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令人战栗的艺术之魂
一、一种独特的“回忆文字”
“东北流亡作家”最著名的作品，都是作家流亡到关内以后依靠对东北往事生活的回忆写成的。“回忆的文学”构成了他们创作艺术风貌的一个鲜明特色。
文学创作中这种“回忆”的特点，本是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所共有的，但在“东北流亡作家”身上，又呈现独特的面貌。这体现在，作为他们亲身经历的一种生活片段来说，确是过去了，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活运动，特别是作为一种感情的积淀和回味，它并没有过去，而是仍在继续进行中。当作家在关内创作这些作品时，作品表现的那种生活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还在那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作家的感情在延伸、激荡，随着生活的沉思而升华，产生更大的感召力。作家把自己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生活，把这往昔动态的生活，表现为自己作品的静态存在形式，但总的生活仍处在运动和发展中，使作家对这种生活的体验和“回忆”，也处在不断的补充和发展中。
中外许多优秀作家在创作时，把体验到的历史生活以作品的形式最终呈现出来，一般要间隔长短不等的时间。德国诗人海涅在他的《论“爱祖国”》中说：“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他形象地道出了一个文学创作的规律，即作家虽然深入生活，但对生活的认识并非轻而易举，他往往不能立即准确地认清生活所包含的全部价值，还需要经过一个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即“回忆”的过程，对头脑中“记忆的形象”再创造，对沉积的感情再体验、揣摩，写出的东西才能更动人，才能更深地挖掘和表现出生活的本质。
作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入，他头脑中原有的“记忆的形象”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使作者把客观事物描述得更鲜明、更逼真。黑格尔把记忆现象看成艺术创作活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重要的环节。他说：
这种创造活动还要靠牢固的记忆力，能把这种多样图形的花花世界记住……艺术家必须置身于这种材料中，跟它建立亲密的关系。（黑格尔《美学》）
艺术家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丰富材料里，和它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依靠什么去联系呢？只有记忆。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回忆并非完全被动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由于时间的间隔，这种记忆和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已充分地糅合起来，形成一体，创造出更完整、更美妙的艺术花朵。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
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而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很悲惨的现实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正是如此。作品所表现的东北社会生活，依旧是那么严酷、悲壮、凝重，交织着血与泪的呐喊，但读者心灵所感觉的，却是艺术美的陶冶。可以说，作品已不是原来生活的简单描摹，而成为作家记忆中的“生活”了，它已经被作家“诗化了”。它来自生活的真实，又高于生活的真实，它已包含作家本人对未来的憧憬，对东北光明前途的信念，它已糅进作家相当大程度的关内生活的感受。因此，这已变成一种被心灵化、诗化，更趋真实的东北生活。
端木蕻良写《科尔沁旗草原》时已经成年。那书里的一草一木，平坦的大野甸子，密密的柳树茅子，却都闪耀着他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故乡生活的难忘的回忆。马加的《寒夜火种》以及晚年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充满辽河套风光的迷人气息，也因为他从小就在这里成长，幼时的记忆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李辉英在散文集《乡土集》里，更是充满深情地回忆故乡偏僻的小村金家屯。冰雪隆冬，“骡子、马的唇边和胡子尖上，全都挂了一重重的白霜”“车夫的鞭梢永远甩得又响又脆”“划破辽阔的空际”。他回忆雪天怎样捕麻雀，回忆和孩子们怎样偷摘黄瓜、烧毛豆，似乎有说不尽的趣事。这些回忆性描写在“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中是常见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他走到哪里，经历怎样坎坷的生活，即使到古稀之年，他那童年的回忆，特别是童年的情绪记忆依然不泯，它往往渗透在他终身的创作中，影响着他作品的风格特色。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便是萧红了。她的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深深地印上了作者童年记忆的烙印，成为被“诗化了”的“回忆文学”。那北国呼兰小城的风光，独特的气息，那倔强的冯磨倌，笑呵呵的最后被折磨死的小团圆媳妇，以及月英、外祖父……他们一个个笑着、哭着、喊着，向我们走来。他们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由于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忆旧有的生活，萧红作品中的这种感情色彩格外强烈，像涂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光彩照人，焕发萧红鲜明的艺术个性，看看《呼兰河传》的“尾声”一段：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萧红仿佛已沉醉在对故乡的无限遐想和思念中了，信笔写下对故乡怀念的抒情诗。这里面有一股淡淡的乡愁，更多的是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闪耀着作者心底对美的追求。许多人爱读萧红的作品，惊叹她的艺术才能，岂知这种在孩提时期就形成的强烈的情绪记忆的特色，才是构成其独特风格的基础。这种“回忆文学”情真意长，有着永久的魅力。
