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沈公榕，眺望大海一百五十年

世人多知左公柳，而很少有人知道“沈公榕”。

历史竟是这样的浪漫，在祖国的西北大漠和东南沿海，各用两棵树来标志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沈公榕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

栽树明志，从一篑之土筑新基

二〇一六年与二〇一七年的岁尾年初，“辽宁”舰穿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中国航母编队的首次远航，虽然刚跨过第一个年头，而中国海军却已整整走过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了，中国海军才迈出家门口走向深蓝，这个时刻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

一百五十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福州马尾船厂破土动工，中国人要建造军舰。近日，马尾船厂正在筹备大庆，有一个熟人知道我在全国到处找有人文价值的古树，就来电话说：“马尾有船政大臣沈葆桢手植的一棵古榕树，见证了中国海军史，你不来看一看？而且，船厂马上要乔迁新址，将来这树被丢那里，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我连忙于十九日赶到马尾。

马尾船厂是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开工的。当时请法国人日意格任总监督，一切管理遵从法式。我走在旧厂的大院里，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西边是一座法式的红砖办公楼和一个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车间——船政轮机厂；南边是当年的“绘事院”，即绘图设计室；东边是一座五层的尖顶法式钟楼。当年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员工，就是在这钟声中上下班的。他们好奇地听金发碧眼、高鼻梁的洋师傅讲蒸汽原理，学车、铆、电焊。我要找的沈公榕就在钟楼的侧前方。一百五十年了，它已是一棵参天巨木，浓荫覆地，大约有多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郁郁乎如一座绿城。树根处立有一块石头，被绿苔紧紧包裹。我贴近树身，蹲下身子，用一根细树枝一点一点地小心清理，渐渐露出了“沈公榕”三个大字。这榕一出土就分为三股，现已各有牛腰之粗。一枝向左，浓荫遮住了厂区的大路；一枝向后，如一扇大屏风贴在一座四层小楼上；还有一枝往右探向钟楼。可是，正当它伸到一半时却在空中齐齐折断，突兀地停在半空，枝上垂挂的气根随风舞动，像是一个长须老人在与钟楼隔空呼唤。我一时被这个场面惊呆，有一种莫名的惆怅，静静地仰望着这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天空。

别看我现在脚下的这一小块土地，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舰船基地，中国制造业的发端处，中国飞机制造的发祥地，中国海军的摇篮，中国近代教育的第一个学堂，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第一个平台。学者研究，这里竟创造了十多个中国第一。现在我们来凭吊它，就只有这几座红砖房子、一座钟楼和一棵古榕了。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列强敲开了国门，国势日弱。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刀长矛，在洋枪、洋炮面前是那样的无奈。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湘军名将彭玉璘，看到江面上飞驰的洋人炮艇，被惊得目瞪口呆，大呼：“将来亡我者洋人也。”说罢口吐鲜血而死。洋务派深切地感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制夷”。

一八六六年六月左宗棠上书，请在福建马尾开办船厂，立被批准。但十月西北烽烟突起，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西去平定叛乱，收复新疆。他不放心刚起步的船政大事，遍选接替之人，最后力保时任江西巡抚，正因母丧在福州家中守孝的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历史有时是这样地匆忙。沈守孝在家，被逼上任，而当大任。当年曾国藩也是守孝在家，太平军起，政府命他就地组建湘军，而成为晚清名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你没商量。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从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忠君报国，一身正气。但他也看到了世界潮流，力主“师夷制夷”，变革图强。在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中，他是晚于林则徐、魏源，早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过渡人物。当时政局，一团乱麻。帝国主义势力插手中国，多国角逐，朝野保守与开放的思想激烈冲突。经镇压太平军、捻军而兴起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实力派，各封疆大吏互相掣肘。在这一团乱麻中要理出个头绪，师夷制夷，造船强军，谈何容易。况且在家乡事，关系更复杂。本来，沈葆桢是不想接这个摊子的，但左宗棠三顾茅庐力请出山，并亲自为他配好各种助手，请“红顶商人”胡雪岩帮他筹钱，又一再上书朝廷，催其就职。忠孝不能两全，孝期未满的沈葆桢就走马上任了。

