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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明一统志》:“四宝堂在徽州府治,以郡出文房四宝为义。”这所谓郡,是指歙县。其实歙县并不以笔名,世所称“湖笔徽墨”,湖是指浙江省旧湖州府,不过徽州的文具四远驰名,所以通常均以四宝之名归之。宋苏易简撰《文房四宝谱》五卷,是最早记述文房四宝的专书。《牡丹亭·闺塾》:“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长生殿·制谱》:“不免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是“文房四宝”一语沿用已久。

凡是读书人,无不有文房四宝,而且各有相当考究的文房四宝,因为这是他必需的工具。从启蒙到出而问世,离不开笔墨纸砚。现在的读书人,情形不同了,读书人不一定要整日价关在文房里,他可能大部分时间要走进实验室,或是跑进体育场,或是下田去培植什么品种,或是上山去挖掘古坟,纵然有随时书写的必要,“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的那种排场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至少文房四宝的形态有了变化。我们现在谈文房四宝,多少带有一些思古之幽情。

《史记》载:“蒙恬筑长城,取中山兔毛造笔。”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毛笔是蒙恬创造的,蒙恬以前没有毛笔。有人指出这个说法不对。毛笔的发明远在秦前。甲骨文里没有“笔”字,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没有笔。殷墟发掘,内中有朱书的龟板(董作宾先生曾赠我一条幅,临摹一片龟板,就是用朱墨写的,记载着狩猎所得的兽物,龟脊以左的几行文字直行右行,其右的几行文字直行左行,甚为有趣)。看那笔迹,非毛笔不办。民国初年,长沙一座战国时代古墓中,发现了一支竹管毛笔,兔毛围在笔管一端的外面,用丝线缠起,然后再用漆涂牢,是战国时已有某种形式的毛笔了。蒙恬造笔,可能是指秦笔而言。晋崔豹《古今注》已有指陈,他说:“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造笔,即秦笔耳。’”所谓秦笔,是以四条木片做笔杆,而不是用竹,因为秦在西陲,其地不产竹。至于我们现代使用的毛笔究竟是始于何时,大概是无可考。韩愈的《毛颖传》不足为凭。

用兽毛制笔实在是一大发明。有了这样的笔,才有发展我们的书法画法的可能。《太平清话》:“宋时有鸡毛笔、檀心笔、小儿胎发笔、猩猩毛笔、鼠尾笔、狼毫笔。”所谓小儿胎发笔,不知是否真有其事。我国人口虽多,收集小儿胎发却非易事。就是猩猩的毛恐怕亦不多见。我们常用的毛是羊毫,取其软,有时又嫌太软,遂有“七紫三羊”或“三紫七羊”或“五紫五羊”的发明。紫毫是深紫色的兔毫,比较硬。白居易有一首《紫毫笔乐府》:“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可见紫毫一向是很贵重的。我小时候常用的笔是“小毛锥”,写小字用,不知是什么毛做的,价钱便宜,用不了多久不是笔尖掉毛,就是笔头松脱。最可羡慕的是父亲书桌上笔架上插着的琉璃厂李鼎和“刚柔相济”,那就是“七紫三羊”,只有在父亲命我写“一炷香”式的红纸名帖的时候,才许我使用他的“刚柔相济”。这种“七紫三羊”,软中带硬,写的时候省力,写出来的字圆润。“刚柔相济”这个名字实在取得好。我的岳家开设的“程五峰斋”是北平一家著名老店,科举废后停业,肆中留下的笔墨不少,我享用了好多年,其中最使我快意的是毛笔“磨炼出精神”,原是写大卷用的笔,我拿来写信写稿,写白折子,真是一大享受。

常听人说:善书者不择笔。我的字写不好,从来不敢怨笔不好。可是有一次看到珂罗版影印的朱晦庵的墨迹,四五寸大的行草,酣畅淋漓,近似“笔势飞举而字画中空”的飞白。我忽有所悟。朱老夫子这一笔字,绝不是我们普通的毛笔所能写出来的。史书记载:“蔡邕诣鸿都门,时方修饰,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因归作飞白书。”朱老夫子写的近似飞白的字,所用的纵然不是垩帚,也必定是一种近似刷子的大笔。英文译毛笔为brush(刷子),很难令人满意,其实毛笔也的确是个刷子,不过有个或长或短或软或硬溜尖的笔锋而已。画水彩画用的笔,也曾有人用以写字,而且写出来颇有奇趣。油漆匠用的排笔,也未尝不可借来大涂大抹一幅画的背景。毛笔是书画用的工具,不同的书画自然需要不同的笔。古代书家率多自己造笔,非如此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据说王右军用的是兔毫笔,都是经过他自己精选的赵国平原八九月间的兔子的毫,既长而锐。北方天气寒冷,其毫劲硬,所以右军的字才写得那样的挺秀多姿。大抵魏晋以至于唐,以兔毫为主,宋元以后书家偏重行书,乃以鼠毫、羊毫为主。不过各家作风不同、用途不同,所用之笔亦异,不可一概而论。像沈石田的山水画,浓墨点苔非常出色,那著名的“梅花点”就不是一般画笔所能画得出来的,很可能是先用剪刀剪去了笔锋。

