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思考日本近现代史
大家好，我是加藤阳子。从今天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想与大家一起从战争这个角度出发，探讨日本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的大约有20个人吧。我听说大部分是历史研究部的成员，不过来自不同的年级。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都有。
刚好是最合适的年龄层呢。
我呢，平时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授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为止的历史，最擅长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和军事。我经常被别人说：“研究这种走下坡路的时代，有什么意思呀。”（笑）
要让大家立刻了解其中的有趣之处，确实是有点困难，我就先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大家是否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多起恐怖袭击，当时人们将这样的恐怖袭击称为“新型战争”（war like no other）。这一观点首先就将焦点放在了这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战争形态上。所谓“新型”，就是指恐怖分子在未宣战的状况下，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纽约的世贸双子塔——这一美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性建筑——杀伤大量平民的方式。这种做法直接深入美国内部，利用一般人日常搭乘的民航飞机，对美国人的生活及工作场所进行袭击。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美国所受到的攻击是在美国国内，在与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点发生的。因此，这起恐怖袭击与其说是由敌国倾全国之力挑起的对美国的战争，倒不如说是潜伏在美国国内的不法分子以无辜民众为目标进行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不法分子就可以被认为是需要借由国家权力进行镇压的对象。
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必然会有五花八门、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诉诸战争的原因，而且不论什么时代，每个国家都会主张自身不得不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正当性。但在“9·11”事件中，美国的态度与其说是要击败战争中的敌国，不如说是要将那些违反国内社会秩序和法律的邪恶犯罪者绳之以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很难把敌方视为战争中的对手，或者说战争的当事人。
其实，日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大家能想到吗？
——是什么时代的事呢？
在学校可能还没学到这一段吧。就是发生在我所擅长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本在家世显赫的近卫文麿(1)担任首相的时候，曾对当时身兼中国军事与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发出声明，当时日本说了什么呢？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没错，就是这样。教科书也有写。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的中日两军的冲突，瞬间就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在这场战争爆发后大约半年，也就是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出声明，表示“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无视正在交战的国家，这算怎么回事？普通人大概都会这么想。但是，当时的军人们，以及本来应该辅佐并提供建议给近卫首相的智囊们却并不在意。不仅如此，他们对于战争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看法。
比如1939年1月，作为被派遣到中国作战的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原名“中支那派遣军”）心脏的司令部曾发出这样的言论：“此次事变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国际惯例认同以报复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当时日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因此，这一军事行动也是被国际惯例认同的。
——报复？第一次听说……
确实如此呢。我甚至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当中，听过这个词的人可能基本上没有吧。如果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说明“报复”这个概念，就是当对方国家出现违反条约等不当行为时，可由我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制止其行为。而当时日军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遵守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以必须采取武力行动来让中国遵守条约。
然而，当时国际惯例所认同的“报复”行动，都是程度比较轻微的。例如，当对方国家未遵守条约时，国际认同的对抗行动是扣留对方的货物或船只，从而让对方感到困扰。因此，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不能套用“报复”的概念。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都是军人们的说法，而在近卫的智囊们所撰写的史料中，也发现了以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来称呼中日战争的例子，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一种剿匪战”。大家听过“剿匪战”这个词吗？恐怕只有生活在二战结束之前时代的人们，才能在脑中立刻浮现这个词吧。“匪”，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内为非作歹的坏人，就好像是山贼那样的形象，而“剿匪战”的意思，就是讨伐剿灭这些不法团体。
总之，只要能意识到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所抱有的“不将这场战争当作战争”，以及“不承认对方为交战对象”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在某种意义上，2001年的美国与1937年的日本，都用一种相似的感觉看待各自眼前的战争：因为对方做了坏事，所以动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将这种战争看成是警察抓捕坏人的行动。
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与背景的两场战争，从而发现乍看之下完全不相同的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隐藏着的共通点。其实，可以说历史乐趣的精髓，就在这种比较和相对化之中。经过前面的说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学的近代史研究好像也蛮有意思的，而战争也可以作为近代史研究的切入点呢。
我从初中时代开始就喜欢历史，进入樱荫学园初中部后就加入了历史社团，不过我同时也参加物理社团。因为喜欢历史，所以历史成绩很好，历史就成了我的得意科目。但在初中和高中时代，喜欢历史的人往往受到轻视，理由是“历史还不就是死记硬背，只要背下来，根本不用动脑思考就能得分了”。大家觉得呢？有没有被问过，相比物理、数学等科目，“为什么喜欢历史”这样的问题呢？
——基本没有欸。
是吗？现在不会被那样问了吗？
——不过，就算历史成绩好，感觉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另外，确实会有历史就是死记硬背这样的感觉。
是啊，作为学校课程的历史，其实有点可怜呢。因为考试形式的关系，一直到高中为止，历史总被认为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下面就试着把历史和数学、物理来进行一下比较。
当一个数学或者物理方面的问题的答案是“1”的时候，只要确认了答案是“1”，那么就基本能够确定推导出这个答案的过程的正确性。因为如果计算过程满是错误的话，恰好得出答案是“1”的情形，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得出“1”这个答案，就差不多可以确定中间的思考过程也是正确的。数学和物理这样的科目，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总结的话，可以说只要有对于定理的解释说明，并通过重复积累的例题与考试来进行反复确认，就能达到该科目所要求的学习成效与目标，而且不论例题与考试的形式如何，学习目标的达成度都能够得到具体的确认。
但历史科目就无法如此。就拿高中日本史B(2)来说，其学习指导要点中的“目标”部分明确地写着这样一些内容。想必没有人看过这部分内容，我就在这里稍做介绍吧。
以各类资料为基础，结合地理条件以及世界历史，对我国历史的进程进行综合探讨，并通过加深对于我国传统及文化特色的认识，培养历史思考能力，养成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体而存在的日本国民的觉悟与资质。
怎么样？相当艰涩难懂吧。把日本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与世界的动向相结合进行思考，到这里还比较好理解。对于接下来的部分，所谓探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加深对传统与文化的认识，从而获得作为国际社会生存资质的历史思考能力，我们又要如何来确认学生获得了这种思考能力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各个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明的妥当性，进行一一确认。为了进行这样的确认，就需要让学生进行论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去了解其思考过程是不是巧妙、正确和妥当。例如，作为教师来说，在探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时，真正想让学生做的是，让他们依据多种史料，论述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对众多考生的答案进行评分，在实际的大学入学考试里是没法出这样的题目的。于是，考题就不得不局限于“将以下五个事件依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这样的形式，只是让学生回答《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对因果关系进行恰当的探讨，但只要记住《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也可以顺利作答。