马尾，地处闽江入海口，形同马的尾巴，地低而土软，要建厂就得清理地基，类似现在的“三通一平”。他们先打入五千根木桩，加固岸基，填高近两米的土层，然后遍植榕树以固定厂房、船坞的周边。沈葆桢带头栽下了第一棵榕树，然后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悬于船政衙门的大柱上：

以一簧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他要引进新法，以精卫精神，一筐一筐地填海筑基，开创近代中国的造船大业，不信事情办不成。

“权自我操”，逆流而上，沈葆桢快刀斩乱麻

沈葆桢坐在船政衙门的大堂上，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工地、堆积如山的物资，特别是门外榕树上那些七长八短、随风舞动的气根，心乱如麻。

“船政”是一个洋务新词。是指海防及与船舰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建厂、造船、办船校、买船、延请外国专家、制定相关政策、办理对外交涉等等。总之，都是过去没有过的新事，所以专设一个“船政衙门”，直属中央，类似我们改革开放初的“改革办”“特区办”。

一八六六年的世界，西方工业革命已经走过了一百年。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有了横行世界的蒸汽机舰队，而中国还在海上摇橹划桨或借风行船。思想开放的左宗棠，曾在杭州西湖里仿造了一条小洋船，但行之无力。逐决定引进洋技师、洋工匠开船厂、办船校。

新事物一开始就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阻挠，还没有造船，就先是一场思想大论战，这很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初的“真理大讨论”。许多朝中和地方的大员说，只要“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就能战无不胜，“何必师事夷人”。左宗棠痛斥这帮迂腐之臣，他上书说：“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安于拙、傲以无”，左宗棠尖刻地画出了保守的当权者的嘴脸。

当时的福建地方官吴棠愚顽不化，沈葆桢来马尾办船政，他在经费、人力、材料、土地等方面，事事发难，处处拆台，几乎是“逢沈必反”。此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他早先在苏北运河边任一小知县，某日，一位曾有恩于他的官员扶柩南下，停于河上。吴遣差人送去银子三百两。正巧，有一位在旗少女扶父亲的灵柩北上，也停于河边。阴差阳错，差人将银子误投到旗女的船上。吴明知投错，也不好追回。谁知，这位少女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天上掉馅饼，吴后半生有了一个大靠山，不断被提拔，处处受保护。现在他与沈不合，上面虽知船政重要，但总是和稀泥，劝沈与他和忠共济。有时一个重大历史的结点，就“结”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可以绑架历史，影响国运。沈愤怒地上书：“船政之事，非诸臣之事，国家之事也”“非不知和忠共济”，而“大局攸关，安忍、顾虑、瞻徇，负朝廷委任”。表示“惟有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

他是本地人，工厂一开工，亲朋故旧都上门来找饭碗。他平生最恨劣幕奸胥，裙带相缠。为洗刷旧衙陈腐之风，他以法治厂，半军事化管理，甚至不惜开杀戒。一官员买铜不报，他批“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就地立斩。他有一姻亲，触犯厂规，批军法从事，杀！布政使知是沈家亲戚，请求缓办，他坚持立即开堂问审。这时他父亲送来一信，他知必是求情，便说：“家父的信是私事，等我办完公事再拆不迟。”喝令立斩。然后拆阅，果然是求情信，但已无用。一些劣绅还借助迷信煽动地痞与不明真象的群众闹事，阻挠开工。他一边做说服工作，一边捕杀两个为首之徒，事态当即平息。

开山用大斧，乱世用重典。向来成大事者必用铁手腕。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这一帮晚清名臣，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但他们都遇事不乱，刚毅过人，竟也杀人如麻。曾国藩的外号就是“曾剃头”。晚清的回光返照，全赖他们支撑。马尾船厂，这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序幕，终于经沈葆桢的铁手腕轻轻拉开。

