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城市精细化治理背景

第一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治理运作的动力机制嬗变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集权和问责的不断强化，我国地方政府运作的原有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或削弱，“懒政”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政府的高效运作，如何重构地方政府运作的动力机制成为当下政府治理研究的迫切议题。已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作为的地方政府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厂商型政府”“政权经营者”和“地方发展型政府”，地方政府的积极探索不仅创造性地落实了中央的改革战略，也激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正因为此，发端于邓小平时代的分权化改革非但没有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反而通过释放地方政府自主性和灵活性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的政权建设。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问责惩戒的要求。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对于曾有的“分权-激励”式央地关系模式，中央和地方之间更多地呈现出了“集权-问责”的逻辑。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被压缩，并更多地被赋予了政令执行者的角色，地方政府的“懒政”与“不作为”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在此，探讨新的驱动地方政府运作的动力机制成为当下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本章在回顾我国地方政府运作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动力机制的新变化，并以上海实施的大调研活动为分析对象，期望揭示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运作动力机制嬗变的新特征，为理解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逻辑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