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粒大豆的喜剧
时间是模糊的，情景是清晰的。
可能是1969年，也可能是1970年，沂蒙山区沂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欢乐气氛里。欢乐呀，欢乐，发自肺腑的欢乐——我家自留地里的大豆收获了，每一粒大豆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门口一块平地上捶豆子。大豆成熟了，就变成一种极为调皮的庄稼。高大的父亲突然被豆粒滑倒了，疼得哎哟哎哟叫唤。父亲抓起一把豆粒，看了看。父亲看大豆的神情，如面对神明。父亲用骂人的话亲切地骂了一句大豆。
我八九岁，我四弟五六岁。我的年龄决定，我必须认认真真地捶豆子。弟弟就不同了，大人虽也塞给他一根棍子，但干不干，谁也不管。他一心一意玩，捉蜻蜓，捕蚂蚱，玩豆子。
瞧，弟弟又闹出什么故事了？弟弟忽然把头像个拨浪鼓一样甩来甩去，又像得了羊角风一样不由自主地打转转。你瞧，俺弟弟干了一件多么有创意的事——他把一粒新豆塞进耳朵眼里去了。一开始，他悄悄地用一截草棒往外掏，想把新豆掏出来，可是越掏越深。他又蹦又跳，想把豆粒甩出来。豆粒钻进人类的耳朵眼里，必定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不可能轻易出来。爹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娘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加上我都轮流着瞅了瞅。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敢再掏了，越掏越往里走，必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到了“赤脚医生”那里，“赤脚医生”郑重下结论道：俺治不了，最好去界湖（中国沂南县县城）。
界湖？爹娘一听这个，头都大了。界湖，头不疼，脑不热，什么病也没长，还要去沂南县人民医院？前几天，邻居家大爷差点病死了，都没去界湖。爹伸出一根手根，狠狠地在弟弟头上戳了一下，说：自作自受，让豆子在老四的耳朵里待着吧。
最初的不适和恐惧过后，弟弟很快安之若素，照样玩他的。晚上睡觉时，娘特别叮嘱弟弟把有豆粒的这个耳朵朝下，母亲怕豆粒越走越深。早晨，娘醒来就去摸弟弟的头，却发现酣睡中的弟弟早就把有豆粒的一面朝上了。
弟弟和新豆相安无事。过了5天，10天，还是20天，不清楚。一天深夜，全家人都在睡梦之中，弟弟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号啕大哭。娘赶紧划一根洋火（火柴），点亮洋油灯（煤油灯）。弟弟捂着有新豆的那只耳朵说疼。娘用全家唯一的“电器”——手电筒照弟弟的耳朵，娘说：俺娘，俺娘，豆芽都冒出来了。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豆子是有灵魂的，有生命力的，它生长的欲望是一定要表达的。对豆子来说，人类的耳朵眼可算得上是一片狭窄却肥沃的福地，豆子的灵魂在这里醒来是不奇怪的。新豆吸收了弟弟身体里的水分养分，膨胀了，发芽了。“我要开花，我要长大。”这样的愿望哪粒大豆没有呢？
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安慰弟弟说：等天亮了，爹就带你去界湖。
天亮了，爹用自行车载着弟弟去了三十多里外的界湖。界湖，梦幻一般的界湖，听说那里有一条全用柏油铺的路，路两边电线杆上都挂着电灯泡，不论多么黑的夜晚大街上都贼亮贼亮，家家锅台边都有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淌水……
我从未去过向往中的界湖，比我小很多的弟弟却去了界湖。
太阳要落山了，爹和弟弟还没回来。有人从界湖给捎来了惊人的口信：弟弟的病界湖治不了，爹和弟弟当天就去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临沂。据说，新豆已和肉长到一起了，需麻醉才能取出，因在脑部，一般麻醉不敢用，需一种特殊麻醉才行，而沂南县人民医院没有那种麻醉法。
临沂，临沂，那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人类之城，它差不多是耸立在我想象中的天边。
一个又一个夜晚，我们那一群小伙伴坐在村头石桥上，面对着星空和大地，以儿童式的苍茫情怀，谈论着中国、苏联、美国、阿尔巴尼亚、世界、宇宙、黄继光、邱少云、毛主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我们谁也没去过临沂。一个年龄大些的伙伴指着南方天空下一团隐隐约约的光亮说：看，那就是临沂。城市有电，农村无电，广大无电农村包围着有电城市。所以在那时的夜晚，上百里外数百里外能看见城市之光。
爹和弟弟从临沂回来了。我揪住弟弟瞅他的耳朵。弟弟的耳朵看不出任何变化，但我觉得弟弟已非从前的弟弟，弟弟已是去了界湖、见过临沂的弟弟，弟弟的身上凭空多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弟弟能对我讲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从心底里羡慕弟弟。
一粒豆子的力量真是不小呀，它一下子就把我弟弟顶到了界湖，顶到了临沂，让弟弟见了大世面，让弟弟知道了什么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老师说了，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饭后一个苹果的日子。
刚打下的新豆还放在一个大笸箩里晒着。我站在天井里抓玩新豆。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颗新豆端详着。我想：我也往耳朵眼里放放试试，我一定不会像幼稚的弟弟一样让它进去。我捏紧豆粒，在耳朵眼里放一放，拿出来，放一放，拿出来。再往里一点，再往里一点。忽然，豆粒失去了手指的控制，进去了。手指还能摸到它，但已捏不着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敢随便动了。我悄悄到母亲的针线筐里找到一根针，心想用针肯定能把它挑出来。可是，豆粒这东西太调皮了，或者说它太喜欢人类的耳朵眼了，我扎一下，豆粒就往里跑一点。这粒新豆完全遵循弟弟那粒新豆的轨迹，到达了同样的秘境。如果弟弟那一颗是历史上进入人类耳朵的第一颗，我这颗就是第二颗了。可是弟弟堪称一个天才，我却是一个蠢材。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一遍遍问弟弟治“病”的过程。弟弟烦了，说：三哥，你犯了神经病啊你？我只好对弟弟说了实话。弟弟说：三哥，你这纯粹是找死啊你。天才与蠢材的界限太分明了。
爹知道了这事。爹什么也不说。爹一把将我拽到身边，拧着我的耳朵往里瞅。爹看见了那粒大豆。爹把他的大脚抬了起来。爹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爹对倒在地上的我说：老三，你这个鳖羔子，你也想去界湖、去临沂逛逛，是吧？你死了这条心吧。
生产队长吹响了召唤人民公社社员出工的哨子，爹扛上铁锨，大步流星地走了。
大人们都出工了。我也有我必须要做的工。我拿上镰刀，挎上筐，去沂河割猪草。
耳朵里的这颗大豆，令我眼里的山河异色，生机全无。草中的蝈蝈不好玩了，水中的鱼儿也无趣了。猪草割满了筐，我无力地躺在一团洁净的沙丘上。脑袋触着细软如绸的沙，我忽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豆子弄出来。我试着把有豆粒的那一侧脑袋朝沙丘摔去，一下，又一下，摔得越来越猛，摔得天旋地转。
蒙山高，
沂水长，
老三俺把脑袋摔在沙丘上。
摔呀摔呀摔呀摔，
一定要把豆粒摔出来……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粒金黄的大豆从本老三的耳朵里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