办洋务，最难把握的是与洋人的关系。沈的原则是：“优赏洋员，权自我操”。经济上给予高酬重奖，政治上一寸不让。船政是个复杂的联合体，其所属的工厂、学校、设计、绘图、管理等部门，经常保持有洋人技师、领班、教师、工匠、翻译、医生等六七十人。所以，船政衙门，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外国专家局”。沈给他们高薪，十年下来，雇用洋人共用银九十三万两，占船厂支出的百分之十八。法国人日意格为总监督，从头到尾参与了船政活动，尽职尽责，起了极大的作用。沈给他月薪一千两，而他自己的月薪才六百两。洋技师月薪二百两至二百五十两，而中国工人的月工资最低四两，最高二十一两。这样的高薪买技术，沈认为值得。

但是在管理权上，沈葆桢绝不松手。当时清政府与列强定有屈辱的领事公约，通商中凡涉洋人之事由领事馆裁决，所谓“领事裁判权”。福州不是通商口岸，也未设领事馆，但法国驻宁波的领事却老远跑到福州来干涉船政。沈义正词严地说：“根据万国外交惯例，领事是为通商而设。船厂非商务机构，与贵领事何干？”左宗棠还逼法外交部正式表态，再不干预中国的船政。

沈与洋人订有严格、细密的合同，最终目标是对方必须教会中国人自主造船。前三年，洋人手把手地教。后两年只在一旁指导，让中国工人自己动手干。直到造出船，又能驾船出海，这样才算履行了合同，可兑现薪酬。对不遵厂规、不听指挥、不尽职守者开除、解聘。一八六九年，新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总监工达士博要求用洋人引港。沈说，在中国的闽江口试航，我们熟悉水道，为什么一定要用洋人？不能开此先例。达士博以总监工身份相要挟，不答应就不上船，还煽动工人怠工。沈再三相劝，并因之推迟试航日期，博仍不让步，沈当即将其开除。而对尽职尽责的总监督日意格，沈除给予他重奖外，还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并顶戴花翎，这是洋人在华获得的最高荣誉。正是有了高薪和沈的灵活把握，总体上中外合作是愉快的。

那天采访船政旧址时，我意外地碰到一个正在为日意格筹备的个人回顾展，这是船政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一位法国友人提供了他在华工作时的一百多幅照片，还有他在法国工程师协会介绍中国船政的一个法文讲稿，这是一批极珍贵的航政资料。

日意格是这样来评价他的两个中国合作者的。关于左宗棠，他说：“因循守旧的北京政府，仅知道满足于在别人呈递的奏折上批文签字，左宗棠不得不为此计划独自担负全责。此项创举若是失败，他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所能达到的最为辉煌的职业生涯将毁于一旦。左宗棠决心无论如何要孤注一掷了，他不再听任其他官员对他将要进行的大业指手画脚，他的眼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将中国推上发展道路。他知道要迈出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需要有人勇挑重担。我真希望手边拥有这份左宗棠呈送皇帝的理由充分、勇气十足的奏折，你们若是读了这份奏折，一定会惊叹于他的观点。你们将会看到这些通常被我们认为滑稽可笑的人，品德是多么高尚，见识是多么深远。”他评价沈葆桢：“中国政府特派一名钦差大臣来到此地担任总理船政大臣，这位官员名字叫沈葆桢，是一位出类拔萃、精明强干、意志坚定、善于指挥的将才。”

到一八七四年福州船政共完成十五艘轮船，包括十一艘军舰，左宗棠的计划，在沈葆桢手上已全部实现。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挤入了世界十强，技术水平与西方国家已相当接近，最大的“扬武”号已相当于国际上的二等巡洋舰。

洋为中用，落地生根，开放接纳促变革

沈葆桢栽榕时，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洋务事业如这榕树一样，枝垂气根，根又生树，蔚然成林。

