浮多于额外而摈弃不取者，即有不足于额中而强取充数者，未必俱能允当。况该府州县录送学政衙门，其去取全在学政，并无关于入泮之数。应稍宽其途，以鼓舞之，亦广育人材之道。嗣后仍照旧例，不必限定考送之额，但将文理不通者摈弃不录。可即传谕该部，将此旨通行各省知之。”⁽¹⁷⁶⁾十四年进一步规定：州县考试童生，仍不限以额数，但文理不通者应摈弃。倘任意滥送，该府考试时，查出雷同及不通卷至百本以上，将该州县官议处。如该府校阅不慎，亦照例议处。⁽¹⁷⁷⁾

为广育才之道，鼓舞士习，清政府最终决定县试录取不限名额，但要求不能任意滥送。实际上，不限名额必然会出现滥送现象，而各地录送过滥依旧如故，毫无改观。因此，屡有学政奏请限额录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湖南学政郑虎文奏请，分别大中小县，每入学一名，州县试分别录送七十名、六十名、五十名，府试分别录送五十名，四十名、三十名。五十年，四川学政钱樾奏请，随州县应试人数多寡，酌取十分之八，府试于州县所送之中酌取十分之八。均未获准。⁽¹⁷⁸⁾五十七年，礼部议定：县府试录送童生额数，与其防弊而弊愈多，不若严定处分。向例滥送百本以上者议处，尚不足以示儆。嗣后有荒谬不通之卷录送五十本以上者，听学政咨督抚察核，将原送之州县，照例议处；滥送之府州，一并议处。⁽¹⁷⁹⁾至此，县试录送之法成为定制。

道咸以后，多有州县对应试童生并无删汰，概行全送。同治七年（1868年），湖北学政张之洞以府州县试录送过滥，奏请申明旧制，以定限制。奉上谕：“向来府州县录送文童，荒谬不通至五十本以上者参处，立法本严。自军兴以来，被兵省分，士子播迁流离，备尝艰苦，是以于考试时，每宽其科条，广其登进，藉以培养士气。近来，府州县积习相沿，于考试文童，全行录送，并不遗漏一人，以致院试时，每有涂写杂字，并钞写他题成文，以及枪冒、怀挟等弊，层见叠出，于士习文风大有关系。着各该省学政严饬各府州县，遇考试文童时，查照旧例，认真删汰，录送不准过滥。如有士子希图滋事，并着地方官严拏惩办，以正士习而绝弊端。”⁽¹⁸⁰⁾直至清末，县试乃至府试录送过滥问题仍未解决，毕竟童生最终能否录取入学与县试关系并不大，而取决于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