毛笔之妙,固不待言,我们中国的字画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赖有毛笔为工具。不过毛笔实在不方便,用完了要洗,笔洗是不可少的,至少要有笔套,笔架笔筒也是少不了的。而且毛笔用不了多久必败,要换新的。僧怀素号称草圣,他用过的笔堆积如山,埋在地下,人称笔冢,那是何等的豪奢。欧阳修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之学书,那又是何等的困苦。自从科举废,毛笔之普遍的重要性一落千丈,益以连年丧乱,士大夫流离颠沛,较简便的自来水笔、铅笔,以至于较近的球端笔(俗谓原子笔)、毡头笔(俗谓签字笔)乃代之而兴。制毛笔的技术也因之衰落。近来我曾搜购“七紫三羊”,无论是来自何方,均不够标准,都是以紫毫为心,秀出外露,羊毫嫌短,不能与紫毫浑融为一体,无复刚柔相济之妙。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有穷亲戚某,略识之无,其子索钱买毛笔,云是教师严命,国文作文非用毛笔不可,某大怒曰:“有铅笔即可写字,何毛笔为?”孩子大哭而去。画荻学书之事,已不可行于今日。此后毛笔之使用恐怕要限于临池的书法家和国画家了。

古时无墨。最初是以竹梃点漆,后来用石墨磨汁,汉开始用松烟制墨,魏晋之际松烟制墨之法益精,遂无再用石墨者。魏韦诞的合墨法:“以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簁于缸内……醇烟一斤以上。以胶五两,浸梣皮汁中。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枚。益以真珠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簁。都合稠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日……重不得二三两。”古人制墨,何等考究。唐李廷珪为墨官,尝谓合墨一料需配真珠三两,玉屑一两,捣万杵。晚近需求日多,利之所在,粗制滥造,佳品遂少。历来文人雅士,每喜蓄墨,不一定用以临池,大多是以为把玩之资。细致的质地,沉着的色泽,高贵的形状,精美的雕镂题识,淡远的香气,使得墨成为艺术品。有些名家还自己制墨,苏东坡与贺方回都精研和胶之法。明清两代更是高手如云。而康熙乾隆都爱文墨,除了所谓御墨如“三希堂”“墨妙轩”之外,江南督抚之类封疆大吏希意承旨还按时照例进呈所谓贡墨,虽然阿谀奉承的奴才相十足,墨本身的制作却是很精的,偶有流布在外,无不视为珍品。《红楼梦》作者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也有镌着“兰台精英”四字的贡墨,为蓄墨者所乐道。至于谈论墨品的专书,则宋有晁季一之《墨经》、李孝美之《墨谱》,明有陆友之《墨史》等,清代则谈墨之书不可胜计。

墨究竟是为用的,不是为玩的。而且玩墨也玩不了多久。苏东坡诗:“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苕溪渔隐丛话》:“东坡云:‘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将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固无恙。’……”墨之精品,舍不得磨用,此亦人之常情。民初北平兵变,当铺悉遭劫掠,肆中所藏旧墨散落在外,家君曾收得大小数十笏,皆锦盒装裹,精美豪华。其形状除了普通的长方形圆柱形等之外,还有仿钟、鼎、尊、磬,诸般彝器之作。质坚烟细,神采焕然。这样的墨,怎舍得磨?至于那些墨上镌刻的何人恭进,我当时认为无关紧要,现已不复记忆了。

书画养性,至堪怡悦,唯磨墨一事为苦。磨墨不能性急,要缓缓地、一匝匝地软磨,急也没用,而且还会墨汁四溅。昔人有云:“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懒洋洋的磨墨是像病儿似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过也有人说,磨墨的时候正好构想。《荆溪林下偶谈》:“唐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也许那磨墨正是精思的时刻。听人说,绍兴师爷动笔之前必先磨墨,那也许是在盘算他的刀笔如何在咽喉处着手吧?也有人说,作书画之前磨墨,舒展指腕的筋骨,有利于挥洒,不过那也要看各人的体力,弱不禁风的人磨墨数升,怕搦管都有问题,只能做颤笔了。

笔要新,墨要旧。如今旧墨难求,且价高昂。近有人贻我坊间仿制“十八学士”一匣,“睢阳五老”一匣,只看那镂刻粗糙,金屑浮溢之状,就可以知道墨质如何。能没有臭腥之气,就算不错。

蔡伦造纸,见《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一〇五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一名宦官,亏他想出以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造纸的原料各地不同,据苏易简《纸谱》说:“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人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多是植物性纤维,就地取材。我国的造纸术,于蔡伦后六百多年传到中亚,再经四百年传到欧洲,这一伟大发明使全世界蒙受其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文人最重视的纸是宣纸,产自安徽宣州,今宣城县,故名。《绩溪县志》:“南唐李后主,留心翰墨,所用澄心堂纸,当时贵之。而南宋亦以入贡。是澄心堂纸之出绩溪,其著名久矣。”按近人考证澄心堂,在今安徽绩溪县艺林寺临溪小学附近,与李后主宫内之澄心堂根本不是一个地方。李后主用绩溪的澄心堂纸,但是他没有制作澄心堂纸。宫中燕乐之地,似不可能设厂造纸。《文房四谱》:“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百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杪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整如一。”澄心堂纸幅大者,特宜于大幅书画之用。不过真的澄心堂纸早已成为稀罕之物,北宋时即已不可多见。《六一诗话》:“余家尝得南唐后主之澄心堂纸……”视为珍宝。宋刘攽(贡父)诗:“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名宁复得,就令得之当不识!”如今侈言澄心堂,几人见过真面目?