榕树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树形特别庞大。它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可以从枝上垂下细如毛发的丝绦，密密麻麻如簾如幕。当这细丝飘在空中时有如一团乱麻，随风来去，看不出有什么用途。但是，它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只要柔软的须尖一接到地面，就见土生根，再难撼动，根又成树，树又吐根，就这样连绵不断地延展开去，一树成林。国内最大的榕树家族有梁启超的家乡——广东兴会县的“小鸟天堂”，一树成林占地六亩。我见过海南岛昌江县的一棵榕树成林，占地竟达九亩。福建是盛产榕树的地方，福州就简称榕城。马尾建厂之时，沈葆桢带头植榕，一时闽江口内外郁郁葱葱，蔚为壮观。每当沈葆桢坐在船政衙门大堂上办公，看着窗外日渐繁茂、已覆盖了山脚海滩的榕树林时，特别是那些气根落地又生出的第二代、第三代榕树时，心里就有了一些宽慰。

办厂之初，最缺的是人才。中国从汉到清独尊儒学，以文章选人立国。好的一面是礼义廉耻，修炼人的品德；琴棋书画，修养人的心性。不好的一面是重文、轻工、轻商，更不研究自然之理。在唯心和自我陶醉中生活，个人自我感觉顶天立地，国家自封为天朝，闭关锁国。一八六六年左宗棠上书办船厂，其时上朔两百年，即一六六六年，牛顿已经发现万有引力，而中国却还没有物理学这个词；上朔一百年，一七六五年瓦特已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主要动力还是人力、畜力。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只有文科，没有工科。知识体系里只有经、史、子、集，没有自然科学知识。明代刘伯温有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里只有礼义廉耻，而没有物理化学。“安于拙、傲以无”，盲人骑瞎马，在用人类的一半知识来治国，这怎么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在这种教育和选官体制中，左宗棠屡试不第，他就愤而不再应试，在家里自学农桑、水利、地理等有用之学。沈葆桢倒是按科举制度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走入仕途。但是他一与西方人打交道，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文盲。他痛感一个国家的落后是文化落后，人才落后。现在要造船，牵一发而动全身、动全国，动了老祖宗，首先动到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千百年来科举制培养的秀才、举人、进士，一个也用不上。他们决定边办船厂，边办学校。从西方引进造船业像栽下了一棵大榕树，但这树如果只有树干，而没有“气根”，永远只是一棵树，不能繁衍，不能成林。左宗棠上书说，花上几百万两银子，只造出十几条船，这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培养出自己的人才，能造船，会开船。他请办一座“求是堂艺局”，他要让洋人给他下仔。一听这个学校的名字就很有意思，既不是传统的“书院”，也不是后来叫的“学堂”“大学”。而取名“局”，在“局”中求自然之“是”（规律），学习具体的技艺。“艺”是从传统的六艺而来，中国还没有“技术”这个词汇。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教育机构的进化过程，就像一条进化中的美人鱼，已有人头，却还留着鱼身。

沈葆桢决心要在洋务这棵大榕树上多生下一点气根，接入中国的土壤，完成由洋到土的转化。船厂一开办，他就同时办了两所学堂——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用法文授课，教造船，培养技工；后学堂用英文授课，教驾船，培养海员。沈亲自出题，招考最优秀的学生。学校实行最严格的“宽进严出”制度。每两个月考试一次，依考分划为三等。一等赏银十元。如三次一等，另赏衣料，三次三等则除名。开办之初共收生三百余人，只有一多半的人读到了毕业。现在看当时的办学章程，实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打下的第一根界桩，兹录如下：

求是堂艺局章程

第一条 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下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第二条 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第三条 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第四条 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第五条 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下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第六条 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第七条 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第八条 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薪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沈葆桢是为了造船才同时培养人才的，无意中他成了中国工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第一人。中国的第一所工业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诞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块历史的里程碑。