不过，最近的学习方式似乎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大家听说过PISA调查吗？这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会员国为中心，由参与国家共同开发，以15岁学生为对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日本2006年的测评结果非常糟糕，甚至被称作“PISA冲击”。PISA的评估内容涵盖阅读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科学应用能力，而其中与历史课程相关的是阅读能力，即以论述形式进行写作。当时，日本学生阅读能力的测试结果相当糟糕，在57个国家中的排名分别是：阅读能力第15位、数学运算能力第10位、科学运用能力第6位。而在2000年举办的第一次评估中，日本学生的数学运算与科学应用能力分别居于第1、2位。总之，长期来看是一直呈现下滑的趋势。
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与他人进行比较和来自外界的批评是较为敏感的，所以PISA评估的结果就促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对于一直以来忽视培养写作、论述能力的教育的否定。历史考试也必须进行写作论述，而对于理论的说明能力也绝非光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养的。随着这种新的认识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学生真正接触历史乐趣的机会也变多了。
对于现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个讲座，我给它起的名字是“为了历史爱好者而办的特别讲座”。虽然这个名字容易被误认为是以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为主要对象的讲座，但是我用“为了历史爱好者”其实是有缘由的。我是在想着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进行的演讲，借鉴其中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进而写下这句话的。
接下来，就通过分析葛底斯堡演说的主要内容来讨论下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当我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应该如何开动脑筋呢？要怎么样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死记硬背以外的历史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林肯是在1863年11月19日进行葛底斯堡演说的。这场演说非常有名，可以说众所周知，他主要阐述了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来运作美国政治这样一个理想。在这里，希望大家站在林肯的角度想一想，当时的林肯为什么需要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呢？可以试着联想这一演说的时代背景。请大家赶快开动脑筋，试着在25个字以内，写出林肯必须提出这一理想的原因。
——25个字不够吧？
只写必要的内容，这点字数应该就够了哦。先给一个提示，大家知道与这一演说有着紧密关系的那场战争吧？
——南北战争。
没错。南北战争是围绕着美国立国的理念，在北方的联邦政府与南方的联盟国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葛底斯堡演说正是因为这场有可能将美国一分为二的大规模战争而进行的。那么，林肯进行这一演说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呢？答案的要点有两个。请已经写好的同学来说说看。
——在战争中，提高北方人民的士气。
在演说中揭示这一理想，是因为需要鼓舞士气。不论是现在（2007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都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为了安抚民众，统一民心来应对战争，才会在演说中使用“民有”这样有力的话语。南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葛底斯堡。1863年7月，兵力不相上下的南北两军（北军8万人、南军7.5万人）在此交战，北军在付出2.3万人伤亡的代价之后，获得了胜利。在这样一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联邦政府的总统林肯发表了“民享”的演说。
联邦政府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历时4年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伤亡人数更是高达62.5万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的发生地、新落成的国家公墓，林肯进行了演说。面对幸存的北军士兵和联邦政府相关人士，他在对献身沙场的士兵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也希望拂去人们心中隐约浮现的厌战情绪，毕竟今后的国家建设，还需要这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人。
除了那段有名的排比句，林肯还说了下面这段话。
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并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向前推进未竟的事业，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依旧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3)
这是第一个要点。还有其他的吗？
——寻求北方联邦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很好。相对于为了持续战争而鼓舞士气的角度，这个视角看到了更高层次的问题。南北战争将美国一分为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裂痕。在这场内战中，林肯的对手除了南方联盟，还包括联邦政府内部在继续战争的方式等问题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众多人物。这场内战可以说背叛了那些从欧洲逃离，呕心沥血建立起一个统一合众国的先驱，为了把这场内战继续下去，仅仅靠鼓舞士气是不够的。为了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还需要一个能够重新将美国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理念，一种统合国家来共同迈向远大目标的意志。换言之，就是需要制定统一新国家的宪法，以此来指引国家的新目标。
对于将先人们所建立的国家维持下去的使命，林肯这样说道：
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着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地生存。(4)
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就会发现林肯演说的目的，除了追悼战争的牺牲者，同时也是为了今后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的新目标。所以，原因就可以用“为了追悼牺牲者并设定国家的新目标”这16个字总结出来。而第二个要点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重新确立国家的目标和正当性。
另外，在思考这一演说的背景时，我想要再强调一遍，这场战争的战死者非常多。刚才已经说到伤亡的人数，如果单论阵亡者的话，又有多少呢？依照不同的资料和统计方式，得出的数字也不尽相同。根据《世界年鉴》的数据，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北军人数为74524人，南军为110070人，总计达184594人。出现如此庞大的阵亡人数，可见美国内战进行到了多么激烈的程度。
说起来，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大约是多少吗？
——……？
没有概念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是92540人。也就是说，南北战争的阵亡人数是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战斗的美军阵亡人数的两倍。从这一点也可以大概感受到南北战争给美国所留下的深刻伤痕。当然，如果将欧洲战场也算上的话，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总人数是294597人，还是比南北战争多的。
太平洋战争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太平洋战争的损失仍比不上南北战争。如果仔细揣摩的话，就可以感受到林肯的演说也在尝试缝合因内战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深刻裂痕。“为了让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就需要美国人民的奉献和牺牲，林肯如是说。
其实，令人过目难忘的“民有、民治、民享”，在现行的日本宪法中也能发现相似的表述，那就是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一节。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代表民有，“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则是民治，而“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就是民享。可以说，宪法前言的这段内容，就是基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
对于在《日本国宪法》前言中加入“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点，大家是否会感到惊讶呢？啊，并不惊讶吗？原来如此。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宪法》的条文本身是战后根据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准备的草稿来制定的，既然是美国人起草的，那么出现林肯的话语当然也不奇怪。大家是这样想的吧？
请大家先记住刚刚所说的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演说，以及《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这些内容，因为接下来我想先换个话题，提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当然，稍后大家应该会发现，其实所有话题都是互相联系的。那么，在这里就容我稍微离题。曾经有位政治家说过，“历史就是数字”，具体是这样说的。
政治源于众人所在之处。且其起源之处的人数绝非数千人，至少应有数百万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诞生真正的政治。
历史就是数字，即使有数千人的诉求，政治也不会有所反应，只有达到数百万人的规模，政治才会开始出现反应。相当激进的观点呢。大家认为这段话是谁说的呢？给个提示，这个人在20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去世了。
——不是日本人？
不是的。但如果是日本人说出这样一段话，感觉还挺厉害的。
——阿道夫·希特勒？
确实像是他会说出的话，但不是他。
——如果比希特勒还早的话，是伍德罗·威尔逊吗？
这要是被威尔逊听到的话，只怕他会悲愤而死吧，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这样说话。
