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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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

——诗仙酒仙与饮酒诗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白的地位和知名度,离不开诗与酒。他既是天才诗人,又是“酒中仙”,李白亦曾以“酒仙翁”自诩(见《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而且诗与酒是密不可分的,诗与酒的结合便是“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晚唐人郑谷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钟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读李白集》)似乎认为李白所有的诗都是酒后之作,固然未免夸张。但是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他一日不能无酒,有酒便有诗也几乎是事实。如何看待李白的饮酒和饮酒诗?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云:“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大体认为李白是“借酒浇愁”。借酒浇愁是有的,但并非仅此而已。李白饮酒,也有“嗜其酣乐”的成分,也有其他比“借酒浇愁”“嗜其酣乐”更复杂的成分,是值得予以探讨的。

酒之为物,是一种对人类具有二重消费意义的特殊消费品:一方面,它是比布、帛、菽、粟等基本生活资料更高等级的物质消费品;另一方面,又因其能引起人的心理愉悦而成为一种精神消费品。就这个意义讲,饮酒,或曰酣乐,乃是普通人的一种正常生活享受需求,尤其是精神生活的享受需求。酒还有一种属性,就是饮酒达到一定量时,会刺激大脑皮层,使人进入精神亢奋甚至迷狂的状态,即醉态。在充满矛盾和斗争、欢乐与痛苦的现实社会中,为了感情的发泄或感情寄托的需要,人们有时要凭借饮酒来寻求精神刺激,从而使饮酒在人生享受意义的基础上,又获得对于人精神生活的新意义:愉悦、兴奋和遣愁作用。从积极方面说,这两种作用都高于人生需求中的“享受”层次,而与人生需求中的“发展”层次有关:前者可以激励人在发展过程中上升时的追求热情,后者可以排解人在发展过程中受挫时的精神痛苦。

世俗的饮酒,常常停留在“享受”的低层次上。不仅如此,它还会畸形发展,达到沉湎曲糵、醉生梦死的地步。孔子在《论语》中所谓的“不为酒困”(《子罕》)、“唯酒无量,不及乱”(《乡党》),反映了儒家酒文化中庸、平和的特色,即对世俗饮酒的某种节制。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文人的饮酒固不同于世俗的饮酒,常常也不受儒家节制饮酒的束缚,如有名的魏晋之际“竹林七贤”的饮酒。李白的饮酒也是如此。但李白的饮酒又不同于任何传统时代任何一位文人的饮酒,他的饮酒乃是盛唐繁荣富足的社会生活、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盛衰转换之际的政治背景与其独异的个性相结合的产物。他的饮酒和饮酒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后世人概括为“太白遗风”就是明证。

盛唐时代,由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以及政治的开明、思想的解放,在文人群体中形成了两种风尚:一是渴望建功立业,希图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不甘平庸、寂寞地度过一生;二是追求人生的快意和生活的乐趣,纵乐遂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前者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发展”的需求,后者体现了他们对人生“享乐”的需求,二者兼得互补,构成了盛唐知识分子完美无缺的人生观,而纵酒饮乐,正是这种人生观的综合表现:饮酒既满足了他们的享受欲望,又鼓舞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还为他们提供了在人生各种际遇下宣泄感情的最佳形式。作为盛唐时代领袖群伦的特异之才李白,把这种知识分子的时代风尚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他高唱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要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另一方面,他又高唱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要实现人生的美好享受。盛唐诗人中,没有谁把纵酒之乐写得比李白更淋漓尽致、更美妙动人的了。然而,李白又不仅仅是以酒纵乐,当他把功业理想和创造激情灌注到饮酒之乐中时,他的饮酒就以其进取精神远不同于世俗的饮酒;当他借了酒的力量进行美妙绝伦的诗歌创作,并且在其饮酒诗中进行无所顾忌的情绪宣泄、对压抑者进行恣意反抗时,他的饮酒就不但冲破了儒家文化的桎梏,而且超越了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位文人。

李白的饮酒诗所渲染的,首先是富有诗意的饮酒场景,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市井饮酒: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

银鞍白鼻,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

这里,我们摄取了李白诗中描写市井饮酒一组有共性的场景,即饮于长安胡姬酒店的场景:这里有“清若空”的美酒,有容貌如花的胡姬,人们一边饮酒,一边听乐观舞。这种众美俱集的饮酒场面,是极富有时代特征的美好生活实景,如同一幅幅画面,使后世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其次,是对数杯入唇后富有诗意的心理感受的描写,其饮酒的基调是畅朗、宽舒的: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