过去儒家教育强调义理一面，遇强敌入侵幻想“忠信为甲胄”，这种唯心论有如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魔咒，结果无论疆土还是肉体都被洋炮炸得粉碎，可见唯心论是因为不了解自然科学。沈开办船政学堂之初，中国的孩子还没有一点科学基础。他只能选品德好、性聪明的少年重新打造。他先以儒家观点考其品学，为首期考生出的题目是“大孝终生慕父母”，考得第一名的是后来的大思想家严复。但学生一入学，就再不要这块敲门砖，金蝉脱壳，甩掉“之乎者也”，立即钻进科技书堆中。沈自己也恶补科学。学堂开的课有代数、几何、物理、微积分、机械，还有船体和蒸汽机制造两门实习课。他又选十五岁至十八岁，力大、聪明的孩子办了一个“艺徒班”，这是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他又发现，只跟着师傅照葫芦画瓢学造船还不行，还要能自己画图设计，于是又开设了“绘事院”，这又是中国最早的工业设计院。总之，沈葆桢借船政，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出了近代教育，催生了近代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人才，牵动了历史，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中国的文化人大致有五个阶段。一是古代传统文化人物，读经书，过科举，守儒教；二是近代文化人物，虽出身科举，但开始吸收西学，从张之洞到梁启超；三是现代文化人物，上过私塾，但已废科举，后又上了西式新学堂，如鲁迅、胡适；四是有旧学底子，后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毛泽东；五是当代文化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革开放后又再次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文化传承的链条中，船政学校正当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过渡，是第一类文化人向第二类文化人的桥梁，是一次文化大变革。它培养的人才，填补了从旧式经学到新式实用科技的空缺。而且他们在接触西方科技的同时，又必然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这批人又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中间出了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翻译《茶花女》的林纾，修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而船校几乎培养了中国海军的全部骨干。

一八七一年，三十余名船校学生，驾船进行了第一次航海训练。南至新加坡，北至辽东湾，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次远航。而在二十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中方参战的十二艘舰的舰长（管带）十四人，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其中四人阵亡，三人战败后愤而自杀。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说，这是“一校一级之生而对一国”之大战。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孙中山即到马尾视察，他说：“到马江船政局，乃知从前缔造之艰，经营之善，成船之多，足为海军之根基。”民国时期的海军军官，绝大多数都是马尾船校出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爱萍受命初创海军，他一个一个上门拜访的海军宿将，还是马尾旧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时说：“一八六六年马尾船政学堂开办起来，中国算是有了近代海军、现代海军。”民国海军部长萨镇冰活了九十五岁，见证了三个时代的海军事业。

在马尾闽江口，沈葆桢亲手栽下的这棵巨榕，绵延海疆八千里，荫蔽华夏百余年。要论其大，远超兴会和海南的大榕。沈公榕的生命力极强，我们在老厂区采访时，随便在办公楼的走廊上、窗户下，都能看到墙缝里钻出的榕树苗。而院子里，更是大榕蔽日。福州身为榕城以榕树为骄傲，现从马江口到罗星塔顶，建成了一座大型榕树公园。满山的榕树攀山附石，层层叠叠，绿云压城。气根从天而降，密如天幕，有的竟穿透石块，石上生根，直如弦，挺如柱，它们都是沈公榕的后代。而路旁、草地上的树下，因地取势，遍立了严复、詹天佑、林纾、邓世昌等几十个船政人物的雕像，他们都是沈葆桢的学生。都或坐或立，仰望大海，还在关心着中国的海疆，中国的命运。

最遗憾，未能狠揍日人一棒，历史遂成糜烂之局一百年

正当沈葆桢全力以赴造船强军，希冀为病弱的大清帝国快快生肌长肉、补气壮骨之时，列强也加快了对中国的挑衅蚕食。

与马尾一水之隔的台湾，历经荷兰人侵占、郑成功收复，后又回归祖国。岛上只有薄弱的清兵守备，管理松散。日本早就对台湾垂涎三尺，日本是一个岛国，其传统文化中的海盗基因、扩张本性难改。无时不在寻机挑衅，总想咬邻居一口。