旧纸难得,黠者就制造赝品,熏之染之,也能古色古香地混充过去,用这种纸易于制作假字画蒙骗世人。这应该算是文人无行的一例。故宫曾流出一批大幅旧纸,被作伪的画家抢购一空。

宣纸有生熟之别,有单宣夹贡之分。互有利弊,各随所好而已。古人喜用熟纸,近人偏爱生纸。生纸易渗水墨,笔头水分要控制得宜,于湿干浓淡之间显出挥洒的韵味。尝见有人作画,急欲获致水墨渗渲的效果,不断地以口吮毫,一幅画成,舌面尽黑。工笔画,正楷书,皆宜熟纸。不过亦不尽然,我看见过徐青藤花卉册页的复制品,看那淋漓的水渲墨晕,不像是熟纸。

文人题诗或书简多喜自制笺纸,唐名妓薛涛利用一品质特佳的井水制成有名的“薛涛笺”,李商隐所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大概就是这种纸。明末盛行花笺,素宣之上加以藻绘,花卉、山水、人物,以及铜玉器之模型,穷工极妍,相习成风。饾版彩色的《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可推为代表作。民初北京荣宝斋等南纸店发售之笺纸,间更有模印宋版书之断简零篇者,古色古香,甚有意趣。近有嗜杨小楼剧艺而集其多幅戏报为笺纸者,亦别开生面之作。

自毛笔衰歇之后,以宣纸制作之笺纸亦渐不流行,偶有文士搜集,当作版画一般的艺术品看待。周作人的书信好像是一直维持用毛笔笺纸,徐志摩、杨今甫、余上沅诸氏也保持这种作风。至于稿纸之使用宣纸者,自梁任公先生之后我不知尚有何人。新月书店始制稿纸,采胡适之先生意见,单幅大格宽边,有宣纸、毛边、道林三种。其中宣纸一种,购者绝少,后遂不复制。

砚居四宝之末,但是同等重要。广东高要县端溪所产之砚号称端砚,为世所称,其中以斧柯山的石头最为难得,虽然大不过三四指,但是只有冬天水涸的时候才可一人匍匐进入洞口采石,苏东坡所说“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可以说明端砚之所以珍贵。

与端砚齐名的是歙砚,产地在今之江西婺源县(原属安徽)之歙溪。如今无论是端砚或歙砚,都因为历年来开采,罗掘俱穷,已不可多得,吾人只能于昔人著述中略知其一二,例如宋米芾之《砚史》,高似孙之《砚笺》,以及南宋无名氏之《砚谱》等。

历代文人及收藏家多视佳砚为拱璧。南唐官砚,现在日本,《广仓研录》以此砚为所著录名砚百数十方拓本之首,是现存古砚之最古老最珍贵者。宋人苏东坡的有邻堂遗砚及米芾的紫金砚等都是极为有名的。所谓良砚,第一是要发墨,因其石之质地坚细适度,磨墨不费时,轻磨三二十下,墨沉浓浓。而且墨愈坚则发墨愈速,佳砚佳墨乃相得而益彰。除了发墨之外还要不伤笔,笔尖软而砚石糙则笔易受损。并且磨起不可有沙沙的声响。磨成墨汁后要在相当久的时间内不渗不干。能有这几项优异的功能便是一方佳砚,初不必问其是端是歙。

我家有一旧砚,家君置在案头使用了几十年,长约尺许,厚几二寸,砚瓦微陷,砚池雕琢甚细,池上方有石眼,左右各雕一龙,做二龙戏珠状。这个石眼有瞳孔,有黄晕,算不算得是“活眼”我就不知道了。家君又藏有桂未谷摹写的蝇头隶书汉碑的拓本若干幅,都是刻在砚石上的,写得好,刻得精,拓得清晰,裱褙装裹均极考究,分四大函。张迁、曹全、白石神君、天发神谶、孔宙……无不具备。观此拓片,令人神往,原来的石砚不知流落何方了。

我初来台湾,求一可用之砚亦不易得。有人贻我塑胶砚一方,令人啼笑皆非。菁清雅好文玩,既示我以其所藏之《三希堂》法帖,又出其所藏旧砚多方,供我使用。尤其妙者,菁清尝得一新奇之砚滴,形如废电灯泡,顶端黄铜螺旋,扭开即可注水,中有小孔,可滴水于砚面或砚池,胜似昔之砚蟾。陆放翁有句:“自烧熟火添香兽,旋把寒泉注砚蟾。”我之新型砚蟾,注水可长期滴用,方便多多。从此文房四宝,虽不求精,大致粗备。调墨弄笔,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