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机器的奴隶

越深入杰克逊手臂事件，我越不能自拔。血淋淋的证据确凿无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我在大学里的所学所感好都那么虚无缥缈。除了一些只能存在于书本中，关于生活、社会的美好空洞理论，我什么也没学到。但我现在是真正地见识到生活了。杰克逊的手臂就是生活的真实。厄内斯特的话在我脑海中回响着：“事实，大伙儿，不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鲜血上的，这事实是那么可怕，天方夜谭一样。可是有杰克逊在，我几乎无法摆脱他。就像指南针总是会指向北方一样，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到他那里。他受到了虐待，白流了鲜血，却没有得到一点赔偿。只是为了更多的利润。我认识很多自以为是的人，高兴地拿着浸染了杰克逊鲜血的分红。如果整个社会对一个人受到的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充耳不闻，那么还有多少这样的惨剧不为人知？我记得厄内斯特说过，芝加哥女工辛苦劳累一周才挣得九毛钱，还有他描述过南方纺织厂中的童工。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由于过度劳累而苍白无力的双手，从这样的手中压榨出了血，织出了我身上的衣服。我还看到希艾拉工坊，看到自己的礼服上也染着杰克逊的鲜血。我脑海中始终无法摆脱萦绕着杰克逊的身影，不管我想什么，总能想到他。

我在内心深处隐隐感觉到我正站在悬崖边。一个骇人的新启示即将降临。不只是我自己，我的生活都将经历一番可怕的变革。还有我的父亲，我能察觉到厄内斯特对他的影响。之后便是主教。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气色非常不好。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眼神中有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据我所知，厄内斯特遵守了诺言，正向主教展示着人间地狱。但主教到底都见到了地狱的什么场景我便不得而知，因为他太过震惊而无法描述所见所闻了。

我曾经有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厄内斯特就是始作俑者。我还想到：“我们的生活在他出现之前曾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平静”。但下一秒便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对事实的背叛。厄内斯特在我堕落之前挺身而出，作为真理的使徒，使金光闪闪的弓，与上帝的天使们并肩战斗，无所畏惧地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战，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于水火。眼前紧接着又闪现出另一个形象——基督！他也代表了底层受压迫的人民，对抗着代表固有旧势力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但我记得基督最终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担心厄内斯特，他会不会也注定要以这种方式谢幕？他连同他那些迫切陈词、雄厚嗓音，还有他满身的男子气概？

就在那时，我知道了我是爱着他的，一心只想要抚慰他。我想到他的生活，那肯定是邋里邋遢、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生活。我想到他的父亲，为了他编造谎言、偷鸡摸狗、劳作至死。而且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去了工坊做工！我现在只期望能抱他在怀里，置他的头脑于胸口——他的脑中思索着那么多想法，肯定早已疲惫不堪。我就让他这么歇着，只是让他歇一歇，为他提供一个放松释怀的温柔乡。

一次在教堂礼拜的时候，我遇见了英格拉姆上校。我们熟识很多年了，我很了解他。我将他困在了橡胶树的大叶子后面，但他可没意识到被困。和往常一样，他一见我便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身上散发出绅士风度。他的为人有修养、学识渊博、聪明绝顶，并且处事考虑周到。他单凭外表就可以算得上是社会上一位高贵杰出的人物。和他比起来，学校里那些受人尊敬的老学究们都会显得俗不可耐，渺小得不值一提。

但我发现即使是这样风光的英格拉姆上校竟然会被束缚在冰冷机器上，绑在滚动的齿轮上，没了自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提杰克逊时，他脸上的表情：富有涵养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一下子换上一副可怕扭曲的表情。和詹姆斯·史密斯那时一样，我警觉起来，怕他要伤害我。但英格拉姆上校并没有骂出口。可能这就是他和工人们仅有的区别吧。他以智慧而闻名，但此刻他显然没有那么智慧。他悄悄地瞄向旁边的大路，策划逃跑。但他被橡胶树和宽大的叶子给困住了。