一八七一年冬，时属中国藩国的琉球派六十九人往广东中山府纳贡，返途遇风暴漂至台湾，淹死三人，余六十六人误入当地高山族的一支“牡丹社”住地。时高山族还未开化，有杀人取头之习，多者愈受尊敬，推为酋长。又有五十四人被追杀，余十二人被知县保护，送至省城福州。修养一段时间后，送回琉球。此事与日本毫无干系，一八七三年日派员到华交换通商条约，借机质询两年前的杀人之事。中方答：“台、琉二岛皆属我土。杀人之事，裁决在我，与贵国何干？”但日人已铁心要侵台，继续在做文章。一八七四年三月，日照会清政府：“前年冬，我国人漂流其地，被杀戮者数十名，我政府将出师问罪。”这种强找借口，占你一地，甚至灭你一国，向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像一条狼对一只羊说：“你的邻居吃了我窝边的一棵草，所以我要吃掉你。”即使没有借口，它也可以随便制造一个。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就是日军假说他在训练中走失一个士兵，要强入宛平城寻人，接着就开枪开炮，占北京，占华北。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判断清政府不敢抵抗，正式宣布组织远征军侵台。五月十七日日军三千五百人在台湾南部登陆。清政府反应迟钝，到五月底才连忙下旨：“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接任后提出，一边办外交，以理屈敌；一边“储利器”积极战备。要求速购两艘铁甲舰，并召回马尾船厂经年所造的，已在天津、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服役的各舰备用。又建议速铺厦门到台湾的海底电缆，以通军情。他摆出决战之势，以震慑日本之野心。随后沈于六月十九日到达台湾，坐镇指挥。而这时日军已控制了台南的地盘。所到之处一如后来侵华时的三光政策，到处奸淫烧杀。日人之本性原本如此，国策以侵略为本，治军以兽性为纲，育人用武士道精神。我高山族同胞一面以原始刀矛奋起抵抗，一面请求沈葆桢保护，愿协同官军一致抗日。

沈一面备战，一面抚民、修路、练兵。“结民心，通番情，审地利”“全台屹著长城”。他始终以软硬两手对敌，先派人谈判，以理屈兵。他在照会中说：“琉球虽弱，亦俨然一国，尽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怜，亦可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为何要出兵？再说，当时只“牡丹社”一社杀人，而今天日军报复，却在整个台湾南部杀人掠土，波及无辜。严正声明“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并指出你军后勤补给已出现困难，粮运已为我控制，就不想想后路？“本大臣心有所危，何敢不开诚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我真替你捏一把汗呀。这义正词严，软中带硬的照会，使敌一时不敢妄动。

他深知日本人是在讹诈，一再吁请朝廷切不可退让。他说：“倭奴虽有悔心，然窥我军械之不精，营头之不厚，贪贽之心，积久难消。退后不甘，因求贴费，贴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不可开之端，且有不可胜穷之弊。非益严儆备，断难望转圜。”

他积极调兵，又请日意格雇来洋匠在台湾安平修筑了巨大炮台，基隆、澎湖等地也加筑炮台。马尾船厂这几年建造的“扬武”“飞云”“万年清”等十多艘兵舰全部调来台海。又请日意格出面租借外轮，从大陆运来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陆军——淮军，清军渐成绝对优势。而这时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师老兵疲，士兵思乡厌战。到七月疾病开始流行，每天运来之兵不抵送回之病号。侵台高峰时士兵、民夫四千六百人，病死者达五百六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日方愈加不利。沈又托日意格物色到一艘丹麦铁甲船，并交了定金，清军更如虎添翼。

当时中日的军力对比，日并不比我强多少。日本是一八六七年开始明治维新的，到一八七七年内战结束，前后十年才正式完成。它也曾经历了闭关锁国，被西方欺侮，订立不平等条约等和中国一样的过程。而这十年也正是中国觉醒，大办洋务自强的十年。历史巧合，一八六七年日本颁布维新令，这年中国马尾船厂开工、洋学堂开学。中日两国同时睁开眼向西方学习，在图强路上赛跑。但是，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谦谦君子，学习是为了自卫；一个是海盗本性，学习是为了扩张。而明治维新除了发展工业外，在体制上还埋下了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种子。李鸿章评价日人，“其外貌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迥异”，“日人情同无赖，武勇自矜，深知中国虚实，乃敢下此险着”。日本看准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偷安、避战，如狼伺羊，不咬一口，总觉吃亏。