乡愁和别绪,原是古代文人最敏感的两种情绪,但在李白的饮酒诗中,前者化为乌有,后者也变得非常轻淡,仅成了诗中抒情的陪衬而已。

李白饮酒诗中,关于酒作用于人心理的愉悦感受的诗很多。无论春夏秋冬,或是花前月下,或是独酌、二人对酌,或是聚众轰饮,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饮酒的心理又呈现出多样性,但无一例外地都能传达出层出不穷的美感。酒可以使诗人平常的心理变得愉悦起来,使本来就愉悦的心理变得更加炽烈。酒是诗人亲密无间的朋友,常常引导诗人进入美妙无比的愉悦境界。下面一首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对酒的赞美之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己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首》其二)

李白所抒发的这些饮酒的心理感受,是酒对人的精神愉悦效应的诗化表现。这些感受,事实上并非李白所独有,而是存在于人们日常的饮酒活动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其饮酒实践中都会有程度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日常饮酒,本质上乃是平民化、大众化的。李白的这一类饮酒与大众平民不同之处在于,他能从日常饮酒之乐中提炼出丰富的诗意,将其引向高雅的审美境界,并十分完美地用诗的形式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所以李白的这一类饮酒,来自于世俗饮酒,又超越了世俗饮酒。

饮酒之乐和人生享受的满足,仅仅是李白饮酒诗表现的最基本、最凡近的浅层次意义,作为“酒仙”的李白,独特个性和卓异品格并不主要表现在这一层次上。李白的饮酒使后人为之倾倒,并使后人望尘莫及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他的“一斗诗百篇”。这就要从人生“发展”的意义上认识李白的饮酒和饮酒诗了。

“李白一斗诗百篇”,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发出的赞美。对于李白在醉酒中奇迹般地发挥其智慧才能的现象,应作如何解释呢?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有云:“晦于曲糵,畅于文篇。万象奔走乎笔端,万虑泯灭乎樽前。”寥寥数语,道出了个中三昧:李白在醉中其所以文思最畅,是因为酒的兴奋效应在发挥作用。在酒的刺激下,诗人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一方面,平日困扰诗人的各种世俗虑念和现实利害关系都被淡化或忘却,思维活动的理性制约明显松弛,此即“万虑泯灭乎樽前”;另一方面,人的主观精神扩张开来,创作灵感和想象力变得异常活跃,通常心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种种奇妙形象,甚至是幻象联翩而至,此即“万象奔走乎笔端”。诗的本质,正是凭借激情和想象的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饮酒和酒醉正是诗歌创作的特殊契机。醉中为诗,往往造成奇妙的诗境,这种诗境又总是呈现着纵情恣肆的豪迈气象,这是酒对世俗万虑的抑制作用和对创作的兴奋作用双重效应与诗人豪放性格相互鼓动、相互促进的结果。奇妙的想象与豪迈的格调,构成了李白饮酒诗中大醉之作的基本特色: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

豪气横溢,妙想无端,不可思议,又不可效仿。这样的诗,恐怕诗人自己在酒的兴奋作用解除后都不可重复为之。诗仙兼酒仙的李白,恰好在此时把他的艺术才能发挥到一种绝妙的境地。李白有很多诗是在饮酒过程中、大醉状态下写出来的,妙语如泉涌,人们所熟知的奇特想象之语、大胆夸张之语、瑰丽比喻之语,多是酒后的产物。酒这种享受之物,在李白那里竟成了他艺术创作的动力。郭沫若说,李白的“好诗,多半是醉后做的”,“千斛酒的力量”,于李白“好像得到了百万雄兵”[1],这些都是了解李白的知音之言。

醉中为诗,而且愈是醉中,诗愈作得好,可以说是从人生“发展”意义上认识李白饮酒和饮酒诗的第一层意义。那么,李白的以酒的兴奋效应来鼓舞他在广泛的社会事业中的进取精神,则可以是从人生“发展”意义上认识李白的饮酒和饮酒诗的第二层意义。

李白一生的事业有二:一为作诗,一为从政。主要的人生目标还是从政,但李白从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在漫长的追求过程中,李白经历了一次次希望的幻灭,遭受过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在命运面前,他产生过痛苦,也有过消极和悲观。但他又总是能从痛苦和悲观中解脱出来,重整旗鼓,继续奋力前行。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过程,始终与痛饮狂歌相伴随。当然不能把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归结为酒,但酒作为一种兴奋剂,作为李白精神力量的一种辅助力量,曾经在某些重要时刻对他产生过精神鼓舞作用,却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他的饮酒诗《梁园吟》为证: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如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这是李白开元间“一入长安”干谒失败后游梁、宋期间所作的一首诗。以上数句写他的豪饮,接下来,发了一通思古之幽情,不禁感慨万端,至于“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酒越喝越多,大脑皮层越来越亢奋,就在诗人“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之际,他忽然振作起来,在诗的结尾朗声高唱道:

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是酒的神妙力量在李白身上一时间发挥了作用。又如《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一诗: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这是李白流夜郎遇赦还归江夏后所写的一首诗。将近六十岁的诗人在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大难后,从政的幻想、创作的激情与对酒的渴望一起燃烧起来。酒的力量,使诗人在艺术创作和从政理想两条道路上的“发展”瞬间,同时到达了顶点。

李白的饮酒和大醉之后的最出色表演,是他在权贵面前表现的那种桀骜不驯、无所顾忌、蔑视一切的狂放气派。传统社会里,你要建功立业,免不了依附朝廷和权贵,就得委屈自己,把个性消融到上层社会能够容忍的共性之中去;反之,你如果不肯放弃个性,改变自我,就注定不被所容,在权力场中碰得头破血流。李白最显著的个性特征是爱好自由,崇尚本真而不堪羁束。当保持个性与消融个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饮酒以及至于大醉作为李白精神力量的辅助力量,每每使他的个性得以伸张,并迸射出异样的光彩。天宝初年的待诏翰林,就是李白经历的这样一场个性与现实之间的冲撞。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在朝期间“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杜甫《饮中八仙歌》亦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传说中李白沉醉金殿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恶作剧式地羞辱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完全是可能有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资料证明,李白与权贵抗衡、斗争的方式,无例外地都是饮酒和酣醉。李白有诗云:“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云:“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李白一方面以酣醉为武器与权贵抗衡、斗争,当坚守自我与追求功名二者不可得兼时,李白最后选择了酒,即自由。李白晚年有名的饮酒诗《江上吟》,郭沫若说“是诗与酒的联合战线,打败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贵的凯歌”[2],诚然是如此。

从精神上看,李白以饮酒与酣醉战胜了富贵和权势;事实上,李白是现实斗争中的失败者,因为他追求的人生价值,除了诗歌创作以外,终于遭到了毁灭,因此他不能没有痛苦,没有忧愁。为了排解痛苦、发泄郁愤,酒的遣愁效应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即范传正所说的“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昏以自富”就是在酒的沉醉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和满足。

李白以酒遣愁,在他的饮酒诗中往往出现两种极端境界。

一种是遣愁效应极佳的境界,即李白所说的“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月下独酌四首》其四)。人们熟悉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就是这种境界的典型。这首诗本是遣愁之作,但愁却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空灵美妙的诗情。全诗格调潇洒旷达,天真烂漫。形成这种动人格调的深层因素,则是诗人以酒遣愁时那种积极的强者精神。

但是,“花间一壶酒”这种境界毕竟不可常得,以酒遣愁一旦不果,则无异于火上浇油,就会产生负效应,即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愁绪既然排遣不得,按李白的性格,又不能把它压在心底,要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于是就出现了李白饮酒诗中以酒遣愁的另一种极端世界,一种以酒泻愁、郁愁怨愤猛烈喷发的狂烈境界。其特点是充满不平和反抗情绪,挟带着诗人巨大的感情力量,如《玉壶吟》:“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诗人总是这样以狂饮冲开感情的闸门,引出一番愤怒的滔滔倾诉。愤怒达到极点时,甚至表现为一种破坏欲。如《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的末尾:“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以酒泻愁的最完美形态是诗中只见狂饮的讴歌、磅礴的大气和纵横的豪情,情绪的本源——愁和愤懑往往为之敛迹和消散,代表性的诗篇就是《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的开篇竟成了表现黄河伟大形象的千古绝唱,并且获得独立的生命,千百年来被人们赞美高歌。这真是李白饮酒诗创作的奇迹。这绝不仅仅是以黄河奔流不息比喻人生岁月的流逝,而且是以天地间最壮美的形象来显现一种非凡的气势和力量。这种气势和力量充盈于全诗,举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狂饮哲学,“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狂饮欲望,以及“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偏激和“但愿长醉不愿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放浪,皆在开篇气势和力量的鼓动下,显示出生命力的奔涌,显示出诗人个性的豪放和超迈。这首诗几乎没有起伏,通篇都处在高潮中,直至诗末“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浩叹,仍如洪钟巨响,震人心魄。饮酒诗中的饮酒境界,至此真可谓空前绝后的了。

饮酒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是世俗的饮酒、高雅的饮酒,或者外化为艺术创作型的、诗歌创作型的饮酒,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消极的成分,李白的饮酒及其饮酒诗也是如此。但不能据此即视李白的饮酒为颓废行为,视李白的饮酒诗为无谓的狂放。


[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3页

[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