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壁与汲冢的惊人发现

除了上述这些发现之外，古代最具轰动性的简帛书籍发现当属西汉时期的“孔壁中经”，以及西晋时期的“汲冢竹书”。

孔壁指的是孔子故宅的墙壁，位于曲阜。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余分封到曲阜为王，后人称之为鲁恭王(4)。这位鲁恭王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但却沉迷于声色犬马，他的另外一个喜好就是热衷营造宫室，不断扩大王府的规模。由于孔子的故宅正好在鲁恭王的王府旁边，这位鲁恭王竟然下令要拆毁孔子故宅，结果人们在拆孔子故宅的墙壁时，意外发现了许多竹简书籍，它们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秦始皇的焚书而匿藏的。鲁恭王听说孔壁发现了书籍一事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走进孔子故宅的时候，隐隐约约中似乎听到墙壁里传来弹奏音乐的声音，以为是孔子显灵，这下子把他吓坏了，于是赶紧下令停止施工，孔子故宅得以保存了下来，而孔子故宅墙壁中所藏的书籍也因此得以面世。

这次从孔宅墙壁中发现的书籍内容很多，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总共有数十篇，它们出土后，就都归还了孔家，这就是著名的“孔壁中经”。“孔壁中经”因为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所抄写，人们称之为“古文”(5)，孔壁中发现的《尚书》后来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中，有一个名叫孔安国的，很有学问，汉武帝时曾任博士一职，他对此次发现的古文《尚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其中除了有伏生所传的28篇之外，另外还有16篇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中所没有的。孔安国花了很多时间对古文《尚书》等古本进行了整理，他的工作特点是将孔壁发现的古本与当时的通行本进行对比研究，并用隶书加以写定。现在古文字整理中经常使用的“隶定”(6)一词，据说就是由此得来。孔安国整理孔壁中经的这一工作可以说是整理出土佚籍的最早范例，孔安国对这批材料所进行的隶定释读也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古文之学，从此开始兴起。孔安国去世后，他的家人把孔壁中发现的经典献给了朝廷，可是正赶上当时朝廷内部发生政治动乱，政府无暇顾及这些书籍，因此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长时间里无人问津。直到西汉末年，学者们在整理皇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时，又重新发现了这些被封存多年的书籍，由于这些用秦以前文字书写的“古文”与当时用通行的隶书即所谓的“今文”抄写的文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了今古文之争，这一论争一直到今天还有很深刻的影响。

非常可惜的是，到了魏晋时期，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等珍贵材料毁于战火，从而给历史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古代另一次竹简书籍的重大发现发生于西晋时期，这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7)，汲郡一个名叫不准(8)的人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的墓葬，发现了十多万字的竹简书籍。据记载，竹简长二尺四寸，用丝线编联，字体与“孔壁中经”十分相似。不准在进入墓室时，对这些竹简并没太在意，还点燃一些竹简搜寻宝物，因此竹简被毁坏了一部分，剩余的竹简也往往散乱。当地官府得知此事后，派人将剩余的竹简及其他物品搜集运回，不过在搜集竹简的过程中由于工作不够细致，又有一些竹简遭到毁坏。

这一墓冢中与竹简同出的器物，现在能考知的还有玉律、钟磬和铜剑等，这些都是大墓常见的随葬品。考虑到竹简数量很多，可以推知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因此，当时人都以为这是战国时魏王的墓葬，有的学者认为是魏襄王墓，有的说是魏安釐王的墓，至今我们还无法证实。

大约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些竹简被运抵首都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整理，先后参加这一工作的学者有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人。

荀勖，字公曾，是荀爽（东汉时任司空一职）的曾孙。荀勖十多岁时即擅长写文章，他曾替司马昭写信给吴国的孙皓，迫使孙皓答应和亲，司马昭称赞说，荀勖的一封信，胜过十万之师。荀勖还精通音乐，又曾负责整理西晋的皇家藏书。汲冢竹书出土后，晋武帝命荀勖等人参加整理工作。荀勖对于整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一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年，荀勖去世。

和峤，字长舆，出身名门，他从小就很有风度品格，在当时享有盛名。汲冢竹书出土后，他参加了整理工作，对于其中《纪年》（后人常称之为《竹书纪年》）一书的整理，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束皙，字广微，博学多闻，深受人们的称赞，被誉为当时最好学的学者。据说曾经有人在嵩山脚下获得一枚竹简，上有两行“科斗文”的字体，大家都不认识，有人向束皙请教，束皙立即指出，这枚竹简是出自汉明帝的显节陵，经核验，情况确实如此，大家都对束皙的博学多识十分钦佩。对于汲冢竹书的整理，束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贡献也最为巨大。很可惜的是他在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卫恒，字巨山，是卫瓘的儿子，精通书法，对于古文字也很有研究，还著有《四体书势》一卷。很可惜的是公元291年，西晋发生政治动乱，卫恒与其父亲都不幸遇难。