答案是列宁。他与威尔逊确实是同时代的人。列宁的祖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同属协约国阵营。在与德国的激烈战争中，沙俄疲态尽显，终于在1917年3月爆发了二月革命，之后又在11月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与托洛茨基共同推动着革命的发展。
现在，我们试着再来理解一下刚刚所引用的列宁的话。列宁所说“诞生真正的政治”，如果进一步解释的话，大概可以得出“之前的都不是真正的政治”这样的结论吧。在20世纪前半期，可以断言没有“真正的政治”“大众的政治”的大国，大概就是俄国了吧。因为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自不待言，即使在没有受到殖民主义摧残的国家中，最晚建立立宪制度的日本，也已经在19世纪末制定了宪法，并建立了帝国议会制度。在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沙俄倒台数年之后的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接下来我们慢慢回到正题，让战争转化为革命的政治家列宁所断言的“历史就是数字”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时，伤亡数字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决定性地改变战后的社会。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线战场上俄方的巨大伤亡。
同样地，在探讨《日本国宪法》时，也必须把太平洋战争中日方的大量死伤和日本社会所遭受的重大打击一起加以思考。当然，说到日本的伤亡，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场战争中，还有众多遭受了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战争同样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大量的伤亡。
一提到日本宪法，马上就会出现诸如这是GHQ起草的宪法，是被迫接受的宪法等论调，但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宪法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在众多的生命消失之后，国家需要新的社会契约，广义而言就是宪法。
说到宪法，特别是明治时代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的印象大概是所谓“不灭的大典”吧。然而，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还是《日本国宪法》，其实都属于某种新的社会契约，它们都明确构筑起了国家的基本秩序和信念。而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宪法了。
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中关于“人民”的部分，还是《日本国宪法》当中“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的内容，都非常强调这一理念，而其背后却有着极为深刻的理由。根据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的估计，包括军人、为军队提供劳务者以及平民在内，共有310万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
对于新宪法或社会契约的需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总体战”（total war）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就必须提出相应的国家目标。而“民治”这个词汇在这时就显得尤为必要。总体战最单纯的定义就是不分前线和后方，全国青年男子的数量基本等同于被动员士兵的数量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各国，几乎都处于总体战的状况下。为了让青年自愿从军而免去强制征兵的麻烦，从他们未成年时起，国家就会在教育中加入有利于募集士兵的内容。大家应该知道，国家为了进行这样的全面战争，就需要对忍受着辛劳的人民提出类似于“为了建立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目标。国家如果不对其国民宣扬未来的希望和补偿，是无法持续地动员国民为战争出力的。
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就需要设定新的国家目标。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着大规模动员的民众有可能对实施动员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国家往往会先将战争的目的加以明确。例如，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安全屹立于世界”，“一场为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相对地，德国、奥地利方面则将本国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战争。”
大致上能够理解吗？目前为止所讲的问题，就是因战争而出现的大量牺牲以及总体战这一战争形态本身，都会从内部改变参战国家的社会。
接下来，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作用生效之前，己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而选择开战的呢？
——为了让对手服从自己。
很好，就是当通过政治途径，比如外交交涉等手段无法说服对手时，就以武力使对方屈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打败敌国军队，消灭其军事力量。
哦哦，真是尖锐呢。
只要击溃敌军的主力，就可以让对手陷入不得不投降的境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对战争进行了定义，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应该是关于战争最古典的定义。虽然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克劳塞维茨还是从普鲁士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理想意义上的战争，并将相关思想的精华总结成书。其观点的一个特点在于，提出了政治领域的交涉与诉诸武力的战争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延续性。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因为参战各国普遍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苦头的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中心，签订了《非战公约》(5)，试图以条约的形式来禁止战争。二战前的日本政府也以初始签约国的身份加入了这份于1928年（昭和三年）签订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二条则规定，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在这一公约的约束下，只有自卫战争以及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的制裁行为是被允许的。如果回顾直到《非战公约》签署为止的人类漫长历史，就会明白，长久以来人们是如何将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手段或是解决国家之间纷争的工具，从而发动了无数的战争。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吧。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进一步说，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对战败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会压榨战败国。
好严厉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会马上引发复仇战争，战胜国也没法过得安稳吧。
——占领并改变战败国的体制，将其改造成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体制。
这确实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企图进行却未能实现，而且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达成的目标。刚刚的回答，很好地抓住了重点。
差不多该揭晓答案了。
关于战争所带来的某种根本上的影响这个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反复思考过。不过，因为卢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没有日文译本，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我读了东大法学部宪法学学者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6)，才感到异常的惊奇与趣味，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在这本书中，长谷部教授着眼于卢梭的论文《战争与战争状态》。卢梭的这篇论文写道：战争就是国家之间对于主权与社会契约的攻击。也就是说，是对敌国宪法的攻击。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实施了间接统治。而我们日本人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哦，美国是作为民主主义的老师，本着到日本传授民主政治的目的来了”，把占领政策看成是美国特质的体现。而卢梭则早在18世纪就预见到了战后美国的这种做法。
卢梭当然只能知晓直到他本人生活的18世纪为止所发生的战争。对于19世纪的南北战争、普法战争（1870—1871年，发生于普鲁士及法国间的战争），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无法知晓。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卢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与19世纪、20世纪以及现代的战争都相符。如此卓越的洞察力，也是他成为闻名世界的哲学家的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我想稍稍对卢梭的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说明。
卢梭认为，战争不会在消灭了某国常备兵力的三成以后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也不会在对方的国王举手投降时就宣告终结，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的领土（这种意图当然也会存在），或是收编对方的军队（这种意图还是会存在）。他将种种想法加以归纳，最终得出了结论，强迫对手改变对其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广义而言，就是被叫作宪法的东西）这一行为，才是战争。