噢，他听到杰克逊的名字就感到恶心。我怎么能提起这事呢？他可不欣赏这个玩笑。我的品位可真差，是我没考虑周全。难道我不知道他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个人情感的吗？他去上班的时候是要把个人情感丢在家里的。在办公室，他只有职业素养。

“杰克逊是否应该得到赔偿？”我问。

“是的，”他答，“这件官司，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他应该得到赔偿。但这与法律层面毫无关系。”

他又耍起滑来了。

“那告诉我，公平与法律有关系吗？”我问。

“你这句话问得有问题。”他笑着说。

“二者有何关系吗？”我问，他点点头，“我们理应通过法律手段伸张正义？”

“这是自相矛盾的。”他反驳道，“我们的正义确实得到了伸张。”

“这都是你的个人观点，是吧？”我问。

英格拉姆上校脸红了，通红通红的，再一次焦急地寻找出口逃跑。但我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动不动。

“告诉我，”我说，“如果一个人将个人情感置于职业素养之下，这种行为可以归为对人类精神的摧残吧？”

我没有得到回答，英格拉姆上校落荒而逃——他折断一片叶子，跑了。

接下来，我去找了报社。我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地给报社写了篇关于杰克逊官司的文章，既没有控诉这件事的意思，也没有表示出指控与我谈话之人的意愿，因为在文中都没有提到他们。我仅仅描述出了事实：杰克逊在工坊里多年的工作，为了保护机器免受损害而遭遇的事故，还有他现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三家本地报纸和两家周刊回绝了我这篇通讯稿。

但我找到了帕西·莱顿。他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投身报业，现在正为三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社做实习记者。当我问他为什么报社压下任何有关杰克逊的报道时，他笑了。

“新闻审查制度。”他说，“我们和那些玩意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主编说了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我问。

“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十分紧密，”他回道，“如果你赞助了广告费，就不会看见这些东西出现在报纸上。如果有谁敢偷偷刊登这些，那就得丢饭碗。除非你付的广告费是普通价的十倍，不然别想发表出去。”

“那你自己奉行的是什么制度？”我质问道，“看起来你的作用就是按照上司的意思歪曲事实，而你的那些上司都是奉了企业之命。”

“我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说这话时，他开始局促不安起来，但可能突然想到了借口，“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未写过任何不实的东西。以我自己的良知，保持了一身的正气。当然，在很多时候这都是违背工作要求的。但，你看，这就是我的工作呀。”他像个受了伤害的孩子似的。

“但你还希望有天能坐在主编的位置上，贯彻审查制度。”

“到了那时我会变得冷漠无情。”他答。

“但你现在还没冷漠无情啊，告诉我，你现在对新闻审查制度是怎么想的？”

“我不去想，”他急声答道，“如果想要在报界取得成功，就不能去碰那些底线。这就是我付出很多之后所学到的。”

然后他便自作聪明地点了点头。

“但正义呢？”我继续追问到。

“你不懂这个游戏的规则。当然有正义，因为你读到的都是正义的，难道不是吗？”

“含糊其辞，真可笑。”我嘀咕着，同时也为他的青春感到心痛，真是哭笑不得。

透过这个社会的表象，我开始看到了其可怕的本质。好似在杰克逊身上有场心照不宣的阴谋在上演着。我同情那个爱抱怨的律师，他能如此勇敢地站出来为杰克逊打官司，却输得那么惨。这阴谋越发的庞大起来，不仅是针对了杰克逊，还针对着所有在工坊里因工受伤的工人们。如果这阴谋针对着这个工坊里的所有工人，那又有何理由不针对着别的工坊、别的工厂里的所有工人呢？事实上，这难道不是整个工业的普遍规则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谎言。我被自己的这个结论吓得退缩了。这太可怕、太吓人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杰克逊就在那里，他的手臂就在那里，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服，在我家屋檐上滴着。还有像他说过的，“成百上千”的“杰克逊”就在那里，我逃不掉。