当时参加汲冢竹书整理工作的人还有不少，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很多人的事迹我们已经无法详知。这支整理队伍应该说是汇集了当时最好的一批学者，整理工作也是很有成绩的。当时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一方面是要将散乱断残的竹简重新编排联缀起来，这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另一方面还需要辨识简上的战国文字，并用今文写出释文；此外还需要了解简文，把握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于一些疑难之处还要加以阐明。总体来看，当时对竹简所做的整理工作已经与我们今天的整理研究很相近了。

经过整理，汲冢出土的竹简内容分为16项，总共有75篇左右，《晋书·束皙传》曾详细列举了各篇的篇名：

一、《纪年》十二篇(9)，本书也被称为《竹书纪年》，记载了夏朝以来至战国初年的历史；

二、《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

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大致相同，繇辞则有许多相异之处；

四、《卦下易经》一篇，类似于《说卦》，但又不同；

五、《公孙段》二篇，记载公孙段与邵陟对于《周易》的讨论；

六、《国语》三篇，内容涉及楚、晋的历史；

七、《名》三篇，跟《礼记》相似，又有些像《尔雅》和《论语》；

八、《师春》一篇，“师春”可能是写书人的姓名，内容涉及的是《左传》中的卜筮之辞；

九、《琐语》十一篇，内容涉及各国的占卜、占梦、妖占、相术等，是一部有关数术的典籍；

十、《梁丘藏》一篇，涉及魏国的史事等内容；

十一、《缴书》二篇，讲弋射之方法；

十二、《生封》一篇，讲帝王所封之地；

十三、《大历》二篇，类似于邹衍所讨论的阴阳五行学说；

十四、《穆天子传》五篇，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

十五、《图诗》一篇，属于画赞一类的内容；

十六、杂书十九篇。其中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另外还有七篇竹简残缺严重，看不出篇题(10)。

不过很可惜的是，整理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时，西晋政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晋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晋惠帝即位，晋惠帝是个白痴，而皇后贾氏却野心勃勃，西晋宗室的各同姓王也试图争权夺利，最终爆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公元291—306年），首都洛阳成为主要战场，变成了一片废墟，汲冢竹书的整理工作不仅无法继续，许多整理出来的成果也毁于战火，甚至连竹简本身最终也在战乱中荡然无存，历尽艰辛出土并经学者们精心整理的汲冢竹书，最终又化为灰烬，再度从世间失传。回想起汲冢竹书的坎坷经历，令人痛心疾首。

汲冢竹书的75篇典籍中，经过学者们整理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只有《穆天子传》以及附见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另外《竹书纪年》因为对研究先秦历史至关重要，也得到了较好的整理，并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但是后来《竹书纪年》也在历次的社会动荡中逐渐失传，仅在古书中保存有一些佚文。至于其他近60篇的汲冢竹书，很多当时可能还根本没有来得及整理就又重新失传，我们基本上只知其名，其内容已经无从详考了。(11)

汲冢竹书的再度失传，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竹简出土以后，西晋政府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以整理，然而这一整理工作旷日持久，最终却未能有一个很好的整理成果留存于世，使重见天日的竹简内容最终又难逃失传的厄运，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这一结果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西晋的政治动乱直接导致了汲冢竹书整理工作的中断，作为整理者之一的卫恒就死于动乱之中，学者们的整理成果及竹简本身也毁于战火，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另外，由于竹简文字难识，内容古奥，整理工作极为困难，也是导致整理工作拖延的原因(12)；还有一点可能也很关键，整理队伍不够稳定，人员更换较为频繁，缺少有效的组织领导者，而且整理团队总体上对整理工作重视不够（未能将所有精力投入整理工作，仅对《竹书纪年》等少数竹简有兴趣，对其他大部分书籍缺少足够的重视），致使整理工作旷日持久，最终由于社会动荡归于湮灭。

由于西晋学者对汲冢竹书的形制叙述非常简略，具体情形我们已经无法了解，不过，根据清华简及其他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的情况，我们可以对汲冢竹书的形制情况做出一些推测：

首先，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战国竹简基本上都是泡在水里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属于“湿简”，但汲冢竹书情况不同，属于干简，甚至被盗墓的不准用来照明，可见简本身是很干的，这是它与我们今天所见战国竹简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应该与各自不同的地下环境有关。

其次，从当今已经出土的战国竹简来看，用来书写的竹片往往非常纤细，汲冢竹书应该与之类似。汲冢竹书总数为75篇左右，估计总共有几千支竹简，字数据《晋书·武帝纪》所载，约为十多万字(13)，其数量和体积均不会太大，因此，所谓汲冢竹书有数十车之说，显系讹传，不可凭信；或者是当时车中还载有同墓出土的众多文物，才显得规模如此浩大。不论如何，仅仅是70多篇竹简是用不着装数十车的。

