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理学立国，以《大学衍义》治国”的明代政治生态

人们知道，“宋以礼教立国”（顾炎武语）；元乃“马上得之，马上治之”，最无制度；明承纲纪荡然之后，立国定制，皆在太祖（朱元璋）之世。太祖《求言诏》自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试与群雄并驱，十有七年，艰难万状，方得偃兵息民，称尊海内，纪年洪武。”⁽¹⁾可谓历经“革命”，得国之正，“足与汉唐相配”⁽²⁾。但太祖有明教背景，出身游方僧人，得天下后，唯恐权力旁落的“自私惨刻”之怪杰本性暴露无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大明”时代，作出了不少空前绝后的“创举”。如果说，赵宋王朝开国，就以“陈桥兵变”为鉴，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实行君臣“同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为宋代道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良性“政治生态”；那么，朱明王朝开国则“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不衷古制”，《大明律》之外，又立《大诰三编》，明文规定“寰中大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方孝孺不归顺朱棣（成祖）而被“诛十族”（九族之外又加门生朋友一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疆而死者不可胜数，可谓最惨烈之典型；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之外，又有凌驾其上的“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亦称“治狱”）等，皆为“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也。所以《明史·刑法志》编纂者有感而发：“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³⁾这就是有明一代一切权力“归于内”的特务政治秩序。

如果说，这是建立政治秩序的创举，那么与一代政治相表里的教育制度（“学官之路”）必有更值得观察的创举。自古帝王建国君民，莫不“教学为先”。三代盛时，“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自家以达于天子、诸侯之国，莫不有学。汉武帝始兴“太学”（“国学”），唐始创立“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而“其法皆未具”。迄于明初，“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朱元璋诏谕臣下：“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至十五年，“盖天地无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史家称道：“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⁴⁾而天下府州县设学，尤开前古所未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⁵⁾

这一创举之意义，还在于学校与科举合一制度的确立。应科举者必出自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把学校规定为造就人才之正路。科举试士，以八股为文体，专取朱子集注的《四书》和程、朱、胡安国等传注的《五经》命题。至永乐年间，又废注疏不用，特颁布胡广等奉敕编纂的《四书》、《五经》、《性理》三部《大全书》为“试士之法”（科目）。此后“八股”取士便成为五百年明清诸朝选拔人才之特制，明代学术已坠入到“善则足以福斯民，不善则足以乱天下”的“秀才学术”阴霾之中（《泾野子内篇》卷之二十二）。从而导致了有明一代“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的学术惨局⁽⁶⁾。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此可谓有明开国世道学术之蜕变，冯从吾则用“周家以农事开国，我国朝以理学开国”（《少墟续集》卷三《首善书院志序》）概括之，并承袭王恕、吕柟诸儒“举业”与“德业”相统一的关学思路，主张“只消转念，不消易业”，视“德业”为“举业之目标”，以拯救这一儒学蜕变，为关中学子，亦为整体明儒规范了一个“学政不二”的“理学士人”身份，其意义匪浅。（《冯少墟集》卷二《疑思录序》）所以，我在《漫谈关学》的访谈录中曾说：“真正以理学立国的是明朝。朱元璋虽是小和尚出身，但他以理学立国，以《大学衍义》治国，却是一个和尚皇帝作出的创举。”⁽⁷⁾

其实，这完全是朱明王朝的政治需要，前贤已有详论，这里不再赘述。现需细加追究的是，“以《大学衍义》治国”同吕柟、冯从吾对关学的重构有无关系。据陈建《皇明通纪》卷三记载：太祖与群臣定议在金陵“立宗庙社稷，建宫阙”时，特命侍臣书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于宫殿两厅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明史·儒林传》首列金华大儒《范祖干传》称：朱元璋下婺州，召见祖干，“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此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由此可见，朱元璋开国，不仅有明确的“以《大学衍义》治国”之理念，而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为天下先。此即有明一代“政教合一之日”（孟森语）。可是，以后的皇帝就不同了，多半是言行不一，不解儒家“修齐治平”的笃实之学。最典型的是宣德皇帝，他颇事游猎玩好，“经筵之典未甚兴，讲学之功少有程度”，巡按江西的监察御史陈祚“驰疏劝上经筵进讲《大学衍义》”，“非有大故，不可间歇”。按照宋儒的说法：“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程颐语）而太祖开国就取消了宰相制，实行三公，至宣宗已不兴经筵之典，又自命文字功夫甚高，览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似乎深知宣宗的特殊心理，立马顿首劝解说：陈祚乃“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史称“帝意稍解”，怒气略消，将陈祚合家十余口“悉下锦衣卫狱”，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⁸⁾酷刑如此，比之太祖遍书《大学》、成祖御修《大全》而时时省览之意，真堪一叹：宣宗不知儒学，反以务习圣学之儒臣为藐己，儒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政与教不得不分！公卿士庶犹知受教于理学纯儒，于是儒臣士大夫理学家讲学之风，由此而兴。孟森说：“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⁹⁾宣宗之后，诸朝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上视臣如家奴、如寇仇，下畏其君而视同秦越，君臣上下交争，多为争意气，而非争是非，且愈演愈烈，构成了终明之世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

处于暴政高压和“薄俸”虐待之下的明代士人，往往“有闻则起，有言必诤”（王夫之语），于是创建书院、聚徒讲学，自然就成为从京师到地方，几乎所有士大夫理学家群体对应这一“君德日荒”，“群小”、“戾气”充溢的畸形时代唯一符合儒业的生存活动方式。关学正是经历了以吕柟、冯从吾为代表的几次讲学高潮后，才被重新建构确立的，他们的遗著既真实地记录了关学重构的过程，也是关学重构的结果。所以，对他们遗留下来的关学典籍进行清理简择、校勘标点和研究编纂，集之大成，就成为我多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学术目标。现以吕柟、冯从吾的遗著为典范，略作如下说明。

(1)　（明）朱元璋：《求言诏》，《明太祖集》卷第一，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3页。

(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3)　以上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32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书名及页码。

(4)　《明史·选举一》，第6册，第1686页。

(5)　《国学论衡》，第五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　《明史·儒林传序》，第24册，第722页。

(7)　《国学论衡》第五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8)　《明史》卷一六二《陈祚传》，第14册，第4401-4402页。

(9)　参见《明清史讲义》上册，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