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主教与明清楚辞学史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传播新知的作用。这种文化交流在当时楚辞学界亦有体现，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传教士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中国文化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始的标志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到中国传教。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对欧洲传教士来华活动评价道：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¹⁾

传教士来华活动主观意图在于传教，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播新知与促成文化交流的作用。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欧洲传教士来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

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熊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李凉庵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中国智识界与外国智识界相接触，晋唐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²⁾

西方传教士来华，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文化，而且传播了大量西方的科学知识，使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新。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受到西学影响，据熊月之统计，从明代徐光启算起，到乾嘉学者阮元，名留史册者竟有150余人，除了康熙皇帝等政治家外，仅学者就有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江永、戴震、焦循、阮元等。⁽³⁾

随着东方与西方文化“直通车”的开启，《楚辞》研究也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楚辞》与天主教之间的历史渊源，最早由著名史学家陈垣（1880—1971）揭示出来。陈垣发现这个问题，得益于一段机缘。他经英敛之（1867—1926）介绍与德籍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相识，他得知鲍氏正在从事《楚辞》翻译与研究时，甚感惊讶，促使他留意《楚辞》注解传统与西洋宗教文化的联系。⁽⁴⁾后来他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中说：

忆民国十一二年间，英敛之先生介绍余与鲍润生司铎相识，云鲍正翻译《楚辞》。余甚为惊讶，以天主教与楚辞不易发生关系。惟明末西士阳玛诺著《天问略》，后刊入《艺海珠尘》，“天问”二字，实本《楚辞》。雍正间《山带阁注楚辞》《远游》、《天问》诸编，引用利玛窦、阳玛诺、傅汎际、汤若望之说，为天主教与《楚辞》发生关系之始，盖已二三百年于兹矣。⁽⁵⁾

蒋骥（1662—1735）《山带阁注楚辞》“采摭书目”中列有利玛窦《天主实义》《几何原本》、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寰有诠》、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西洋新法历书》，全书未见引用阳玛诺《天问略》，此与陈文稍异。但是，陈垣先生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西方传教士从明朝末年就开始接触并研究《楚辞》；二是清代学者采用西洋学说解释《楚辞》。此后台湾学者苏雪林（1897—1999）《天问正简》指出“《楚辞》学者采用西洋天文的学理来解释《天问》的‘九重天’”。⁽⁶⁾台湾学者张勤莹指出清代《楚辞》学者注解中“天重数”与传教士论调的关系。⁽⁷⁾两位学者主要讨论“天重数”问题，观点精当，但未全面涉及楚辞学史。本章尝试沿着陈垣先生的研究角度，再作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