稳固的形象记忆，与作家储存这记忆时的感情体验，有着一种明显的正比关系。情感记忆的体验愈深，形象记忆愈牢，反之亦同。“东北流亡作家”虽在“九一八”后流亡到关内，脱离了东北生活，但由于失去家园的痛苦，恨不抗日的忧愤和关内生活的种种刺激，一直在情感上加深和丰富他们对故乡、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其细节的丰富和新鲜，珍藏于心，历久不衰，而且更浓更重了。端木蕻良在谈到他写作《鴜鹭湖的忧郁》时说：“在小说中，我写的景色，也都是当时当地的借景，故事也是按照那儿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写的，因为我受到感动。而现在想来，也依然使我感动。”[8]这里关键的，正在于他“受到感动”，现在“依然使我感动”。充沛的感情的土壤培育出光艳的形象记忆之花，真使人赞叹。
二、感情法则的力量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内心充沛的感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恰如列夫·托尔斯泰说的，艺术即是“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种感情”（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
艺术形象的创造，从审美对象到审美感受的转化过程，离不开作家主体情感的物化。艺术情感，既合乎生活的常识逻辑和理性，又应该不完全合乎生活的逻辑和理性。情之所至，无所不至，有些在生活常态中显得荒悖的，在艺术作品中却使人感到分外真实。这里关键的是情感共鸣。当作家的情感“移入”读者的内心时，往往会激发读者产生同样的情感。他们在重感情交流的某一点上互相沟通，从而发生“共同情感”。“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所以能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获得好评，就是因为在爱国忧民、民族救亡的忧患意识上，与广大读者相通了，使读者内心深处触发了“共同情感”。这种“共同情感”的触发，有以下两种方式。
1.朦胧渗透式
渗透，即是作家借助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手段，把自己对客观对象的独特感受转化为一种生气勃勃的情感，自然化地灌注到对象之中，使之更加鲜明和强烈。客观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富有情感气质的生命载体。可见渗透是通过移情作用来实现的。东北作家这种感情的朦胧性和其对读者的渗透作用，往往也引起读者朦胧的感情的回波。
前面列举过萧红《呼兰河传》中“尾声”的一段。那小黄瓜、大倭瓜，那早晨的露珠、午间的太阳，均纳入作家的遐想和追忆中，无疑传达着某种情愫。它使我们想到了什么？似乎谁也说不上来，又似乎谁都能说出点什么：是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童年生活，还是联想到萧红的身世和命运而叹息，也由此陷入某种遐想之中？读者的感受回波是模糊的、朦胧的、因人而异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和作者的内在情感已在不知不觉的渗透中互相连通了。再看看作家李辉英的散文《故乡的思念》中的一段：
爷爷死后，增加了我对他的思念，正如我离开家中愈远，愈容易想到故乡一样。在我的心目中，从儿时直到中年，甚而到了老年，一直会认为金家屯是最美丽的屯子，金家屯是一首最完美的诗。……当地的山歌，尽管粗鄙，却永远生根在我的心田里。不但“月是故乡明”，连故乡的太阳也比别处更温暖。故乡的山坡，故乡的羊群，故乡的河川，故乡的谷田……这些，那些，不知不觉在午夜梦回时，勾出来沉重的相思。
这一段和前面列举的萧红的一段，异曲同工，传递共同的思乡心曲。作家们捕捉的，都是形象感很强的生命体，像小黄瓜、大倭瓜、午间的向日葵，像粗鄙的山歌、山坡、羊群、月亮。作家将富有个性情感的充沛的“内驱力”灌注进去，使客观对象转化为饱含象征意义的“故乡”的代名词。在读者阅读欣赏的过程中，作者的感情便随着具体的艺术形象不知不觉潜入读者心田。像润雨悄悄渗进土壤，悄悄地孕育新的生命。同时，由于作家仍处在漂泊流亡的生活状态，现实的感受使这怀乡情感更为充沛，更加难以遏止，一旦表现出来也更动人。这种渗透式的感情传递方式，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
2.汹涌发泄式
作家头脑中的形象记忆的表象，可以由于作家处在新的环境和心理状况而发生变化。它与新的记忆的表象结合，会带有更鲜明的感情色彩。随着岁月的磨砺，随着作家对生活理解的深入，它储存得更深，而表现出来却更为强烈了。作家的感情得到理性的加强，所以变得更有深度和广度了。
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身逢乱世，颠沛流离，内心的忧愤苦不堪言。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感情变得格外强烈奔放。理想更加明确，歌喉更加嘹亮，浪漫主义的气质更加引人注目。感情赤裸裸的汹涌发泄，成了他们创作中感情表现方式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穆木天在《我的诗歌创作回顾》中痛心疾首：“东北的民众是天天在那里遭屠杀。收音机里天天扔炸弹在他们头上。大炮天天向他们轰击……那么，我们诗人的心又该怎样了？”他觉得自己已深陷于苦闷和忧郁中。焦灼的心境已无法平静，只有把心底的情感，把东北同胞受苦难的现实，“在诗里，高唱出来”，似乎才能达到心境的平衡。他决心“低下头看这被压迫的民众……写尽他们的悲凉”（穆木天《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诗人唱道：