战争就是要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简单地说，为了给对手造成最大的伤害，就要对对方最重视的东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样思考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卢梭的理论了吧。卢梭生活在18世纪，却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战争形态，真是不可思议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宪法，即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以英美式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范本进行了修正。因此，如果从历史的“数量”问题以及战争的目的这两方面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日本国宪法》其实并非是美国热衷于理想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哪一方获得胜利，恐怕都会发生由战胜国来改写战败国宪法的情况。
谈到这里，大家能够渐渐体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历史问题的有趣之处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试着探讨敌国与我国、敌方与我方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请大家想一想在美日交战后，美国获得胜利并改写日本宪法时，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而战前的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又是什么？构筑起战前日本社会的基本秩序又是什么呢？在事后来看，美国也正是借由战争的胜利将日本的这一部分进行了改写。简单来说，只需要两三个字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天皇是神的后代，其权力具有绝对性。
非常好的想法。这是根据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月1日发布的否定天皇为神的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来说的。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也需要借由天皇之口来否定对天皇的神化，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刚刚这位同学所说的就是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还有其他的吗？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帅陆海军。
这是军事角度的回答吧。美国的制度是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拥有决定开战等权力，虽然实际上是由总统做出判断和决定。反观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其实从开战到缔结和约为止的过程，与其说是由明治天皇来做出决定，不如说是元老们(7)在主导政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变成了既不是由大正天皇，也不是由元老，而是根据内阁的判断来决断。关于这一点，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由天皇统帅陆海军”，但也必须有人对天皇的统帅大权进行辅佐。内阁并不负责此事，而是由另外设置的，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1933年起改为军令部总长）以及侍从武官长等官员组成的统帅机构来进行辅佐。
此外，有关宣战、和谈以及缔结条约等大权，也是如此。虽然宪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了“由天皇进行宣战、和谈及缔结各种条约”，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国务大臣的辅佐。要得到两个字组成的答案，还要再加点油呢。《大日本帝国宪法》与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国家主权在天皇而非国民，统治国家的中心是天皇。
是的，没错。《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这些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果用当时常用的两个字组成的惯用语来表达，由天皇统治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根本宗旨应该是什么呢？
——国体。
没错，刚刚我说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词就是“国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国体”。换句话说，就是“天皇制”。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规定：“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团体，或者明知其性质而加入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这里所说的国体，就是指天皇制。
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的胜利，最终改变的是日本的天皇制。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前言部分：“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与林肯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基本一致。不过，就在这一部分的前面，还写着：“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笑）
到这里为止，我们从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形态的意外相同点出发，接着又从“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个说法，把话题延伸到了林肯的演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改写的宪法之间意外的相同点。上面的共通之处就是“意外的相同点”。其实，不管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的美国，还是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1945年前后的日本，都意外地存在着一些共通性呢。
但是，这些共通性必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发现。比如第一个例子，就在于是否注意到战争的“形态”；而第二个例子，则在于是否能够发现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基本秩序将在大规模战争之后被改写这一理论。当我们谈到是否具备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事物的能力时，其实就是在问能不能注意到这些历史的视角。
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利用这种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呢？其实，这正是历史这门学问最重要的地方。
研究本国历史这门学问的环境可以说是有些麻烦的，因为作为分析主体的个人也必然要在其所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当中呼吸与生存。因此，当生存在这个国家与社会中的人的内心，被诸如“日本为何要进行一场让310万日本人失去生命的战争呢？”“为何没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中学到教训，又一次开启战端呢？”这样一些“问题”所深深冲击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开始用历史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历史的视角就来自烦恼之人所抱有的“问题”的迫切性。
那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过去历史研究的第一线所讨论和思考的日本史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如果有教科书可以把这个“问题”明确化，肯定会相当有趣吧。这样一来，我会非常希望让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等年轻读者，都切实地了解那本教科书提出的“问题”所在。等到“问题”广为人知，相信对于世间大众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吧。
听到这里，已经有人开始产生疑问了吧。比如，没必要让初中生和高中生了解历史研究第一线的问题吧，除此之外，肯定还有更迫切的“问题”想要与初、高中生一起思考吧，等等。请再稍加忍耐，继续听下去。
学生时代真的很忙，除了有很多课程要学，还要忙着参加社团活动，还得费劲儿与朋友相处。不论多努力地对着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的年轻朋友们说，学习日本史“将来一定有帮助”，可能都没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们提出的根本“问题”，或许只有让初、高中生们实际感触这些问题产生的情境，才能抓住他们的心，并将其引向日本史的方向吧。
一个研究者，为何总是从思考某个想要解答的“问题”开始自己的研究？而那个“问题”又为何值得投入心血去追寻答案？我们的教科书，可以说是众多研究者对于他们所追寻的“问题”的探究结果的集大成者。如果能够有更具真实代入感的教科书，那就太好了。
所谓感触第一线研究诞生的情境，具体而言是指什么呢？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8)在20世纪30年代所思索的迫切问题。
卡尔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他在1982年去世。在英国，受到尊敬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文明史观等宏大论点的学者，但卡尔并非如此，他会在列举各种细微史料的同时，阐述关于英国未来的黯淡预测。因为他同时也是苏联史专家，所以被视为亲苏派，在美苏冷战最高峰的时代，英国学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等都对他有些敬而远之。这样的卡尔老师，在日本倒是特别受欢迎。
在卡尔的著作中，以《历史是什么？》(9)最为出名，这本书非常阴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现在冷静地阅读的话，甚至会产生为什么如此难懂的书会畅销的疑问。这本书是以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为基础完成的作品，内容确实很难懂。尽管如此，但因为其中重要的部分经常被引用，所以即使是年轻的各位，或许也曾经听过。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所谓“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听起来并没有剧情最高潮的时候，主人公说出决定性台词那样的感觉，而就像在说很普通的事情一样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卡尔老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首先，我们从卡尔的个人情况开始讲讲他的有趣之处。卡尔是个名副其实的勤奋向学的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外交官，还曾在英国极具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63岁时成了剑桥大学的老师。