这时候沈葆桢的头脑最清醒。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当其未成气候之时，猛击一棒，打断脊梁，灭其野心，一除后患。他的计划是，在台湾一举歼灭侵台日军，然后我舰队在琉球登陆，挥师长畸港，聚歼鹿儿岛舰队，迫敌订城下之盟。一战慑敌，使之数十年之内再不敢妄动。自古凡有战事，总会有投降派跳了出来，这时“各路劝勿开仗之信，纷至沓来”。沈一边应付日本人的侵略，一边还得应付国内投降派的掣肘。枪杆子、笔杆子，他一手提枪对日备战，一手握笔与投降派论战。他说“倭备日顿，倭情渐怯”，“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虽勉强支持，决不能持久也”，“若欲速了而迁就之，恐愈迁就，愈葛藤矣”。“臣等汲汲于备战，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否则“急欲销兵，转成滋蔓”。正当沈葆桢秣马厉兵，要直捣黄龙之时，北京传来议和消息，清政府赔银五十万两，换取日本撤兵。侵略者未得到惩罚，志得意满，体面收兵。

从一八六六年沈葆桢接手办船政，到一八七四年十月日侵台罢兵。八年间，沈从无到有，打造了一支中国海军，在当时的世界上已进入十强之列。正因为有了这支海军，才镇住了日本的侵台野心。但正当他要挥起这把利剑，剁敌魔爪时，清政府议和了。一八七五年七月他遗憾地从台湾返回。

八年洋务，八年蓄势。功亏一篑，一朝放弃。臣子恨，恨难平。

沈葆桢郁郁不乐，回到了他的马尾船政衙门，猛抬头看到了柱子上手书的对联：

以一簧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新法已学到手，圣人却寸步难行。没有技术不行，只靠技术，政治不强也不行。日本是一个搬不走的坏邻居，中国失去了一次震慑恶邻的机会。而从此，日本渐渐坐大，野心更加膨胀，日后给中华民族造成的麻烦，如沈所言“愈迁就，愈葛藤”“急欲销兵，转成滋蔓”，一直葛藤不断，滋蔓了一百年。先是二十年后，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大败。日本不忘在台败于沈的旧恨，立逼清政府割让台湾。一九三一年日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我艰苦抗战十四年，牺牲军民三千万。至今日还在东海寻衅、南湾挑事，一如当年。这国际关系就和人与人一样，你一回示软，人家欺侮你一百年。

壮士断臂，华丽转身求再生

现在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当年马尾厂区的那棵老榕树，横空断枝，留下了一个秃兀的树身，这断下的一枝哪里去了？

老榕断枝，是马尾厂史上的一件奇事、大事。

到了本世纪初，马尾船厂早已不是一百五十年前跟着洋人学造船，而已是订单遍五洲，洋人上门来买大船了。船厂已扩大成集团公司，老厂区再装不下这个大摊子。近年来，他们在海边选址，建起了更大的船坞、码头和办公楼，只等一百五十年庆典一过就搬新家。搬厂房、搬船坞、搬设备，这些都好说。就连那个法式的老钟楼，也都已按原样在新厂区复建了一座。但是，那棵巨大的沈公榕怎么办？它连着马尾人的心，难割舍，却移不走。

还有一年了，搬家工作开始倒计时。正当大家苦无良策，一筹莫展之时，七月的一个晚上雷声大作，风狂雨骤。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轰隆一声，有如陨石落地，震得厂区都轻轻一动。第二天起来一看，沈公榕之一枝齐齐地断裂于地，青枝绿叶，团团气根，整整盖满了半个院子。而树梢在地上伸展开去，直抚着老钟楼的墙根。雨停了，榕树的叶片被洗得洁净油绿，在橘红色的晨晖中愈发光彩照人。平时如一团乱麻的气根，也被雨水漂洗得干干净净，梳理得齐齐整整，就像船甲板上一盘备用的新缆绳。正是上班时分，人愈聚愈多，大家围过来看着断枝，都不说话，像是在肃穆地行着注目礼。谁都知道沈公榕是马尾厂的魂。当此船厂更新换代之际，老榕有灵，高呼出门。壮士断臂，要华丽转身！