朋友，时间一天天地到来，
朋友，人间的努力要把人间的命运更改。
朋友，不要再做被压榨的工具啦，
朋友，对于我们的敌人要武装起来！
（穆木天《又到了这灰白的黎明》）
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在《全民总动员》中写道：
大地上，今后要充满被压迫的民族咆哮，
现在，要收复东北，直捣强盗老巢，
怒吼吧中国，现在是时候已到！
在《寄慧》中，诗人的情感更加强烈：
慧！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吧：
“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
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
这样直抒胸臆的汹涌奔腾的感情气氛，只有深沉的诗人才能脱口而出。轰动一时的“朗诵诗人”高兰，以及剧作家塞克，都是“东北流亡作家”中放歌呼喊型的旗手。高兰的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都有豪放的浪漫气质，抗战时期曾在内地大众中间广为传诵。“起来，在铁蹄下的中华民族”则是塞克的《东路线上》的鲜明主题。在他传播很广的剧作《流民三千万》中，升腾着民族精神：
殷红的血映着火红的太阳，
突进的力，急跳着复仇的决心，
我们是黑水边的流亡者，
我们是铁狱里的归来人。
暴日的铁蹄踏碎黑水白山，
帝国主义的炮口对准饥饿的大众。
青天已被罪恶的黑手撕破，
长空飞闪着血雨腥风。
…………
词句何等凝重、有力、奔放！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似急骤的鼓点、激昂的旋律，敲击着更多中华儿女的心。这种“怒吼吧中国”式呐喊，庄严雄浑，给人以一种崇高悲壮的美和历史责任感的催促，宣泄着一种阳刚奔放的感情。
具有同样风格的，还有舒群的长诗《在故乡》、马加的长诗《火祭》等。它们的感情基调相近，语言铿锵有力，节奏短促明快，思想激进直露，奔泻而下的感情洪流，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三、浓郁的地域色彩
许多“东北流亡作家”都以对乡土的深厚感情，描绘着东北所独有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奇异的北国风光，醇浓的乡土气息，成了他们作品分外引人的地方，在几部最优秀的作品中尤为出色。
在东北的北满，奇寒的天气、冰封千里的大地，组成了一种东北式独有的面貌，这是东北的冰雪画卷图。《呼兰河传》开篇，这样描写：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短短几句，通过大地的裂口描写，把东北冬季的奇寒气候特征表现出来。再看对冰雪风貌的描述：
我的家乡人全知道，不到来年春二三月，就是太上老君搬弄道法，也驱不散雪白的山河。
“大雪”的节令一过，河河汊汊全都结了冰，那些坚冰，牢牢地封了河面，封了江面，也封了湖面，日日夜夜加厚了冰层，十天半月之后，重重的冰面上，可以撑得了两吨重的汽车。（李辉英《冰雪·隆冬·严寒》）
一冬不化的皑皑白雪，厚厚的冰面，都是东北特有的景象，甚至连春的气息也和别处不同，带有东北的特点。它来去匆匆，那么短促：
当冬天的雪水还没有完全流干，就要算为夏天的季节了……
在昨天看起来还是一棵完全光秃着枝条的白杨树，在今天它们已绽出了金色小芽芽，到了第三天，那些嫩绿色的小叶，像人剪贴上去似的，就在风中颤抖着了……（萧军《过去的年代》）
作家描绘的景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气息，而且夹带着自己儿时的体验，包含自己对这景色的特殊感受。许多作家，十分注重对东北农村的种种习俗、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的描写，像跳大神、扭秧歌、逛庙会、放河灯。《过去的年代》中地主杨洛中的庆寿，《寒夜火种》中阴阳先生口中不紧不慢的迷信谚语，以及萧红对呼兰河上放河灯那一段绘声绘色、欢悦抒情的描写，等等，都采自东北下层群众的日常生活，织成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再加上作家恰当地运用了生动的地方化语言，更给作品增添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作家笔下对东北地域色彩的描写，并非纤巧曲致的田园诗，它涵盖丰富的社会内容，反映时代的生活，与单纯的乡愁之作迥然不同。透过地域特色的重彩描写突出作品的时代精神，这是“东北流亡作家”创作中地域特色设计中的着眼点。
在马加的《寒夜火种》里，当青年农民陆有祥从沈阳逃回家里时，他的家境已是这样的贫寒：
靠着房门口是一处锅台，灶坑口堆着一摊软软的秫秸灰，厚厚的，仿佛是积了很长的时间。另外有些格荛粪屑塞在粪箕子里……
冷风阵阵吹着窗户缝，微弱的油碗子灯不住地跳动，时而照到炕上，麻花花的破炕席，时而照到墙上挂的牲口套，还有半簸箕子糁子，遮在大梁的黑影底下，看不大清楚。房墙和窗纸都挂着霜，给人一种冷森森的感觉。
这是“九一八”以后日伪统治下，一个普通东北农民家境的真实写照。靠着房门口的是锅台，炕上有“麻花花的破炕席”。“冷风阵阵吹着窗户缝”“房墙和窗纸都挂着霜”。这些描写都捕捉着东北农村房舍的具体特征，它是那么寒酸，生动地凸现着一种时代的气氛，而造成这样贫窘状态的社会原因已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如此，陆有祥才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这种生活的实貌：“自从有了‘满洲国’，光官钱这一项，穷家小户就受不了。”穷庄稼人“还活不活呢”？时代背景和地域气息，已经浑然一体了。
“东北流亡作家”的语言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北地方气息，很多作家直接运用东北农民的口头语，也颇为作品添色。试想作品中这一幅幅斑斓奇壮的场面吧：瑷珲边城的乡俗，呼兰小镇的风采，科尔沁草原的农民斗争，辽河岸庄稼人的困窘岁月，遥远风沙里土匪的枪声，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抗日红旗，松辽平原上漫卷的风雪，哈尔滨街头饥饿青年的跋涉……阅读着这些，仿佛也置身于北国的土地，为那迷人的景色所诱惑，为那受折磨的同胞而神伤，更为他们的希望而祈福。掩卷之余，思绪犹存，新鲜的体验令人回味。