一方面，卡尔会咒骂圣诞节假期。在基督教思想中，圣诞节假期是休息并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间。但是，卡尔因为讨厌研究时间被削减，就咒骂圣诞节。另一方面，如此热衷于研究的卡尔老师却不知为何有过三次婚姻，而且其中两次的结婚对象还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他最后一次结婚是在74岁的时候。
大家肯定不知道与带着孩子的已婚女性结婚的辛苦吧，（笑）那无疑是一件非常非常费时费力的麻烦事。除了要尽快办妥与前妻的离婚手续，还得等待对方离婚，相当麻烦。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卡尔先生既讨厌圣诞节又厌恶人际关系，但他为什么又不断重复如此麻烦的事呢？（笑）
为什么我能够像亲眼所见一般来讲述这些趣闻呢？那是因为在卡尔的大弟子为他写的传记里，这些事都被认真地记录下来了。英国是个会把一个人的好坏都确切记录下来的民族，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直接对他是不是坏人这样一个问题做肯定回答，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没有政治家的才能。英国人的思考方式还真是相当成熟呢。
卡尔的传记《正直之恶》，是由卡尔的弟子、同在剑桥大学讲授俄国史的老师所写的，原文书名为Vices of Integrity。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时，曾经一瞬间惊讶地觉得是不是把“美德”（virtue）误写成了“恶习”（vice）。为什么卡尔会被说有“正直之恶”呢？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正题了。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卡尔所面对的“问题”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卡尔老师完成了《20年危机（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这本书。据说这本书是卡尔一边听开战快报，一边修改完成的。让卡尔动念写下这本书的，就是“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副标题提到的1919年，举办了一场有名的会议，有谁知道这个被冠以举办地名字的重要会议叫什么吗？给个提示，这次会议是因为前一年结束的世界大战而召开的，从1919年开始，和平总算是回来了。
——巴黎和会。
对。卡尔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构筑起凡尔赛体系，并开始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可为什么这一切在20年后就面临破产了呢？《20年危机》正是卡尔为解答这个迫切的问题而写下的书。1920年，即巴黎和会后的第二年，虽然美国最后在参议院的反对下没有加入，但国际联盟还是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中心被建立起来了。对卡尔来说，寻找国际联盟失败的原因，有着关乎自己存在意义的迫切性。这是因为卡尔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之后不久，曾以外交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会议即将举行之际，英国外交部副大臣哈丁从外交部选出18人，派往巴黎参加和会，而卡尔就是这18名出席者之一。这次会议的经历想必给了卡尔相当强烈的刺激，因为在和会上，卡尔参加了新兴国家委员会，目睹了小国和战败国的利益被当作战利品与筹码，被随意处置。
他所看到的是，丝毫不了解大战始末，而且对于欧洲和西亚的地理历史情势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威尔逊总统等人，却要做出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而言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威尔逊的做法，是否能够治愈饱受战争创伤、业已分裂的欧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卡尔在《20年危机》中回顾道：“（威尔逊）真心地相信政策应该从道德伦理中导出，而非由政策来引出道德伦理，真是个空想型的政治家。”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切实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卡尔一边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接近的脚步声，一边焦虑于一般英国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大多数人单纯地认为，引起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即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出现）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德、意、日三国百分之百地严格执行国际联盟的盟约，或者是英、美、法等大国未能及早应对德、意、日的挑战。
如果让卡尔来说的话，这些说明不过是把相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转述，根本无法说明为何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没有如其他国家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行动，而是选择发动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的总阵亡人数超过1000万，在西线战场构筑起的战壕总长度，几乎可以绕地球一圈。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战祸而组织国际联盟的尝试，为何仅仅20年后就破产了呢？卡尔并不认为如果更早一些对德国、意大利及日本发起攻击，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又是如何回答自己的问题的呢？当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发行时，大概会让许多英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感到困扰吧，因为卡尔就像是朝着正处于开战不久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英国政府和人民泼了一盆冷水。卡尔的回答是这样的：
人们之所以无法运用正确的原理，并非因为自身的愚蠢或是邪恶，可能是因为原理本身有误，根本就是无用之物。
也就是说，卡尔直言错不在作为敌方的德国，而是国际联盟有错，国际联盟对于战败国德国的处分方式是不对的，甚至由美国、法国及英国等大国主导构筑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身就是错误的。
——真是大胆啊。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卡尔的说法等于是帮着战败国说话，表示开战错在英美，所以日本人可能会产生“卡尔老师，说得真好”这样的感觉，而这可能也是《历史是什么？》《20年危机》等卡尔的著作在日本被广泛阅读的原因吧。在英国备受欢迎的汤因比等历史学家，大多是站在文化论这样的制高点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总是会论述如希特勒那样的邪恶精神出现的原因，最后展开相信人性之美之类的论述。卡尔的观点则非常冷静透彻，他认为，巴黎和会上的错误决定以及国际联盟的错误作为，都有意地将错误的事强加给德国等国，这当然会导致被压迫的国家试图突破被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困境。
而在原理错误时，为了遏制日本和德国，英国应该怎么做呢？卡尔在《20年危机》中也对这个难题进行了回答，大家可以想到他的答案吗？为了抑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等对当时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的抬头，书中给出了英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欸……
当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英国应该怎么做才能遏制这样的侵略行动呢？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原理本身有误”的卡尔，对于英国在30年代要做出何种选择才能改变历史的潮流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输掉就行了。
嗯，这个答案太有意思了。（笑）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保守派大叔说出这个答案的话，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非殖民化浪潮（亚洲、非洲等地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中，某些英国国民会有这样一种心情，虽然表面上英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的话，英国就能继续保有殖民地。虽然现在的答案非常出乎意料且很有深度，但和卡尔老师的想法还是有些出入。
——先发制人？
果然是喜欢先发制人的日本人的想法呢。不过挺好的，先发制人这个想法渐渐接近答案了。
——是哪个时期的事呢？
卡尔老师所设想的英国本来该做的事情，大概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的。换句话说，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四五年，英国应该做什么呢？
——延续英日同盟。
这也是很重要的想法。英日同盟的最大优点在于英国可以保持在欧洲和亚洲的海军军力。但就实际的历史走向而言，在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就已经告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显出疲态的英国认为，太平洋方面的安全保障不能缺少美国的协助，所以就缔结了由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四国参加的《四国条约》来代替英日同盟），所以延续英日同盟的想法只能是历史的假设。
差不多该说明卡尔老师的想法了。他认为，英国不应该试图以国际联盟的权威为支撑，单纯通过言语或是理论来抑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海军军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即一战以后以国际联盟为中心构筑国际秩序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视经济的安全保障观，德、意、日三国都将其视为既得利益国家试图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加以批判。卡尔认为，面对持有如此主张的国家，显然无法光靠言语来制止，在缺乏优势军力的情况下，试图维持现状的国家是无法遏制意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国家的。
那么必须思考的一点就是，30年代前半期的英国是否还有余力来扩充海军军力。与法国一样，英国是受到1929年10月那场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使英国饱受其苦。1930年末，英国的失业人口是250万，到了1931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了270万，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直到1933年。
