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塌了，遗踪难觅

宣统三年（1911）末，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复出，转年任民国大总统，家人多随迁至北京，洹上村则受到官方保护，京汉铁路为洹上村专设一个简易车站。

民国五年（1916）底，袁世凯忽然想起养寿园，他选出十六张园景图片，编成《养寿园图》相册，并写了一跋：

余于己酉、庚戌岁，养疴安阳，负郭辟园，尚饶佳趣，命名曰养寿。策杖弄舟，游观自得，宁静旷远，有足乐者。辛亥改政，迫于安危，暂弃林泉，勉膺大任，四年于是，日不计暇，追怀洹水，时复惘然。因捡旧有摄景十六帧，重治一册，偶加披览。倘国基底定，付托得人，或可躬历，以偿优游之愿尔。洹上渔翁跋。

跋文后面，是他广为流传的独自披蓑垂钓的照片。跋文隶书，细审或系袁克文代笔。

此时的袁世凯，正处在帝制自为的紧要关头，却突然想念起养寿园里的时光，流露出倦政求退的愿望，岂非咄咄怪事。不用多想，这是他又一次将养寿园作为政治表演道具，玩起戏弄舆论的把戏。他自称“偶加披览”，图册却洗印多册，分致中外，就是一个小小旁证。

袁世凯《养寿园图》跋文，自署洹上渔翁

袁世凯在有生之日终究没能回到养寿园。第二年，他在举国声讨中死去，灵柩被运到安阳，葬在洹上村东偏，就是今日的袁林，算是实现了“遗愿”。

袁世凯身后，遗属多居天津，洹上村虽也有人居住，已开始走下坡路，到袁克文撰园志时，已经“园圃云荒”。这样的状态也没能保持很久，1927年，冯玉祥第二次主政河南，次年即将袁世凯在彰德的产业作为逆产没收。洹上村先由军队使用，7月被用来开办彰德高级中学校（后更名为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养寿园也被改为平民公园。

就在这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当年即决定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来安阳筹备，在为考古队寻找办公场所时发现了养寿园。在写给蔡元培、杨铨的信中，李济说：

铁道之东约半里为袁世凯旧宅，号为洹上村，现已收没入官。驻军一营，旅长马法五领之，隶庞炳勋师长（驻彰德）。一部分房屋现拨归新成立之彰德高级中学。其花园将改为平民公园，花园中有房屋数间；中央研究院可暂借为彰德办事处。此事济已探询，一有公文，即可接洽就绪。此处离小屯村只三四里路，且有军队保护，为一极好之办事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就这样，养寿园的房舍在1929年春由河南省政府借给中研院，作为历年殷墟发掘团的办公处所，服务了第一次至第八次发掘，直到1933年发掘队停工，房子被军队占用，这才退出考古工作。能以这种方式为中国学术做出贡献，养寿园足以不朽了。

在安阳工作期间，董作宾曾记下养寿园改为平民公园之后的景象：

“三民同乐”可以说是洹上村平民公园里最时髦的标语之一。这公园到处表现着三民主义的精神。例如把一个虹桥油成蓝色，桥栏上嵌着青天白日的党徽，而题以“民权桥”三个大字；把亭子中间摆了一块石头，题着“民乐亭”；把五间大厅上悬块横匾，题着“民众俱乐部”之类，都是民国十八年春天平民公园的新建设。（《考古闲话》，见《大千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那个被油漆成蓝色的“民权桥”，显然就是卧波桥。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左起）在史语所安阳办事处（即养寿园）合影

实际上，除了细节改变，此时养寿园格局也遭到破坏，因洹上村住宅被改为中学，养寿园中部的宽阔平地，已改作运动场。百岁老人、河南大学教授王碧岑，1930至1933年在河南二高读书，1937年又应聘到这所学校教书，对洹上村十分熟悉。在《我记忆中的安阳洹上村》一文中，王碧岑回忆，从毕业到任教仅仅四年光景，洹上村的情况已坏得出乎意料，养寿园因不归学校管理，已颓败荒芜，内宅院也不断损坏，仅9月，就有一间教室和一间食堂的屋顶相继垮塌，把学生们吓成惊弓之鸟。

让洹上村彻底毁灭的，是接二连三的战争。1937年10月，安阳遭到日军轰炸，河南省立第二高级中学被迫停办。到抗战胜利，二高复校，校舍已破损得无法使用，修缮了几个月始能上课。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洹上村因紧邻机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于1947年毁于炮火，其残馀砖木，在50年代被拆取修建工人文化馆。如今，工人文化馆也早被拆除，养寿园这一见证了历史的“风雨会合之区”，终归尘土。

“洹上村”仅存遗物石刻匾额，现藏安阳博物馆