这意外的事件倒给厂领导带来了灵感，虽说榕树靠气根繁植，我们能不能试一试整枝栽培呢。他们请来园林专家，把这枝合抱粗的断榕小心清理，扶上卡车，护送到新区，一年后居然成活。为我们纪念沈葆桢留下了一件活着的念想之物。

沈葆桢是一位很低调的人物，他的历史贡献与他的知名度很不相称。他从左宗棠手中接办航政，晚年又与李鸿章分管南北洋海军，为朝廷重臣。他一生不忘强军固海，一八七九年在生命垂危之时，仍口授奏折，要朝廷加强海军，警惕日本，报此旧恨。“倭人夷我属国，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臣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倭人万不可轻视。……倘船械未备，兵势一交，必成不可收拾之势。”可惜天不假命，他只活了六十岁，灭倭而后朝食的壮志未能实现。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很得林的家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只求报国，不求闻达，一生清贫。甚至在世时身为高官，常要借债度日。临终也没有给孩子留下一间房、一亩地，反而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身后，如行状、年谱、墓志铭、神道碑之类，切勿举办。”有点鲁迅说的只求速朽。他本人的著作也不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海军和造船事业的发展，及国际形势似曾相识似的循环归来，人们才又想起这位开拓者、预言者，近年才有了些对他的研究。

十二月二十日，在一百五十年庆典的前三日，我来到马尾船厂新区。沿海边的几个大型船坞里停着十几层楼高的在建大船，岸上滑动的巨型龙门吊，就像一道移动的彩虹。李厂长手指海边，讲解说，那一艘是在建的地质采矿船，可直接从一千五百米的深海下采矿、粉碎、装船。那一艘是科考船的生活船，本身就是一座七层楼的活动大旅店。我们头戴红色安全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要大声喊话。人行走在这如山的大船旁和悬在半空的龙门吊下，就像几个正在蠕动的小甲虫。

新区已建成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办公大楼，楼前广场上刻意保留了有当年船政记忆的三件标志物：沈葆桢雕像、沈公榕和法式钟楼。沈的雕像，背靠大楼，面向大门，雄伟高大。雕像高一点八六六米，寓意一八六六年，船政也即是近代中国海军的开创年份。底座高四点七米，寓意他在四十七岁那年接此重任，肩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历史车轮。雕像的底座上有这样一段铭文：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人，清道光二十年进士。1866年得闽浙总督左宗棠力荐，出任总理船政钦差大臣。在福州马尾船厂制造轮船，开办新式学堂，不惮艰辛，为国图强。开拓了中国造船工业，并组建我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

1874年临危受命，率船政轮船水师，赴台抗御日军入侵，保卫了宝岛台湾。1875年调任两江总督，广有惠政业绩。公忠体国，尽瘁于任上。清廷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

感谢马尾人，恐怕这是中国大地上唯一的一座沈葆桢雕像了。

只见他顶戴花翎，身披长袍，手执一卷文书，许是新船的设计图或者是将要上奏的船政方案。海风拂动他的长袍，他挺身眺望着碧浪滔滔的大海。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百五十年来海面上的滚滚不停的巨浪，看到了头上的天空诡谲多变的风云。他还在翘首瞭望，他放不下这颗赤子心。而在他的右后方，就是那棵新栽的“壮士断臂榕”，主干有一抱之粗，上面的细枝已吐出翠绿的叶片和团团的气根。正是：

东海波涛涛不平，

英雄抱恨恨难宁。

化作巨榕根千条，

吸尽海水缚苍龙。

整个树形，昂首向东，指向古钟楼，如一匹伏枥的老马，随时准备飞腾上阵。

有趣的是沈葆桢雕像的面部和沈公榕的树梢都还蒙着一块薄薄的红色纱巾，在微风中如一团火苗。厂长说，要等到三天后，大庆正日子的那天早晨，才会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揭去这块红盖头。为的是要给沈公一个惊喜，让他看看一百五十年后，今天中国的新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