因此，卡尔认为，如果英国不能通过扩充海军这样的强硬政策来压制德国，就不应该以国际联盟为后盾来刺激德国。对于英国而言，这个结论可谓相当黯淡呢。如果无法扩充海军，就应该在更早的时期，更真诚地与德国进行交涉。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卡尔在英国不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他在英国国内不讨人喜欢，除了因为对已经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口的英国指责国际联盟的做法是错误的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通过这一点，或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不好意思，现在又来了一个唐突的问题，请问，大家认为历史是科学吗？
——历史与科学好像不一样吧……
哪里不同呢？
——科学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实验来探究未知事物，从而阐明真理；而历史嘛，就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
没错。感觉上，科学给人的印象是诸如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或是研究那些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的问题；而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总之，认为历史并非科学的意见似乎比较多。
但是，卡尔却主张“历史是科学”，反驳了“历史非科学”的观点。而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1961年，大约就是各位的父母出生的时候。
卡尔的观点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同时主张“历史是科学”和“历史是进步的”。在1961年前后，相当多的英国人虽然说不出历史是否是科学，但想必也不会认为历史是进步的。
让我们先来听听卡尔如何解释“进步”的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弥漫着相当强烈的反苏情绪。1951年，苏联间谍“剑桥五人组”(10)中的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马克林，因身份暴露逃亡苏联。而在卡尔发表以上观点之后不久的1963年，同为“五人组”成员的金·菲尔比也逃到了苏联。
卡尔并不在意这样的社会状况，表示“为了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社会，就应当被视为进步的”。在当时，提到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指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因此，英国保守派也批评卡尔的观点，声称“20年后，卡尔的书会成为苏联教科书”。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历史是进步的”，就会被认为倾向共产主义。
所以，“历史是科学”这句话也被认为是相当过激的表述。卡尔说道，主张历史并非科学的人常常引用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历史主要记录特殊事件，而科学则研究一般事物，因此历史并非科学；二是历史无法给予任何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因为历史是无法进行归纳的学问，所以也不可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卡尔首先将以上两点作为自己辩驳的对象。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反驳呢？首先，卡尔认为历史记录的是特殊事件，而科学是研究一般事物这样的区分方式并不恰当。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并非特殊事件，而是隐藏于特殊事件内部的一般事件。正是因为对这些事件有兴趣，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挖掘其中的细节。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有同感吧。（笑）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是无意识地在特殊之中寻找一般。对于这一点，他说明如下。
传闻理查德三世（1483—1485年的英格兰国王）在伦敦塔中杀害了其他王子，但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会怎么想呢？“解决可能继承王位的竞争对手的行为，是当时统治者们的习惯吗？”虽然用“解决”这个说法不太好听，但卡尔老师表示，这样的问题会立刻无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
直到15世纪末的某个时期，理查德三世都被视作恶名昭彰的国王。关于这位国王有许多传说，比如将可能与自己竞争王位的对手幽禁在伦敦塔中并将其杀害，等等。当历史上流传着这些传说时，历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将问题一般化。“在15世纪，杀害王位竞争者的举动是一般行为吗？如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反而让自身王位的正统性出现问题，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所以恐怕这不是上策。”历史学家在看待过去的某一事件时，经常会无意识地尝试将其一般化，将个例与普遍、特殊与一般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说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
对了，理查德三世非常有名，他是为什么而出名的呢？
——莎士比亚。
荣光学园的学生真是厉害，马上就答上来了。《理查三世》，他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成为莎翁的戏剧了。《理查三世》大概是与日本的《忠臣藏》(11)一样被反复上演、极受欢迎的剧作吧。卡尔以众所周知的理查德三世为例，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以科学可以一般化，而历史有特殊性这样的理由，将两者区分开来。
卡尔老师也不赞同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所以无法从历史中学习，或是历史不能提供经验教训的说法。有些人顽固地主张历史事件是由个别特殊事件积累而成，这些事件相互独立，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对于这样的看法，卡尔针锋相对地认为，历史是能够提供经验教训的，历史人物的个性或是某一特殊事件，都可能对后世产生影响。
某一事件的过程会影响之后的不同事件，当事者的行为会受到过去某些记忆的束缚。大家可以试着联想一下，历史上的某一事件强烈地影响到其他事件的例子。
卡尔所举的例子是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发动十月革命的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其中有不少犹太裔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不少人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拿破仑这个兼具军事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的领袖的崛起而变质的，其结果是让欧洲进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通过历史，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当他们思索俄国革命的前途时，就面临选择什么人来成为列宁继承者的问题。如果选择拿破仑那样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结局恐怕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导致革命变质。所以列宁死后，他们没有选择具有军事领袖魅力的托洛茨基，而是足以控制国内状况的斯大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与反革命势力作战的过程中，斯大林完全没有体现出军事领袖的魅力。而托洛茨基则是历经内战的一员猛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更是竭力与德国进行单独媾和谈判，从而让俄国得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的英雄。那时的托洛茨基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诸多压力，比如，怎么可以让俄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样下去要亡国了，等等。为了让革命取得成功，他坚持必须与德国达成协议，并割让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领土。这是有史以来一个欧洲帝国因一场战争而割让最多领土的案例，但结果是使俄国终于得以脱离一战，进而让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托洛茨基具备这样高超的政治才能。
托洛茨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所以选择来自格鲁吉亚的乡下人斯大林会更安全。
肩负着俄国革命大业的人们因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拿破仑的崛起，所以选择了斯大林，这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活用了经验教训之后的选择。所以，某些事件确实会影响到看似毫无关系的其他事件，并留下相应的经验教训。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全部有益或者正确。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开始在红军内部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界展开肃反，牺牲者据说达到了数百万人，这也使得他的名字带上了恐怖之感。
听了刚才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到相似的例子？不论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也不管是小事情还是大事件，都可以。
——虽然不是很确定，比如日俄战争与土耳其革命的关系。
非常好的回答。这是与日本史、世界史都有关系的事件呢。1905年，日本这样一个黄种人的、非基督教的、才打开国门的国家，勉勉强强地打败了沙俄帝国这个白种人的基督教国家，虽然很不容易，但终归是胜利了。这一事件不仅对东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强烈地影响到了正准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确受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
拥有宪法的国家（日本）比没有宪法的国家（俄国）强，设立议会的国家（日本）比没有议会的国家（俄国）强，这样的经验教训流传到了世界各国。1905年，凯末尔从陆军学校毕业成为上尉参谋后，组织起“祖国与自由党”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在1923年建立共和制，并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