再次，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同一墓葬的各篇书籍往往由不同的人抄写，因此字体也往往很不相同。汲冢竹书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墓中的竹简不一定是由一人抄写，而有可能出自众多的抄手。可以作为证据的是，卫恒曾称赞说汲冢竹书中的《论楚事》一篇字体尤其精妙，可见此篇的抄写者书法水平很高，这也在提示我们，这批竹简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不过具体情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最后，这批竹简的长度可能也未必都是完全统一的。从目前了解的战国竹简情况来看，当时的竹简形制并不固定，各种长度的竹简都有。汲冢竹书这么多的竹简，其长度不一定会完全一致。至于荀勖曾经说抄写《穆天子传》的竹简长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的情况，主要是针对《穆天子传》一书而言的，其他各篇竹简的长度以及每简所抄字数不一定都符合《穆天子传》的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汲冢竹书中的一些整理原则，比如对于竹简中残缺不识的字用“□”来表示，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又比如汲冢竹书中的《纪年》（后人称为《竹书纪年》）一书，一经整理就受到学者们高度重视，当时曾给《左传》一书作注的杜预，在看到《竹书纪年》后，就曾在所作《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中加以引用；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则据《竹书纪年》的论述，纠正了三国学者谯周《古史考》一书中122条错误；到唐代，著名学者刘知幾作《史通》，更就《纪年》所述古史与经籍的异同作了理论的推阐。直至晚清以后，还有不少学者依据《纪年》，对古史做出非常有益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竹书纪年》一书虽然已经佚失，但对于古史特别是战国史的研究，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穆天子传》的探索也同样富有成就，比如近年李学勤教授曾指出，《穆天子传》中有“春山之虱”的记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长期以来人们不得其解。实际上“虱”这个字应该是“阴（陰）”字，该句应该读为“春山之阴”，这样就文从字顺了。“阴（陰）”字在古文字中有时不写“阜”字旁，上边一个“今”字，底下的“云”经常写得与“虫”非常相似，很容易误认。这个“虱”字应该就是“阴（陰）”字的讹写。西晋的学者认不出这个字，就把它准确地摹写下来。(14)现在学者们根据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终于把它认了出来。由此可见，直到今天，对于汲冢竹书的研究还可以有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其影响之深足以想见。汲冢竹书也因此与孔壁中经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重大发现，至今仍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内容。

孔壁中经已经发现了两千多年，汲冢竹书也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但学者们至今对它们的研究都没有停止，而是在不断走向深入。这也在提示我们，像孔壁中经和汲冢竹书这样的重大发现，相关的研究工作绝对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有长时间的酝酿和投入，需要几十代学者的努力钻研。它们的影响也要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至于被整理出来的竹简书籍，则将作为一批新的经典，为我们的后人所永久研读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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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挟”意为收藏。这一法律禁止民间私自藏书。

(2)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

(3)　所谓“漆书”实际上仍是用墨书写，因为漆很粘，如果用漆书写，很难在竹简上自如运笔，故很难用漆来写字。所谓的“漆书”只是由于用墨所写出来的字油黑光亮，与漆相似，因而有了“漆书”之名。目前所见简帛上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蘸的是黑色的墨。

(4)　《史记·五宗世家》写作“鲁共王”。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95页。

(5)　汉人所说的“古文”，原意是指古代也就是秦以前的文字，但在具体应用时，此词涵义有时较狭。因为在汉代，人们所能接触的秦以前的文字是很有限的，虽然当时也有一些青铜器出土，但是其中的铭文很少流传，学者们所能见到的“古文”，主要就是一些竹木简书籍。这些书籍本为秦代遭禁的东方六国的写本，用的是六国字体，因此汉代“古文”基本上是指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这类字体而言，但当时的人却误以为这种字体便是苍颉造字以来的文字面貌。

(6)　“隶定”或作“隶古定”“隶古”等，现通作“隶定”，其意是指用现在的字形和笔法来书写古文字的字形。

(7)　关于汲冢墓的发现时间有三种说法，即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竹简可能是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发现，这一年正值西晋大举伐吴，第二年（太康元年）三月吴国灭亡，竹简也得以运抵都城洛阳；到太康二年晋武帝下令组织学者加以整理。由于古书中对于这一事件记载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有关发现时间的记载说法歧异。

(8)　此人姓“不”名“准”，“不”姓极为罕见，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时丕氏的后裔。

(9)　原作十三篇，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十二篇。

(10)　这七篇竹简有人认为是在75篇之内，属于杂书19篇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是75篇之外，不在19篇杂书之内。

(11)　就汲冢本《周书》与今本《逸周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于能证明二者之间关系的证据实在太少，目前对这一问题只能存疑。李学勤先生指出：“《周书》既列于杂书十九篇之中，则其篇数不可能多是可以肯定的。《隋志》把《周书》十卷统指为‘汲冢书’，实系误解。有学者提出今本《逸周书》内无注诸篇来自汲冢，也缺乏根据。”（见李学勤先生为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所作的《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所论较为公允客观。

(12)　今天我们在整理清华简等战国竹简时，面对繁难的字形、深奥的内容，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孔安国、束皙等人所做整理工作的不易。

(13)　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页。

(14)　李学勤：《谈最近的出土文献研究》，见《清路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