我见到了威金森和泼顿维斯两位先生，他们持有希艾拉工坊的大部分股份。但我无法像撼动其他束缚在机器上的人那样，撼动他们的想法。我发现他们有着高于常人的道德准则。我称其为贵族或者奴隶主的道德准则【32】。他们空谈着大政方针和对政策与正义的理解。对我则好像慈父般地在教导我，指点我的青春和年少无知。他们是我在调查中遇到的最顽固不化的人，十分确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正确、不容任何质疑。他们自信自己才是当今社会的救世主，为大众带来了幸福。但可悲的是，正是他们的费尽心机导致了工人们的苦难生活。

见过两位“主人”后，我遇到厄内斯特，便向他讲了我的遭遇。他高兴地看着我说：

“真的，这挺好，你开始为自己去挖掘真相了。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论出的结果，还是很正确的。在这部巨大的工业机器里面没有人是自由的。资本巨头们看似是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不是。请注意我这爱尔兰话【33】。你要知道，‘主人’们确信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正确。但这就是事情的荒谬之处。他们被自己这性子绑得太紧，不会做出一件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来。他们的行为必须得到认可。”

“当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当然是生意上的，他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理念，或宗教的、或道德的、或科学的、抑或是哲学的，能够使事情名正言顺的理念。之后他们才会继续着手做这件事。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暴露出人类的一个弱点，就是想法通常由欲望而生。不管他们想要做什么，总是要得到认可。他们是肤浅的怀疑论者，阴险狡猾。认为即使做了错事，这错也会变成对。支持他们存在的一个有趣又显而易见在唬人的说法是，他们在智能和效能方面要高人一等。因此，由他们来掌管人们的面包和黄油的行为就得到了认可。他们又重新搬出国王分封权利的那一套来——对他们来说，当然只是商界的国王【34】。”

“他们的缺点就在于他们只是商人，而不是哲学家，不是生物学家，更不是社会学家。如果他们是，那所有事情就会好得多。一个既是商人又是生物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人，可能会知道什么事对人们来说是好事。但在商业之外，这些人都是愚蠢的。他们只了解做生意，不了解人们和这个社会。而他们还高高在上，自诩为掌握着成千上万食不果腹贫民命运的仲裁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掌管着剩下的那些成千上万将要饿肚子的人们。历史终有一天会笑看到他们受到严厉惩罚。”

与威金森太太和泼顿维斯太太谈完后，我并不惊奇于她们的反应。她们只是上流社会【35】的名媛。房子就是她们的宫殿。她们还有很多处住所，散布在全国各地，在山里、在湖畔、在海边。她们由众多仆人服侍着。社交活动异常的混乱，让人摸不到头脑：同时资助大学和教堂，还为那些给她们屈膝卑躬的牧师们散财【36】。这两个女人手中的钱就是她们的力量，能够买通人心的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大。听了厄内斯特的话，我很快便想通了。

她们将丈夫制得服服帖帖，讲起政策和富人们的责任义务来也头头是道。她们有着和丈夫一样的道德准则——他们那个阶级的准则。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们其实是不知自己所云为何物的。

当我告诉她们杰克逊家糟糕的境况时，二人表现得很不耐烦。我觉得她们是不会给他施舍点什么了。她们还告诉我，她俩可不用谁来教育她们社会责任。当我淡淡地提出请她们帮助杰克逊的时候，她们也同样淡淡地拒绝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我分别找她们，一人并不知道我与另一人谈过话，但得到的回答却大同小异：她们都很直白地表示不会为别人的粗心大意买账；换句话说，她们绝不会为这场事故掏钱接济因工受伤的可怜人。【37】

这两位女士是真诚的，但她们沉浸在对自己阶级优越性的自负中了。以她们所处阶级的道德准则来评判，她们的所作所为却是无可厚非的。当我乘车离开泼顿维斯太太雄伟的大宅子时，回头望了一眼，想起厄内斯特所说的：她们也被束缚在了机器上，但她们束缚得太紧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