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的简帛发现

近代简帛的发现，最早是由外国探险家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不断遭到列强的侵扰和掠夺，危机四伏，灾难不断。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外国探险家以探险为名，到中国新疆、甘肃等地从事所谓的探险活动，大肆盗掘当地的墓葬和遗址，进行文物掠夺活动。近代中国简牍帛书的出土，正是以这样一幕而被揭开的。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自1894年来我国西北边陲探险，主要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一带活动。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顺流而下，到达罗布泊北，发现了古楼兰遗址。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现汉、晋简牍121枚，以及大批佉卢文木简和36张汉文纸质文书。

1900年，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受英国政府派遣，开始到中亚一带探险，活动范围遍及我国新疆、甘肃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斯坦因的中亚探险曾进行三次，在第一次探险活动中，他于1901年1月到达天山南路和阗（今和田）尼雅河下流的尼雅城遗址，获得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牍40余枚和佉卢文木牍524枚，其中汉文木牍的内容有字书、方技书、《论语》、文书等。1906—1908年，他第二次到中亚探险，到达尼雅和楼兰遗址，发现了许多汉书文书及佉卢文文书。1907年2月斯坦因前往敦煌，在敦煌以北的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遗址中发现了708枚(2)汉文木简，此外还掘得一些粟特文、佉卢文、婆罗谜文书。后来他在罗布泊以北的北海头故城又获得魏至北宋木牍104枚。1908年他在敦煌还发现了两件东汉时期的帛书信件，并在敦煌莫高窟骗走了王道士手中的大批古文书。斯坦因所获得的简帛等材料刊布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王国维和罗振玉撰有《流沙坠简》一书及一系列论文，在研究相关汉文简牍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3—1916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1914年在安西、玉门等地发现了汉简166枚，在楼兰遗址中发现晋代简牍49枚。斯坦因原计划在中国境内进行第四次考察，但在进入新疆哈密后遭到我国政府拒绝，未能成行，1943年10月死于阿富汗。

此外，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的探险队也纷纷到西北一带活动，攫取了大批文物，其中也有一些简牍，这里不一一叙述。

1926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考察，团长分别由中国的徐炳昶和瑞典的斯文·赫定担任。1927年5月至1933年间，考察工作断断续续进行。其中在1930年2月，中方队员黄文弼在罗布泊的默得沙尔发现汉代木简71枚；4月，瑞典队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一枚木简；此后考察团又在古居延旧地掘得11 000多枚汉代简牍，震惊中外。据推测，这批简牍的出土地点可能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因此这批简牍就以“居延汉简”这一名称而闻名中外。

1942年9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东南郊的子弹库一带，有一座古墓遭到盗掘，墓中除了出土众多文物外，还有一个竹篾编成的书箧，里面装有若干件帛书的残片，其中有一件帛书较为完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楚帛书。楚帛书写在一幅宽度略大于高度（47厘米×38.7厘米）的方形丝织物上。整个幅面分为内外两层，内层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外层绘有12个神像，上下左右，每边各3个，为一至十二月之神，每个神像皆有题记，作左旋排列，依次转圈读；四方交角还有用青、赤、白、黑四色画成的树木。全书既无书题也无篇题，其内容是有关天象灾异、古史传说以及十二月宜忌等的讨论，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数术文献。很可惜的是，这篇楚帛书后来被美国人柯强（John Hadley Cox）偷偷带到了美国，现藏于美国纽约的赛克勒美术馆。出土帛书的墓葬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清理，考古工作者在墓中又发现了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另外还有鼎、敦、壶等陶器，以及竹木漆器、玉璧、丝麻织物等文物。根据出土文物的情况，考古工作者认为此墓的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楚帛书的抄写时代也因此得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