通过俄国的革命者们选择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继承者这个例子，我的脑中瞬间浮现的是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接下来我会详细地说明这一点，请大家仔细听。说到西乡隆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野公园里会有不修边幅地穿着和服遛狗的西乡先生的铜像？（笑）
拿破仑、托洛茨基与西乡隆盛的共通点是，三人都拥有军事领导才能和极大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从倒幕开始到明治维新的政局当中，西乡在军事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江户城。而同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等人，都不会带兵打仗。此外，西乡作为政治家也有着很高的声望，明治天皇对他相当信赖，可以说，西乡拥有文武双全的领导能力。
但是，西乡却在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中，被反政府势力拥戴为领导人，最后于9月24日在鹿儿岛的城山切腹自杀了。西南战争爆发那一年，正好也是火星与地球距离相对较近的一年，因此，据说从这一年的8月上旬左右开始，在东方的天空可以见到又大又耀眼的星星。由于火星接近的关系，再加上景仰在西南战争中与政府军对抗的西乡，人们就将这颗行星称为“西乡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彩色的浮世绘版画。学习院大学的井上勋教授介绍了其中一幅，相当有意思。
在这幅浮世绘中，身穿大礼服、骑着马的西乡与部下桐野利秋一起被描绘在圆形的星星里，底下则有许多人在拜这颗“西乡星”。这些人的多样出身背景，正说明了西乡受欢迎的程度。都有哪些人在拜西乡呢？有背着小孩的母亲、年轻女性、小妾等市井百姓，还有士族、农民、商人、手艺人、演员以及僧侣等，全都是普通人。里面没有出现的大概就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军人和神社的神官了。总而言之，那些拜西乡的人都是些在现实社会中与身居高位者无缘的人。由此可见，相比政府方面，站在反政府立场上的西乡更受市井民众的喜爱。
西乡在拥有军事领导才能的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极为优秀，这样的人在西南战争中切腹自尽，可以说让政府松了一口气，但想必也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吧。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西乡这样文武双全又深受民众爱戴的领导人所发起的叛乱，政府肯定会非常苦恼。
西南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8月，一方面，近卫炮兵队因为对薪水不满而发起竹桥暴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到军队内部，山县有朋产生了把军队与政治相分离，即所谓统帅权独立的想法。在这一年，作为参谋本部长的山县亲自制定规章，规定由参谋本部长独揽军令（调动军队）事务。如果仔细观察山县的行动，就可以发现他所做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惧怕自由民权运动，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对军队的影响。西南战争中，他亲自上阵指挥与西乡对抗的经验教训，也对他的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把军事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分开，对国家的安全较为有利，这一举措也有防止发生叛乱的考虑吧。
之前我们说过，因为把斯大林选为列宁的继承者而造成了诸多不幸，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或许也同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惨祸。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各个局面中，由于外交、政治与军事脱节，导致战争陷入了不知如何停止的状况，这给日本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巨大灾难。
回顾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当需要做出政治方面的重要判断时，人们从历史事件中得来的错误评估和经验教训是如此之多。最后，我想通过介绍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ichard May），来谈一谈历史的误用。梅教授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1973年出版了《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the Past）一书。对比英文书名就知道，“历史”一词只是译者的翻译，实际上是指过去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是关于过去的一堂课。
梅教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心要写《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呢？他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大家能想到吗？提示一下，这本书是在1973年出版的。
——石油危机。
嗯，这个点不错。再想一想受到石油危机影响的事件，就能得出答案了。
——越南战争的结束。
对，非常好，就是越战。越战结束于1975年，而1973年是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年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策划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梅教授当时在做什么呢？他因为编纂越南战争史的缘故，暂时待在政府机关里。
梅教授当时怀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如同掉进了泥沼中一般，深陷越南局势之中？”越战的相关政策是由美国政府机关中被称为“最好和最聪明的人”（The Best and Brightest）所制定的，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们为什么会做出跳进泥潭的决定呢？梅教授在阅读史料与相关记录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将其整理成三个命题。
1．外交政策制定者（makers of foreign policy）常常会受到他们所相信的历史所给出的教训或预测的影响。
2．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s）则经常会误用历史。当他们准备制定政策、思考那些自己必须做出判断的问题时，会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拼命地希望从历史中找出类似的案例。过去的人们面对相似的问题是怎么做的？当时的政府又是怎么做的？但是，关于当时的历史往往还有很多事实没有被完全阐明，而且人们所能想到的历史，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自己首先想到的案例所局限，即便是最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要在尽可能广泛的历史事件中找出类似的案例，也是非常困难的。梅教授首先认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即决策者）所陷入的历史的误用，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产生的。
当人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时，会无意识地把自己所知范围内的过去的事件用自己的解释，将“这件事、那件事，还有那件事……”进行参照，并互相联系，同时在脑海中极其快速地进行整理比较，找出哪件事可以作为参考，哪件事与这次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当大脑进行这种工作时，思考范围的广度及对于过去经验教训所进行的解释的真实性，都会对正确使用历史作为经验教训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历史时就不应该有偏左或偏右的观点，如果一味偏向一方，那么存储在脑海中的关于经验教训的“历史”索引就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没法得到恰当的答案了。
反过来说，在做出重要决定时，那些更有可能在最后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就是能够在头脑中广泛地将大量过去的事件与其接近真实的解释相联系进行思考的人。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梅教授的第三个命题。
3．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有意识地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利用。
简而言之，梅教授想说的就是，请为政府指引方向的政策制定者们多多阅读历史吧。梅教授为了让政府的决策者们能够仔细倾听自己的主张，非常翔实又生动地讲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冷战后、朝鲜战争时以及在越战的局势中，都是如何误用历史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稍微谈一谈梅教授所举的误用历史的案例。
梅教授认为，美国在选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时，很明显地误用了历史。那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件事。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为何坚持要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呢？这一点是否推迟了二战的结束？如果观察当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三国的国内状况，就会知道，上述三国实际上都已经出现了希望结束战争的动向。梅教授思考的是，在只接受无条件投降与有条件投降这两种状况下，哪一种更能降低对美国国民的损害，是不是像到一战为止的所有战争一样，由参战各国商讨投降条件反而会更好。
顺便提一下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对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根据现在的研究，虽然铃木贯太郎首相确实对记者们说了“不对《波茨坦公告》进行回应，继续战争”这样的言论，但美国在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其实已经认可了对原子弹的使用（此时的总统是接替当年4月逝世的罗斯福而成为第33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所以，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即如果日本方面更明确地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思，就可以让广岛和长崎免于被原子弹轰炸。