四、力之美，神之美
总体把握“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我们会发现这样几个艺术特征：第一，作品的色彩大多以灰、褐色为主，色调偏冷，和东北压抑的时代、环境相吻合。第二，作品镜头的运用较为缓慢，近距离透视现实中的东北生活，给人一种真切感，从心理和视觉上主动拉近与生活的距离。第三，作品强烈的感情力量和对美的追求，焕发一种雄浑昂扬的力之美，中华民族的魂之美。
端木蕻良的小说《大地的海》中有一段关于东北土地的描写，很能说明这种力与魂的美：
假如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要不是那顶顶荒凉、顶顶辽阔的地方，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这是多么空阔，多么辽远，多么平铺直叙，多么辽阔无边呵！一支晨风，如它高兴，准可以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不会在中途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倘若真的，在半途中，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碰见了一块翘然的突出物，挡住了它的去路，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
这一望无际、荒凉辽阔的是什么？这“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是什么？它就是东北的土地，它就是东北的历史、东北社会和文化沉淀的象征！作家们赞美它，怀着对母亲的爱表现它，使你对这块土地产生某种崇高壮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将强烈的民族感情、深厚的历史内容、鲜明的时代精神交融在一起的混合的美。
荒漠的原野，冰雪覆盖的北国世界，日寇的蹂躏，人民心底的悲歌，这一切在东北发生存在的东西，被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代表不同内容的意象一旦糅合在一起，汇合成活动着的现实时，其冷酷而深邃的意义，就已从平常的生活上升到历史的内容了。普通的东北民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生活里前进着，他们脚步踏实，勇敢无畏地抗争着，使人震惊。
在这片殷实苍茫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东北人的血液。它悄悄渗进土壤，催生时代之蕾的开放。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的东北人，挺起了倔强的脖颈。这是东北有史册记载以来有过的悲凉雄壮的场面吗？这已不只是一种艺术意义上的美，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美，一种历史意义上的阳刚之美了。这美的诞生，代表着对东北人民魂魄的透视，代表着一个在历史行进中不断自我完善和成熟起来的英雄民族。弘扬这种美，从根本上合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合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审美标准，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呼唤和推动，价值是永存的。
在“九一八”炮火的硝烟刚刚散去之后，在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夜，从祖国的东北，就这样走来了这群作家。他们的创作，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着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使全国同胞对东北的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们所描写的事情，随后也将很快在全国发生，东北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处在危亡时刻，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抗战意识觉醒，起了唤醒民众、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周扬在谈到东北作家的创作对中国抗日救亡文学的推动作用时说：“《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成为轰动，以及一切的抗战救亡的题材的作品的流行，正表明了民族革命高潮中新文学的必然趋势。抗战以后的文学就是顺着这个趋势而更向前发展了。”
“东北流亡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也是连接东北旧文学和东北革命文学的桥梁，是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全国的抗战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座桥梁，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沟通的一座桥梁。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像拂晓前啼鸣的雄鸡，预告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揭开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学史的新一页，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这些，就是它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