总而言之，根据梅教授的解释，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方式这个历史教训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罗斯福认为，“无论如何就是不能妥协，1918年就是因为妥协才失败的”。大家知道罗斯福所指是什么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以停战的形式结束的。当时，德国方面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以接受，所以就考虑在1918年11月停战。因为德国接受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一战也最终得以停战。然而，在1919年于巴黎召开的对德和会中，威尔逊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和谈方案却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而化为泡影。因此，美国也不免受到德国关于停战条件与最终和约不同的指责。
“当时没有同意停战就好了”，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在卡尔老师所说的危机的20年间持续地在德国国内蔓延。由此，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能与敌国商量停战的条件。
梅教授除了考虑美国国民的牺牲，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局势进行了思考，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对大战末期苏联的态度以及斯大林的发言等加以考量，就应该充分预料到在德国与日本战败后，苏联会在东欧和东亚地区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为了牵制苏联在战后的影响力，也应该放宽德国和日本的投降条件。
美国误用历史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深入越战的理由。美国到底被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或者说创伤束缚住了呢？第一个例子，是一战时的威尔逊的亡灵束缚住了二战时的罗斯福，那么在越战时，又是什么样的亡灵束缚住了美国呢？
——虽然不太敢肯定，但感觉是朝鲜战争在双方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下停战的事。
朝鲜战争的经验束缚住了美国吗？确实是这样。当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突然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的时候，美国其实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另外，美国也没能预料到中国会派出志愿军参战。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就是因为开战初期的这种近乎天真的乐观，使得美国直到最后都没法掌控战争的节奏，而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也只是停战协议。美国是不想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了吧，即在未能取得胜利的状态下停战。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强硬要求对手无条件投降，结果是让德国和日本实现了民主化。因此，美国只要鼓起干劲去推进，总会得到成果。
美国在“9·11”事件后对伊拉克战争的有关想法，可以说就是来自对占领日本这一成功案例的思考。通过坚持强硬的手段来结束战争，美国确实让德国与日本成功地民主化了。这些讨论倒是可以帮助了解如今美国这种“十字军”式的做法的本质，但美国无法从越战的泥潭中抽身，应该是源于过去更大的教训。
——（美国国内）曾经存在“红色恐慌”，在麦卡锡主义下搞得人人自危，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不得不变得强硬。
这是对美国介入越南局势的时代背景有着充分理解的回答。对美国而言，虽然苏联是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友，是与美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作战的同盟，苏联在打倒纳粹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贡献。因此，美国对越南局势的恐惧可能又和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有所不同。如果美国对越南的革命，或是胡志明们的影响力置之不理的话，正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亚洲各国恐怕会渐渐走向社会主义。
虽然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而且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但是我设想的答案还是没有出现呢。这是在战后反倒容易被遗忘的视角，那就是美国“失去中国”这一经验。
二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对日作战，中国因此成了战胜国之一。但在中国之后爆发的内战中，直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为止，美国都对中国局势无能为力。在“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时期，美国担心中国的庞大市场会被日本独占，“门户开放”政策无法维持，因而支持国民政府。但美国在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且战争期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巨额援助的情况下，却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在1949年丢掉了政权。
对于这种结果，美国估计是扼腕叹息的吧。关于中国市场，以前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只要让10亿中国人每人买一支高露洁牙膏，那就是10亿支的销量。但在1949年之后，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止，外国资本都无法进入这个有着诱人经济前景的市场进行商业活动。“失去中国”的回忆给美国留下了相当巨大的阴影，这一阴影使美国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他国发生内战之时，不如彻底介入并扶植自己所期望的政权。因此，当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对峙时，美国不仅将南越傀儡化，试图间接地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直接出手，试图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
以上就是欧内斯特·梅所举出的美国在介入越战之际，误用历史的案例。在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捏造（frame-up）了东京湾事件后，面对来自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总统也曾经多次考虑停手。但是，鉴于之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个邻近苏联，又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的经验，他最终抑制了这种想法，“失去中国”的经验强烈地束缚着美国对于越南局势的态度。
回顾今天所讲的内容，大概会有一种尽管人类一再地考虑各种情况，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惨祸发生的感觉。我们无法随时获得所有的信息，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大家能够在所得到的有限信息中，尽最大的努力去广泛地回想过去的事例，从中找出最适当的部分，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历史加以选择和利用。学习历史并加以思考，这将是我们今后在决定自己如何生存、如何选择时最大的力量。
(1) 近卫文麿（1891—1945年），出生于宫廷贵族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为第30任宗主，后阳成天皇的十二世孙，近卫笃麿公爵的长子。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昭和战前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先后任贵族院议员，第9、13任贵族院议长，第34、38、39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拓务大臣，农林大臣，司法大臣等职。二战结束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自杀身亡。
(2) 日本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分为A、B两版。日本史A以近现代史为中心，日本史B则是从古至今的通史。
(3) 【美】卡耐基著，朱凡希译：《林肯传》，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0页。
(4) 【美】卡耐基著，朱凡希译：《林肯传》，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5) 《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巴黎非战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由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于1927年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15个国家于巴黎共同签署生效。
(6) “憲法とは何か”，岩波书店2006年版。
(7) 元老：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政府中具有极高政治影响力的重臣。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共有9人被称为元老，分别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大山岩及西园寺公望。
(8)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一般简称E.H.卡尔（1892—1982年），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
(9) 原书题为What is history？，日本译为“歴史とは何か”，岩波书店1962年版。中译本《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0) 剑桥五人组（Cambridge Five），指被苏联招募为间谍的5名英国人。其中四人分别是：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马克林、金·菲尔比及安东尼·布兰特。第五个人的身份虽然众说纷纭，但根据四人的苏联上司兼接应奥列格·戈迪夫斯基的说法，此人应为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克恩克罗斯。五人均出身英国中上流社会，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剑桥大学就读时，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同情共产主义者，毕业后被正式招揽，开始将情报泄露给克格勃。
(11) 原名《假名手本忠臣蔵》，通称《忠臣藏》，是以元禄十四年（1701年）的赤穂事件为题材的人形净瑠璃以及歌舞伎的代表剧目。宽延元年（1748年），在大阪竹本座初演，是日本最优秀的歌舞伎剧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